一

柏拉图是西方思想史上数一数二重要的政治哲人。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外行不一定了解很多，但都知道他所谓的“哲人王”。

柏拉图是思想王国中的王者，但他从来没当成现实中的哲人王。柏拉图父母两系都是雅典的政治世家，他本人年轻时就有从政之志，但当时雅典的政治情势相当混乱：长达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告终，“三十僭主”推翻了民主政制，但不久又被民众推翻，重新恢复了权力的民主派处死了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柏拉图对雅典政治的发展很失望，没有投身雅典政治，而是到各处游学，到过小亚细亚、埃及、意大利等地，学习哲学、天文、数学，考察各地的政制、法律，后来也边学边讲，吸引了一批年轻的追随者。其中一位名狄翁者，是西部强邦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一世的姻弟和大臣。通过狄翁的引荐，四十岁的柏拉图渡海到了西西里，试图说服狄奥尼修一世采用他自己心目中的良好政制。但僭主与哲学家的会见成为一场冲突，柏拉图差点儿被处死，虽经狄翁等说情免死，还是被当作奴隶卖掉。

经人搭救回到雅典后，柏拉图建立了名传千古的雅典学园。二十年后，狄奥尼修一世去世，狄翁拥立其子狄奥尼修二世继位，再次邀请柏拉图到叙拉古。六十岁的柏拉图不无犹豫，但最后还是前往。狄奥尼修二世雅好哲学和文学，起初颇为礼遇柏拉图。但在不久后的宫廷政治斗争中，狄翁被放逐；柏拉图虽被挽留，却处于近乎软禁的处境中，后来获准返回雅典，返回前还向僭主保证今后会重返叙拉古。几年后，为履行自己的保证，也由于狄奥尼修二世作出不久将允许狄翁返国的姿态，柏拉图第三次渡海到了西西里。这一次的情况并没有多少好转，两年之后，无功而返。此后十几年，柏拉图专注于学园的工作，未再卷入实际政治。这时，他名望甚高，多有城邦领袖前往学园向他讨教政治、法律方面的意见，学园弟子也有一些投入某些城邦的实际政治活动。

柏拉图的经历与我们的孔圣人颇多可比之处，虽说这两位所处的历史―政治环境迥然不同。孔子三十而立，此后，一边招收学生，一边到齐国求仕。齐景公不用，他又回到鲁国继续研修教书。当时鲁国的政治局势相当动荡，孔子似乎没有看到从政的良机，直到五十岁才做了官。后来做到司寇，做了些事情，如堕三都，诛少正卯，应是为了从三桓那里恢复鲁君的正统地位，但不知为什么，并不很受鲁君待见，做了一两年，就辞职了。此后到另几个国家求仕。

孔子很讲究“君君臣臣”，不过，他的忠君跟后世只有一个皇帝可供效忠不同，君臣之间是“双向选择”，此处不得明君不妨换一处试试。他在卫国、陈国得到过聘任，聘期都很短，余下大多数时候则颠簸于途，经历了不少险阻，陈蔡绝粮，受困于匡，还多次被楚狂接舆之类的隐者嘲笑。到晚年，孔子才再次返鲁定居，专注于编书教学。后面二十年，他的一些学生被这里那里聘作县宰之类，没谁在政场中有大作为。

二

柏拉图和孔子，各自是西方、东方最伟大的政治哲人。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能在现实政治中有所作为呢？

也许是未遇明主。鲁哀公不很像明主，孔子行相的时候恐怕就没给予充分信任。但孔子要遇的是什么样的明主呢？汉高祖？唐太宗？康熙皇帝？孔子期盼圣王，柏拉图尝试说服僭主，似乎他们都承认，得君才能行道。“得君行道”这话粗听还好，细听起来，倒好像政治―历史人物只是政治哲人的工具，忙活了一通，最后实现的是哲人的政治思想。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哪个君王会任自己成为思想的工具？我们只见过哲人被君王用作工具的，没见过君王被哲人用作工具的。汉武帝说是独尊儒术，但何尝是在行孔子之道？后人说，百代多行秦政制，也有人说，表儒里法，当时的皇帝自己说得客气一点儿：本朝制度，王霸杂用。这个“用”字用得好―儒家思想，好用的用，不好用的，朱元璋一声令下，就删了。政治―历史并不是实施政治思想的历史。

君主既然不会傻到变成哲人的工具，哲人何不取而代之，当真去当哲人王？仲尼不有天下，但让我们想想，仲尼若果有天下，真就能开出万世太平来吗？哲学家也有当了王的，最出名的是罗马皇帝奥勒留，一位优秀的罗马皇帝，如是而已。

孔子和柏拉图的从政以失败告终，这倒没什么，做事情总是有成有败的；可以一问的倒是，他们有过成功的希望吗？后世曾实现过孔子或柏拉图的政治理想吗？也许，哲人的政治理想太高远太完美了，在这个世界上并无实现的可能？但这么说，似乎是贬低了哲人，我们谁不会凭空想出一幅民富国强的美好图景？

哲人做不了王，万一做了王，也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王，究其缘由，最简单说，因为孔子与柏拉图一路的政治哲学与通常所说的、狭义的政治关系不大。狭义政治的第一要义是权力，第二要义是治术，而政治哲学的首要任务既不是权力，也不是治术。那么政治哲学何为？在于探究政治的目的或意义。政治的目的或意义是什么呢？用西哲亚里士多德的话说：保障人的良好生活。什么生活才是良好的生活？对不同的人群来说，是否有不同的良好生活？何种政治有助于维护和丰富人生的意义？何种政治制度最能保障良好生活？这些问题当然没有显而易见的答案，也因此，才有形形色色、不断发展的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也关心政体与治术，因为狭义的政治当然与人民是否过上良好生活深有关系，但它绝不能独力造就或维护之。商鞅、韩非、李斯对权力和治术的阐论远比孔子周密切实，而且，这些政术家颇有几个在现实政治中大有作为，虽然个人的结局不一定美妙。商鞅治秦之时，“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议论政治的，哪怕说好听话，也是“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诸如此类的律令推行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这也许可说是一片治世景象，可你就是看不到其中有人的自发的生活。

比较起曾皙所愿的“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比较起孔子到子游所治的武城，闻弦歌之声，我们便能看到，什么是有生活目的的政治，什么是凌驾于生活之上的政治。“良好生活”当然没有人人同意、亘古不变的标准，但大致离不开生计小康，社会宽松，庶民有爱心、有教化、有品格、有能力，简言之，大致就是为人父母希望儿女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很少有父母，哪怕是力主专制政治、自己喜欢告奸的父母，会希望儿女生活在“不告奸者腰斩”的社会里。

三

我恐怕，一向以来，人们有意无意之间，把政治哲学过多地跟权术和治术联系在一起。现在，我们若把政治的目的理解为保障人的良好生活，那么，这里所谓的政治就是极为宽泛意义上的政治。这种广义的政治，不独独是政治人物的事业。

良好的社会生活是由各种各样的其他活动一起来创造和维护的。这些活动，为方便计，不妨笼统称为文教。在孔子的想象中，古代圣王主要不是后世所谓的政治家，在三代大治之世，文教为主，狭义政治只起辅助作用。如果把孔子所谓德治，理解为狭义政治属下的一种治术，自然会觉得老夫子过于迂腐。孔子说到政，主要内容并不是今天的政治，而是今天的文教。萧公权所言不虚：孔子“认定政治之主要工作乃在化人，非以治人，更非治事。故政治与教育同功”。伯里克利称雅典为希腊的学校，其意相似。

哲人或有立功于当世之志，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他在哪儿都没干满三年，但干满三年就定能成就什么吗？他在鲁国当了一两年司寇，其他职位上干得更短，没留下斐然的政绩，了不得是个贤臣罢了。萧公权谓：“综孔子一生之事迹观之，其最大之成就不在拨乱反正，而在设教授徒。”我恐怕“最大之成就不在”云云，尚属溢美之词，孔子拨乱反正的事业，取得了多少成就呢？孔子被后世奉为“素王”，素王这称号，在我这种不谙古典的耳朵听来，似乎有点儿调侃的味道。哲人何必称王？无论哲人是否有立功于当世之想，但到头来，他主要的功绩还在于文教。孔子短短的从政生涯，别说对中国历史，即使对当时的政治格局，大概也没起过什么特别的作用。而孔子的礼乐思想，以及有孔门、孟子倡导的民本思想，塑造了中国政治的重要品格。政治―历史不是实施政治思想的历史，但若没有政治思想，所谓历史就只剩下一出出帝王将相的宫廷戏，谈不上有什么政治―历史。没有孔孟，两千多年中国的政治―社会不会是它实际所是的那个样子。政治哲学是思想，思想影响实践，但并不指导实践。

三代是不是像孔子说的那样，不得而知。我们倒是大致知道，在上古历史中，文教（包括宗教）和狭义政治不似后世区分得那样清楚。不管怎样，只要政治与文教分离（或用古话说，治统与道统分离），我就要说，一个国家不是单由政治人物领导的，而是由政治人物与文教精英共同领导的。欧洲很多国家的国政大厅两侧，一侧挂着该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一侧挂着哲人与艺术家，大致反映了这一观念。

张东荪有一段谈论历史和道德的话，颇可以与这里所欲阐明的观点相互发明。他在为梁启超辩护时说：“就历史来看与就道德来看，便很有不同的观点。就历史来说，（梁启超）诚然是一个失败，不必讳言。然就道德来说，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正是人格的表现。未可因其不济事而短之。假使梁任公预知革命之不能免，不作双方劝告，而专向一方烧冷灶，则他即变为投机分子，不成其为梁任公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句好话，但还不妨加个脚注：哲人绝非独自抱个理想不管它可为不可为，哲人的政治理想总是有现实意义的理想，它也许在现实政治中行不通，却可以让现实在更广更深的意蕴中呈现出来。具有现实意义与成功并不是一回事。

文教与政治各有相当的独立性，文教当然不能代替政治。王道派声称，只要施仁政于民，“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这不仅欺人，而且错认了自己的工作性质。统治者又哪有真信这个的？政治家即使当真倾慕文教，也不可能把文教放到第一位。因而，文教之业断然不能委托给狭义政治。至于君王哲学家，则是最最可怕的君王。雍正和斯大林不满足当皇帝，他们还有一套哲学，那些时代的文教于是格外凋敝。只要统治者把文教收入自己的管辖，就不用再谈论振兴文教了。政治人物总不免要把文教做成意识形态工具，即使客气一点儿的，也总是这样问：文教能为政治做什么？可怜我们的文化人也不脱此问，仿佛日夜在为统治者分忧。我们倒不如问：政治能为文教做点儿什么？因为良好的生活原本离不开文教昌盛。固然，如博丹所言，国家有身体，也有灵魂，灵魂是更高级的，不过，身体的需要更为紧迫。在紧急情势下，高级的需求须按情势紧急的程度在低级的需求面前让步，但一贯辖制文教的政治注定是恶劣的政治。

哲人原不为称王而生，王也替代不了哲人，一个有意义的政治体，须由政治与文教携手才能造就和维护。政治家是否优秀，除了他在狭义政治上的能力，还须以尊重文教独立的程度而定。有的历史学家不明此理，悖逆我们的直觉，把亚历山大大帝列于秦始皇之侧，把拿破仑列于希特勒之侧。至于自诩为思想者文化人而无限景仰那些残害文教的霸主，固不足与之语思想文化焉。 N7i6GYTOmTgkd8Iiu2JpD63XdtpxCuEdOsx97IASCpilc0S9GTxak9mg0SPfXQ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