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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做出一个道德行为，例如，孺子落水，你跳下河塘去救他，是否由于你认为这样做合乎道德标准（“道德”这个词早已被用得遍体鳞伤，没剩下多少健康之处，这里姑妄用之）？
这个问题，无论回答是或否，似乎都不太合适。跳水救人前若先考虑怎么做才合乎道德标准，难免显得有点儿算计。实际上，跳水救人的义人，媒体的话筒伸到他嘴边，多半回答说他当时什么都没想―我相信大多数情况下这是真的。但似乎也不能因此说他这样做出于道德本能。本能是指人人都会做出同样的反应，可碰上孺子落水，有人掉头不顾，有人围观，并不是谁都立刻跳下去救人。
跳水救人的义人当时什么都没想，主要也不是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来不及考虑。那些有时间从容考虑的事情，说义人是因为某种做法合乎道德标准所以那样去做，同样有点儿奇怪。要不要为灾区人捐款？捐多少？母亲病重，要不要放弃升职的机会回家守护？这些事情我们有时间考虑，实际上也会考虑。但若我去考虑的是怎样做才合乎道德标准，我不像有德，倒像个伪君子。古典小说里常把这号人物当成讥讽的对象。
我们要考虑些什么呢？我们是在自利和道德之间进行权衡吗？怎么权衡？如果我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就可以放弃道德考虑？这似乎不大好。那咱们是不是应当总把道德放在第一位？这似乎要求过高，我们谁敢说无论面对怎样的强暴，自己都会说真话，或挺身而出救助朋友，或救助遭受欺凌的人？
我们这样思考问题，难免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把道德维度从生活的其他维度如利益、情感等等抽离开来，把它们都放置到我们的对面来比较，仿佛我们是在考虑投资股市，把种种选择摆到自己对面一一加以权衡。然而，碰到生活中的困境，我们并不是把生活按照道德、利益、能力、情感等等格式划分开来，而是每一次依照具体情况来把整个情境分成不同的部分；我们也无法把道德标准完全放到我们对面加以考虑，而总是连同我们自己是什么人一道考虑。例如，我们其实无法脱离开自己的能力来谈论德性。拯救自己的灵魂也许无须自己有什么本事，但跳水救人需要，治病救人需要。爱上帝也许无须另有本事，爱你的孩子却需要你会换尿布、煮饭，读懂用药说明。
义人跳水救人，与其说他认为这样做是合乎道德标准的，不如说他依乎本性就跳水救人了。来得及考虑的时候，与其说我们在考量怎样做才符合道德，不如简单说我们在考虑：我应当怎样做？怎样做才是依乎我本性的做法？“依乎本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选择相对而言的―对这位义人来说，孺子落水的时候，他不是面对各种选择，孺子落水和跳水救人就像自然因果一样，自然而至必然，朱熹所谓“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考虑我应当怎么做，并不都是在对象面前挑挑拣拣，仿佛我是谁的问题早已解决；倒不如说，在生活的困境面前，即使看上去一个人是在各种外部可能性中挑挑拣拣，他也仍然是在透视自己的本性。谁达乎从心所欲的境界，事事率性而为，不再挑挑拣拣？
本性、自然、率性，这些词听来悦耳，却也是藏污纳垢之地。难道嫉妒不是人的本性？似乎，贪财贪色也是人的本性，欺软怕硬也是人的本性。日俄战争时，大毛子到咱们东北到处烧杀淫掠，我们却不好说大毛子自然率性吧？
一开始就不能把本性等同于人一生出来就有的东西。出于本性，与出于本能有别；本能是对环境的一一应对，而我们说到本性，说的却是首尾相连的整体性的东西。我喜欢举一个粗俗例子：尿憋了要撒尿，实在本能之至，你却一直憋到你找到厕所。除了本，还有性，唯把种种本能、感觉、欲望加以协调，才称得上本性。真性情人不是朝三暮四之人，率性不是颠三倒四。唯为事能执之一贯，才算有性格。
本能、感觉、欲望怎么才得协调？它们在与周遭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协调起来。幼儿想要糖果而不得，自然而然哭闹起来，我们哭闹却一点儿都不自然。成人的自然经教化而来―画画得天成，平衡木上旋转自如，对着麦克风谈笑自若。我们通过教化变得优秀，通过教化而有德。
既然是教化而后得，怎么能够说是“本”性呢，怎么能够说是本来既有的东西？这要从“教化”说起。
人们常把教化刻画为外部规范系统的“内化”。有权势的人，成人，用指令的形式把种种规范加给我们（例如不得酒驾）和孩子（例如不要骂人），我们由于惧怕警察或家长的惩罚遵守这些规范，日久成为习惯。这些习惯充其量是“第二天性”，还说不上是本性。但我们并非只从指令学习规范，指令之外还有说理―为什么不要骂人，为什么不得酒驾。无论什么道理，要让我们理解，就得联系到我们本来就懂得的道理上。说理与我们的“本然”有着密切的联系。
不过，我们都知道，说理在培养德性方面作用有限。德性上的学习，主要不靠在书房读书或在礼堂听课，而主要在向身周的典范学习，“就有道而正焉”。在德性领域，典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典范主要是通过默会方式起作用的。
然而，说到向典范学习，我们面对一个要紧的问题：我们身周有种种人种种行为，有的优秀，有的不优秀，我们怎么开始学习那些优秀的而不是去学习那些不优秀的？这显然首先依赖于我们大致都能分辨什么是优秀的什么是不优秀的，同时，依赖于我们认识到别人优秀就是认识到自己的缺失。分辨优秀与否不像分辨红和绿，优秀与否总是跟我们自己是什么人一道得到衡量的。达不到优秀，人就不是完整的自己，通过学习而变得优秀，是一个完成自我的过程。我们通过教化把东一个感觉西一个欲望塑造成整体，塑造成能够整体地自然行事的人。
亚里士多德说，一棵橡树的生长并不是茫无方向的，而是橡树本性的实现。人的生长也一样。我们并非靠一成不变保持本性，而是靠生长达乎本性。这个道理有点儿绕。为了教化朴素的头脑，古贤人往往取简易之法，把本然说成时间上最先摆在那里的东西―人之初性本善，最本真的人格是伏羲上人，最完美的政治是三代。其实，无论三代政治制度是否完美，我们都无法照搬，因为历史生活已经变化了。
本真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东西，它倒毋宁是某种新鲜的东西，我们搜集各种历史线索把它创造出来。只不过，这种创造与科技创造不同，它从来不是单纯的进步，而是在不断变化的情势中，创造出与以往的优秀卓越尽可能坚实的联系。
为鲜明起见，我们可以区分学习阶段和成人阶段。在学习阶段，我们的确常常需要考虑怎样做才合乎道德标准，而在成人阶段，人依其所成之性行动。对有德的人来说，德性是他的本性，是他的存在。跳水救人不是由于这样做符合道德规范，而是依乎自己的本性―唯这样做才是自然的，就像马燕红在高低杠上这样转身才是自然的。依乎本性行事即真，依乎本性行事之人即真人。
我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合乎道德标准，这不是道德行为的动机，而是学习有德之行的途径。如果它不是学习的途径而成为行为的动机，那么，这样做即使不尽是虚伪，至少相当虚伪。我们在一时一事上学习何为德行，是为了学做一个整体有德之人，做一个真人。若说科学之真在于合乎客观事实，那么真人之真，真性情之真，只能是合乎本性。有真人而后有自然的道德行为。
在这里，行为者的角度和评价者的角度是有区别的。义人跳水救人，从他自己来看，并不是为了符合道德标准，而是本性使然，行其“不能不然之事”；而从评价者来看，这个人是有其他选择的，他也可以溜之大吉，也可以围观。我们会说，他在诸种可能的做法中选择了有德之行。义人成为典范，但他不是为了成为典范做事情，他只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而已。想着怎么把自己做成典范，这颇有点儿古怪。
近代英国的政治方式成为后来很多国家学习和效仿的典范，但英国人不过是在解决自己的政治问题而已。性情中人并不是自己要率性，要真，他只是依乎其所是做他手头的事情。成心率性倒做作了，恐怕难得率性之爽。但在我们眼里，他是真性情，因为我们自己未达乎纯真，我们还在真真假假之中，要学着从真假莫辨的东西里挑出真的东西来。
当然，只有圣人才能完全率性，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我们凡人从来不曾达到自我与有德的完全融合。我们总还在学习。碰上孺子落水，或碰上比这更为紧急的事例，如突发地震，我们的确来不及考虑，你是“跑跑”，还是去援救他人，全系于你已经修成什么。而在较为从容的处境下，我们会去考虑自己应如何行事。这并不是在权衡道德标准和其他如自利、感情，等等，而是在整体地审视自己是个什么人。我们不是圣人，我们的存在，作为整体，对我们自己并不总是通体透明的，我们并不总是知道自己的本性是什么。
不过，尽管我们凡人一直达不到自我与有德的完全融合，由此我们可以说，人的一生是不断学习成长的过程，然而，我们大体上还是要像古人那样区分学与立。少年时期，人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我们向典范学习，以求能够学得像典范那样。成年之后，人的主要任务是做事。尽管我还想成就更高的自我，尽管这是个可嘉的愿望，但我大致就是这个样子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我愿成为什么，而是就我的所是来做事情。
性有品，分成三六九等。与其勉强去做那些自己的天性够不到的事情，不如依你所成之性，解决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成年以后，我们进一步的成长几乎只能以做事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