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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查德·瓦格纳

鉴于我们审美大众的特有性格,为了避开集中在本书中的思想可能带来的干扰、激动与误解,也为了能带着同样沉思的快乐 (这种快乐像灵感时刻的美好结晶,铭刻在每一页之上) 来写一篇前言,我设想着您,我最尊敬的朋友,在收到这本书时的情景。您,也许是在冬雪中的夜晚散步之后,看到扉页上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读到我的名字,然后便立刻确信:不管这本书的内容如何,作者要说的必定是一些严肃而迫切的东西。此外,他的一切感想都像是与您当面交谈一样,并且只能把适合当面交谈的东西记入书中。

有鉴于此,您将记得,当您那篇辉煌的贝多芬纪念文章问世之时,也就是在战争爆发时的震惊与庄严之中,我把这样的想法汇集到了这本书里。然而,有人可能认为,这种想法的收集是审美上的放纵而非爱国的鼓舞,是快乐的游戏而非勇敢的严肃。那这些人就大错特错了。在真正读完这本书后,这些读者会惊讶地发现——我们要讨论的是多么严肃的德国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真正置于德国希望中心的旋涡与转折点上。

然而,看到一个审美问题被如此严肃地对待,这可能会有点令人不快,因为他们认为艺术不过是一种娱乐的消遣,不过是系在“存在的严肃”上可有可无的鸣钟,似乎无人知晓这样的对立立场与“存在的严肃”有何关系。

那些严肃的读者可以把这作为一个告诫:我深信,艺术是人生最高的使命以及最本质的形而上学的能力。在这里,我要把这本书献给这样的人,献给在这条路上我的振奋人心的先驱们。

尼采 1871年底,巴塞尔 Ffe2bdPpLw2iqnzhJF8DoK8wKK0cI1PNm/sl/WS3izRopOIcGnLeFeMOxo1OMg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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