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想严格地检验一下,自己是属于真正审美听众抑或属于苏格拉底式批评家群体,只需坦诚地检查自己看到舞台上表演奇迹时的感受:他是感到自己那要求严格心理因果律的历史意识被侮辱了,还是做出善意的让步,承认这奇迹是孩子可以理解的但却与他自己疏远的现象,或者,他遭受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吗?这样的话,他就能确定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理解神话,理解世界的集中显现,而后者作为现象的浓缩,少不了奇迹。然而,可能的是,几乎每个人在严格检查下都能发现,自己被文化的历史批判精神腐蚀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只能以学术的方式,通过间接的抽象,才能相信神话在过去的存在。但缺失了神话,所有文化都会失去其健康自然的创造性力量。只有神话的视野才能让整个文化运动完整统一。神话首先拯救了一切想象力与日神的梦境,让它们免于漫无目的的游荡。神话的形象是未被注意的、无处不在的超凡守护者,在它的呵护下,年轻的心灵变得成熟,它的征兆帮助人为自己解读生活与斗争。甚至国家都明白,再没有比神话更强大的不成文法律了,它保证了国家与宗教的关联,保证了国家从神话概念中的发展。
通过比较,让我们现在描绘下未受神话教导的抽象的人、抽象的教育、抽象的道德、抽象的法律、抽象的国家。我们想想,那不受任何神秘神话抑制的艺术想象力的无规律的徘徊;让我们思考一种文化,它没有牢固神圣的发祥地,注定消耗掉一切可能性并无耻地从其他文化中汲取营养——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决心毁灭神话的苏格拉底主义的结果。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1483—1546年),德国教会牧师、神学教授,16世纪德意志宗教改革的发起者,促成了全欧洲的宗教改革以及基督新教的兴起。他将拉丁语的《圣经》译为亲民易懂的德意志语言,对教会与德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类似地,他也将只有唱诗班能演唱的新教赞美诗改善成了新教会众都能演唱的德语版本,并简化了复杂的乐谱,为欧洲的宗教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现在,没有了神话的人,总是饥饿难忍,站在所有过去时代的包围中,挖掘寻找自己的根,即便是不得不在那最遥远的古代去寻根。我们未满足的现代文化的巨大历史需要、对无数其他文化的聚拢、强烈的求知欲,这一切,倘若揭示的不是神话的丧失——神话家园、神话母体的丧失的话——还能是什么?让我们自问,这种文化狂热可怕的激动,除了是饥饿者饥不择食地抓取食物的贪婪外,还能是什么?这是一种不管吞食多少都无法满足的文化,甚至接触到最有益、最滋补的营养,也会把它们变成历史与批判的文化——谁又会想对这种文化有所贡献呢?
如果德国的民族性已经陷入这种文化而不可自拔或者与之相同,正如我们恐惧地看到文明的法兰西的情况那样,我们必定会对德国的民族性感到悲痛绝望。长期以来,法国人的巨大优势以及他们无比优越性的原因,也就是人民与文化的一致性,在我们看到这一幕时,为何会让我们感到庆幸:我们如此成问题的文化与我们民族性的高贵核心毫无共同之处?相反,我们的所有希望都渴望地伸向这样的认识:在这不安骚动的文化生活之下,隐藏着一种壮观的本质健康的原始力量,这种力量只在惊人时刻偶尔搏动,然后继续陷入憧憬未来苏醒的梦乡。正是从这样的深渊产生了德国宗教改革,而德国音乐的未来曲调也在它的赞美诗中第一次响起。路德的赞美诗,如此深沉、勇敢、有灵魂,如此充沛、美好、柔和,就好比春天临近时,从浓密的灌木丛中传来的酒神的诱人呼唤。那庄严而充满活力的酒神狂欢者的队列则竞相回应,我们为德国音乐感激他们,也为德国神话的再生感激他们!
我知道,我现在必须引导这位乐于助人的热心朋友到那独自沉思的高处,在那里他只有少数伙伴,我会鼓励他说,让我们紧紧跟随我们睿智的向导——希腊人。为了净化我们的审美认知,我们之前已经从希腊人那里借用了两位神的形象,它们各自统治着不同的艺术领域,通过希腊悲剧,我们意识到了它们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增强。在我们看来,这两大原始艺术冲动的强有力分裂,导致了希腊悲剧的衰落。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希腊人民族性的退化与变质,这唤起了我们严肃的沉思:艺术与人民,神话与习俗以及悲剧与国家之间的根本联系是多么必要、多么密切!悲剧的衰亡同时也是神话的覆灭。在那之前,希腊人总是不自觉地把所有经历直接同神话关联,并只通过与神话的关联来认识他们的经历。因而, sub-specie aeterni (从永恒之眼看来) ,甚至眼前的现在已立刻显现在他们面前,并在某种意义上无始无终。但是,丝毫不亚于艺术,国家也投入了这无始无终的洪流之中,试图摆脱现在的负担与贪婪,在其中安息。任何民族,包括个人,其价值的多寡完全系于它在自己经历上打上的永恒烙印的多少。这样,它似乎才能摆脱世俗,展示它对时间相对性以及人生的真正形而上意义的无意识的内在信念。
一旦一个民族开始历史地认识自己,摧毁周围的神话作品之时,相反的情况就会发生。那时,我们通常会找到明确的世俗化,从而同过去存在的无意识、形而上学以及所有伦理后果的决裂。希腊艺术,尤其是希腊悲剧首先延迟了神话的毁灭。为了能远离故土,毫无拘束地生活在思想、习俗与行为的荒原,人们就要把悲剧一并毁灭。甚至这个时候,形而上的冲动仍在追求生活的苏格拉底主义科学中,为自己创造一种衰落的美化形式。但是在低级阶段,相同的冲动只能导致一种狂热的探索,而这样的探索会逐渐在四处收集而来的混乱堆放的神话与迷信的喧闹中消失。然而,希腊人还是心平气和地坐在其中,直到他学会用希腊的快乐与轻浮遮掩着狂热,成为 graeculus ,或者完全靠某些阴暗的东方迷信来麻醉自己的头脑。
亚历山大—罗马古学在经过难以言说的长期中断之后,于15世纪再次复苏,自此之后,我们已经最显而易见地接近了这样的处境。 Sub specie saeculi ( 从当下时代的一切事物看来) ,我们遭遇了发展到高潮的过剩的求知欲望、不知满足地探索乐趣、巨大的世俗倾向,以及无家可归的徘徊,聚拢在别人饭桌前的贪婪、对现在的轻浮崇拜或无生气的疏离。这些相同的征兆,让我们从中得出了这种文化核心所缺少的东西,并想到了神话的毁灭。很少能持续成功地把异域神话移植到本土,而移植一般都会对树木本体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在某种情况下,它也许足够强壮健康,能够通过残酷的斗争消除异域因素,但这通常会加剧其病态、虚弱与凋零。
我们极为看重德国民族的纯洁而强健的核心,敢于期望它根除那些强制移入的异域因素,同时我们认为德国精神会重新意识到其自身。有人会认为,这种精神必须先从消除一切罗马因素的斗争开始,若是如此,他或许能从最近这场战争的胜利勇气与血腥的荣耀中,认出那外在的准备与鼓励。但他必须寻求一种内心的雄心壮志,以便总是无愧于这条路上崇高的奋斗者、路德以及我们伟大的艺术家与诗人。但是,让他永远不要相信,失去了家园之神、他的神话故土且没有一切德国事物回归的话,他还能进行一场类似的斗争。此外,如果德国人踌躇地环顾四周,寻找一位能把他带回那长期失落的家园的向导 (他几乎记不清回家的路了) ,那么,只需让他倾听那酒神之鸟狂喜诱人的召唤,它盘旋在他的头顶,想要为他指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