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这是一个永恒的现象：贪得无厌的意志总能找到一种方式，借助笼罩着万物的幻象，把它的创造物囚禁在人生中，强迫它们继续生存。有一种人，他们被苏格拉底的求知欲，以及知识可以治愈存在之永恒创伤的幻象所禁锢，另一种人，受眼前媚人的艺术面纱的诱惑，还有第三种人，受制于形而上的慰藉，认为在现象的旋涡之下流淌着永恒的生命——只字不提总在意志手中更常见且几乎更强大的幻象。这三个幻象阶段，只属于那天赋异禀的人，他们能深刻地感受到存在的重量与负担，必定让自己受惑于某种高雅的刺激物，从而忘掉自己的不快。我们所称为文化的一切都是由这样的刺激物组成的，此外，按照各成分的比例，我们拥有的主要是苏格拉底文化、艺术文化或悲剧文化之一。或者，允许提供历史的例证的话，那就是亚历山大文化、希腊文化或佛教文化。

我们整个现代世界被卷入了亚历山大文化之网中。它把理想称为得到最大知识力量武装的且为科学效劳的理论家，而苏格拉底就是他们的原型与始祖。我们所有的教育方法最初都是以此为目标：一切其他存在形式必须在它旁边挣扎地存在，就像是忍受某种并不想要的东西。让我们惊讶的是，有教养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以学者的身份出现。甚至我们的诗歌艺术也被迫从对学术的模仿中发展而生，而从韵律的主要效果中，我们还能看到，源自艺术试验的诗歌形式，使用的是非本土的真正博学的语言。浮士德，这个本身可被我们理解的现代文化人，在希腊人看来，是多么地不可理解：浮士德不知满足地闯入所有学术领域，因求知的欲望而献身于魔法与魔鬼；我们出于比较把浮士德放到苏格拉底旁边，以认识现代人开始预料到苏格拉底式求知的界限，因而渴望在苍茫的知识海洋上寻找彼岸。歌德有一次谈到拿破仑时，对埃克曼说：“是的，我的好朋友，还有一种行为上的创造力。” 他在用一种极为质朴的方式提醒我们，对于现代人而言，非理论家是某种难以置信的、令人吃惊的群体，因而，我们还需要歌德的智慧，以便发现，这样令人惊讶的存在方式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可以被原谅。

现在，我们不应该再回避隐藏在苏格拉底文化母体中的东西：乐观主义，认为自身无限强大的乐观主义。如果这种乐观主义的果实已然成熟，如果这种文化让整个社会从最底层开始腐烂，而社会因浮华的激情与渴望而颤抖，如果对一切事物的尘世幸福的信仰以及那对普遍文化素养的可能性的信仰，转变成一种对亚历山大式尘世幸福的迫切需求，转变为对欧里庇德斯式天外救星的召唤，那么我们不必对此感到吃惊。

我们应该看到，亚历山大文化要长久存在，需要一个奴隶阶级，但同时，它那乐观的人生观又否定了这一阶级的必要性，因而，当有关“人的高贵”与“劳动的高贵”之类诱导安抚人心的美好话语失去效力之时，它会逐渐走向那可怕的毁灭。一旦野蛮的奴隶认识到其中存在的不公正，并准备为自己甚至为所有世代复仇之时，这样的阶级就会成为最可怕的阶级。在面对这样具有威胁性的狂风暴雨时，谁还敢有信心求助于那苍白枯竭，基础已经退化成学术宗教的宗教？作为任何宗教之必要前提的神话，已经瘫痪麻木，甚至在这个领域，乐观主义精神——我们刚刚把它看作是社会毁灭的萌芽——已经取得了统治权。

当蛰伏在理论文化中的灾难逐渐开始让现代人感到害怕，他焦虑地从经验宝库中搜寻避祸手段，尽管他对这些手段并不相信。因而，当他开始预感到自己的具体结果——那有普遍智慧的伟大人物，极其认真地考虑运用科学本身的工具，指明知识本身的局限性与相对性，从而断然否定科学对普遍有效性与目的性的要求。他们的论证首次对幻想的概念进行了诊断，这样的概念假装能够借助因果定律探究事物最内在的本质。康德与叔本华的非凡勇气与智慧取得了最艰难的胜利，战胜了隐藏在逻辑本质中的乐观主义——那种我们文化之基础的乐观主义。这种依赖那显然毫无争议的 aeternae veritates （永恒真理） 的乐观主义认为，宇宙的一切奥秘都是可知、可探究的，并把空间、时间以及因果看作最具普遍有效性的绝对法则，而康德却表明，它们真正的作用只是把纯粹的现象——摩耶的作品，提升到唯一的最高现实之位，就好像它是事物最内在的真正本质，从而让任何对这种本质的真正认识变得不可能，用叔本华的话说，让梦想者睡得更酣甜 （《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 。

有一种文化随着这种认识而生，我冒昧地称之为悲剧文化。它最主要的特征：智慧取代知识成为最高的目标；它不受科学惑人的干扰，以坚定不移的目光通览世界，并试图以悲天悯人的热爱之情，视永恒的痛苦为自己的痛苦。让我们想象下这未来的一代，他们有着如此刚毅的目光，如此英雄般的抱负；想象一下那些屠龙者，他们迈着勇敢的步伐，怀着自豪的大无畏精神，拒绝那乐观主义的虚弱教条，以便勇敢地生活在充实与美满中。这种文化的悲剧之人，考虑到为了严肃与恐惧而进行的自我教育时，必定会渴望一种新艺术，那种形而上的慰藉艺术，从而渴望悲剧，就像渴望自己的海伦一样，并同浮士德一起喊道：

凭借我渴望的力量，
难道不该把最美的形式带到世间？
（歌德《浮士德》，7438—7439行）

但现在，苏格拉底文化只能用它颤抖的双手握住它那绝对真理的权杖，它在两方面动摇了：一是对那开始预感到自己结果的恐惧，还有就是失去了过去对其基础的永恒有效性的天真信心。这是伤感的一幕：看到他那活跃的思想冲向那新的形式，去拥抱它们，然后又战战兢兢，突然又放开它们，就像放弃梅菲斯特 和那诱人的拉弥亚 一般 （《浮士德》，7766行） 。这确实是断裂的征兆，众人习惯于把这断裂说成是现代文化的根本弊病，也即是理论家对自己的结果既惊恐又不满，再也不敢把自己交托给存在的可怕寒流：他畏怯地在岸边徘徊，他如此彻底地被自己的乐观主义观点所纵容，以至于他不再想要任何完整的东西，任何与自然界残酷事物有关的整体。此外，他感到，当以科学原则为基础的文化开始变得非逻辑，也就是它开始逃避自己的结果时，它就必定会崩溃。

我们的艺术揭示了这种普遍的危难：他徒劳地靠模仿依赖一切伟大的生产性方法与天性，徒劳地在现代人周围搜集整个世界文学，借此安慰自己；徒劳地把自己置身于所有时代的艺术风格与艺术家中间，从而让自己可以像亚当给走兽命名 那样给它们命名。从外表上看，他仍然是一位饥饿者、一个痛苦疲惫的批评家、一个亚历山大式人、一个根本上的图书管理员与校勘员，可怜地因书上的尘土与印刷错误而失明。 gIBtr09Br89pqq5hm9fQaGDZvVthfglzNGaxAIq2OIgzcc+lk8zSBJz7DrepmW/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