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让我们现在想想，苏格拉底的库克罗普斯之眼注视着悲剧，在这眼中那种艺术热情的美好疯狂从未闪耀过。让我们再设想下，这只眼为何不能以愉悦之心窥视酒神的深渊。那么，在柏拉图所说的“崇高而被高度赞扬”的悲剧艺术中，它必定窥到了什么？某种真正非理性的东西，无果之因抑或无因之果，并且整体多变、因素众多，以至于必定受到有理性之人的排斥，而对于敏感又易冲动的人，它又是危险的火种。我们知道苏格拉底理解的唯一诗歌形式：伊索寓言。此外，毫无疑问，他的反应带着那微笑的自满，正如那高贵的好人格勒特在《蜜蜂和母鸡》寓言中对诗歌的赞美：

从我身上，你看到了诗歌的用途
用形象说出真理
告诉那些智力不足的人

但对于苏格拉底，悲剧艺术似乎并没有说出真理，除了它不能向智力不足的人诉说之外，它也不能向哲学家诉说，这是让他远离悲剧艺术的双重借口。同柏拉图一样，他把悲剧艺术归为装饰艺术一类，其展示的只是令人愉悦的东西，而非有用的东西。因此，他要求他的信徒戒除并远离这种非哲学的诱惑。他如此成功，以至于那位年轻的悲剧诗人柏拉图马上焚烧了自己的诗作，以成为苏格拉底的学生。但在不可战胜的天才反抗苏格拉底教义之处，他的力量以及他的巨大人性的力量，总是足够强大到把诗歌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柏拉图本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可以肯定的是，他对一般悲剧与艺术的谴责，并不落后于他老师天真的冷嘲热讽。但是完全出于艺术的必要性，他不得不创造一种同他所拒绝的现有艺术形式直接相关的新艺术形式。柏拉图对旧艺术的主要批判——它是对幻想的模仿，因而比经验世界低一个层次——首先不是针对新的艺术作品。因而，我们看到柏拉图努力让自己超越现实，去呈现那构成伪现实基础的理念。

然而，柏拉图因此迂回到一个地方，这里是他作为诗人总感到舒服的地方，也是索福克勒斯和所有老辈艺术家抗议柏拉图批判的地方。如果悲剧已经吸收了所有艺术的早期形式，那柏拉图的对话也同样如此，它们由所有可获得的形式与风格混杂而成，徘徊在叙事、抒情、戏剧、散文与诗歌之间，因而打破了文体形式统一性的严厉旧法。犬儒学派哲学家在这条相同的路上甚至走得更远。他们的文风过于浮华、混杂，游荡在散文与韵律形式之间。他们创造了“疯狂苏格拉底”的文学形象，并习惯于在自己的生活中呈现这样的形象。

可以说，柏拉图《对话录》就像是一叶扁舟，拯救了遭遇海难的古代诗歌及其孩子们。他们被推挤到这狭窄之地，以这位急切的苏格拉底为舵手，出发驶向一个新世界，这里有着他们永远看不够的虚幻景象。柏拉图确实给了后代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形象——小说，这可以被称为无限加强的伊索寓言，在其中，诗歌与辩证哲学的相对关系正如数百年之后哲学与神学的关系。换句话说，诗歌处在了从属地位。这是诗歌的新地位，是柏拉图在恶魔苏格拉底的影响下强迫其进入的新处境。

现在哲学思想在艺术中成长，并强迫它依附辩证法的躯干。日神倾向变质为逻辑的系统化，正如我们在欧里庇德斯那儿看到的情况，也正如酒神向自然主义因素的转化。苏格拉底，这位柏拉图戏剧中的辩证英雄，让我们想起了欧里庇德斯英雄改变了的天性，他靠理性与反理性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因而频频有失去我们对悲剧同情的风险。谁认识不到辩证法核心的乐观主义成分呢？它那为每个结论给予节日的欢庆，并只在冷静的自觉与明晰中呼吸的乐观主义成分，这些成分一旦被推入悲剧，就会逐渐蔓延到酒神领域，并必然驱使悲剧走向自灭，跃入中产阶级戏剧中而死亡。

让人们只想想这些苏格拉底格言产生的后果吧：“美德即知识，罪恶只因无知，有德之人快乐。”悲剧的死亡就留存于这三种乐观主义的基本形式之中，现在，有德的英雄必定是一位辩证学家。现在，美德与知识、信仰与道德之间必定有一种可感知的联系。而现在，埃斯库罗斯身上的超验的公正愿景，已经伴随其惯用的天外救星，沦为肤浅而荒谬的“诗的正义” 原则。

就合唱队与悲剧的整个酒神音乐的基础而言，这个新的苏格拉底乐观主义舞台世界会是什么模样？这一切看起来都是某种偶然，一种对悲剧起源的提醒，对此，我们再也不需要了，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合唱队只能被理解为悲剧的起源与一般的悲剧因素。早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合唱队已经表现为一种难堪的东西，这是一个重要的暗示——甚至在他这里，悲剧的酒神舞台已经开始瓦解了。他不敢让合唱队承担舞台表演的主要职能，而是限定其角色范围，让它看起来几乎只是其中一个演员，就好像把它从合唱队席推到了舞台之上。这自然就彻底毁了它的本性，不管亚里士多德有多么赞同这样的合唱队安排。

索福克勒斯肯定在他的戏剧实践，甚至还依照传统在书面文本中推荐了对合唱队地位的降级。这是合唱队毁灭的第一步。毁灭的各个阶段，从欧里庇德斯，阿伽同到新喜剧，以惊险的速度接踵而至。乐观主义的辩证法以及三段论，把音乐从悲剧中驱逐，也就是说，它毁掉了悲剧的本质，而这种本质只能解读为酒神状态的表象与假象的呈现、可感知的音乐象征以及酒神陶醉的梦境世界。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苏格拉底之前已经有成效的反酒神倾向，但苏格拉底则以惊人的才华表现了这种倾向。现在我们一定不能在这样的问题面前退缩：像苏格拉底这样的现象表明了什么？考虑到柏拉图的《对话录》，我们不应把这种现象看作一种完全消极的破坏性力量。尽管苏格拉底倾向的直接效果带来了酒神悲剧的毁灭，但苏格拉底深刻的生活经历让我们不得不追问，苏格拉底教义与艺术之间是否必定仅仅是对立关系，而艺术家苏格拉底的诞生是否根本上自相矛盾？

当涉及文化时，这位专横的逻辑学家不时会感到一种隔阂与空虚，以及一种或许被忽视的责任的耻辱感。正如他在狱中向他的朋友所说的那样，经常有同一个幻影出现在他的梦中，对他说：“苏格拉底，练习音乐吧！” 他直到临终都这样安慰自己：他的哲学思辨是最高的音乐艺术，并认为神灵不会以普通的大众音乐提醒他。他最终在狱中领悟到，如何为了让自己完全问心无愧而去练习他认为无关紧要的音乐。他在这样的心境中写了一篇诗作《阿波罗颂歌》，并把几篇伊索寓言写成诗体。

驱使他练习音乐的是某种类似告诫他的魔鬼声音。由于他的日神认识，他像一位野蛮的国王一样，不理解神圣的形象，并因这种不理解而处在亵渎神灵的危险之中。苏格拉底在梦中得到的神灵的提醒，是对他思考了某种超出其逻辑本质界限的东西的唯一暗示。因而他不得不自问：我是否总是给我不理解的东西贴上了不可理解的标签？是否可能有一个禁止逻辑学家进入的智慧王国呢？艺术是否可能是科学认识的必要关联及其补充呢？ 0Cjew0+D/QtVsnphrRpjZtKnp7hUbOrnQ/vKqBLEncwYznrNV1XBDHhyHM3E+tU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