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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生平及著作
柏拉图是阿里斯顿和克里提俄涅之子。据亚历山德拉年代的学者考证，他出生于公元前428年—前427年的萨吉理安第8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一个赛年，于公元前347年离世，享年80岁 （另一说81岁） 。上述年份和日期，在著名的亚历山德拉年代的学者埃拉托色尼的著述中有所论及，可信度较高。柏拉图出生的那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经进行到第四个年头，他死后第四年爆发了喀罗尼亚战役。经由这些，马其顿的菲利普确立了希腊在世界舞台上的霸权。柏拉图的家族在伯里克利时代十分煊赫，父母皆身世显贵。其父相传是古雅典国王的后代，再往前追溯甚至很可能是波塞冬的后裔；母亲的身世则更为显赫，也更具历史可信度，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也有所提及。克里提俄涅是查米德斯的妹妹、克里底亚的堂妹。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雅典的帝国大厦也轰然倒塌，随之而来的是短暂而混乱的“寡头制”统治。克里底亚的外祖父，也就是柏拉图的外曾祖父，也叫做克里底亚，其事迹在《蒂迈欧篇》中有所提及——他的曾祖父德洛皮德斯与伟大的雅典立法者梭伦“既是亲属又是至交”。德洛皮德斯的父亲也叫德洛皮德斯，后者是公元前644年雅典的执政官，同时也是正史所载的皇室第一位成员。除了柏拉图，阿里斯顿和克里提俄涅还育有至少三个孩子，柏拉图的两位哥哥，分别叫做阿迪曼特斯和格劳孔，二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化身为两名青年男性。柏拉图另有一位姐姐，叫波托尼。阿里斯顿在柏拉图年幼时就过世了；寡母随后改嫁皮里兰佩 （伯里克利统治时期的知名人物） ，从希腊喜剧诗人的笔下，我们得以窥见柏拉图这位继父的一些情况：他既是伯里克利的密友，也是其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皮里兰佩和其前妻所生之子名叫德缪斯，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年代人尽皆知的“美男子”；皮里兰佩在和克里提俄涅结合后又育有一子，名叫安提丰。从《巴曼尼德斯篇》中我们得知，柏拉图的这位幼弟因为驯马而放弃了对哲学的追求。
对于研究柏拉图哲学的人而言，上述这些史实极为重要。若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柏拉图，最合适的莫过于此——终其一生，柏拉图都坚定地认为，哲学家最为神圣的职责就是以政治家和立法者的身份，为同时代的人充分燃烧自己的光和热，奉献自己的毕生心血——如果时机允许的话。柏拉图不仅仅在《理想国》一书中宣传这一理念，他还亲身践行这一原则。柏拉图之所以会树立这样的信念，很大程度源于他的家族：他是梭伦的后代，有着叱咤国家政治生活的良好遗传基因。毫无疑问，柏拉图对政治生活的远见卓识和他早年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要知道，他们全家可都是“公众人物”。我们还必须时刻谨记——这一点常常被我们忽略——柏拉图幼年时期是在继父家度过的。柏拉图时常被世人诟病的一点，是他对民主制的偏见。如果他确乎持有这种偏见，那也与他早年受到的家庭影响无甚瓜葛，他早年一定接触过伯里克利派的人物。他之所以痛恨这些人，是因为他觉得他们的活动都是“在幕后秘密地进行”的。如果他真的憎恶民主制，那也不是由于无知，而是因为他对那些人的做派太过了解。
柏拉图60岁以前的生平事迹几乎不为人所知。他沉默寡言，在对话录中也很难找到他的身影，唯有在《申辩篇》中他才打破了这一惯例：他化身为苏格拉底众多友人中的一个，劝说后者将罚款的金额从一米那 （古代希腊、埃及的货币单位） 增加到三十米那，并且请求为苏格拉底作保。在《斐多篇》中，他解释说自己之所以不在苏格拉底去世的现场是因为罹患了疾病。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柏拉图自“童年时代起就十分熟稔”赫拉克利特派的克拉底鲁，不过这很有可能只是亚里士多德个人的推测。后世撰写柏拉图生平的人增加了更多细节，但是这些都只是轶事趣闻，不足以让人信服。这些故事对于我们获悉柏拉图的生平或性格几乎没有什么借鉴意义，完全可以忽略。我们唯一可以确信的一点是：柏拉图26岁的时候，他和苏格拉底的友谊对他的三观塑造影响最为深厚。在惯于饶舌的亚历山德拉传记学者看来，柏拉图在18岁 （另说20岁） 的时候“得知了”苏格拉底这位大哲学家。不过这并不等同于柏拉图是在这个年纪被引荐给苏格拉底的。根据柏拉图本人的记载，苏格拉底于公元前431年和柏拉图的叔叔查米德斯走得很近，随后和克里底亚也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于是我们可以推论，柏拉图便是从这个时候起结识了苏格拉底。按照亚历山德拉传记学者的观点，柏拉图“成年”后才成了苏格拉底的信徒，此处的“成年”指的是18岁至20岁这段时期的某个节点。然而如此解释这个故事依旧不足以让人信服。柏拉图与稍长几岁的同时代人伊苏克拉底都坚定地表示，苏格拉底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信徒”可去“指导”。柏拉图在弥留之际写了一封信，里面所记录的内容最为符合历史真相。信中说道：公元前404年—前403年，雅典处于“寡头制”的阴霾统治之下，当时的柏拉图年纪还非常小；即便如此，他已经开始密切关注国家政治生活，而家中的革命者 （毫无疑问，此处指的是克里底亚和查米德斯） 也开始怂恿他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不过，谨慎的柏拉图并不急于开始，他先要弄明白他们想要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当他发现这些家庭成员具有废除法律、实行暴力统治的倾向时，他感到很恐惧。此外，他们还试图让柏拉图的“老朋友”苏格拉底参与到对一位市民的非法逮捕和行刑中去，而目的就是为了侵吞这位公民的个人财产。柏拉图的理想彻底幻灭了。而民主修复派领袖的做法更加令人不齿：他们指控苏格拉底犯有渎神之罪 （此种指控荒谬至极） ，从而将苏格拉底“送上了断头台”。在柏拉图看来，他们的行径摧毁了自己的政治热情。在政治舞台上，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派系归属，他根本寸步难行，而雅典两个派系对苏格拉底的态度皆表明：当时的雅典根本没有可容纳正直之士的派系。至此，我们可以断定，柏拉图并不认为苏格拉底是自己的老师，他像一名年轻人热爱自己的老朋友一样爱着苏格拉底，并将其视为一名殉道者。但是，苏格拉底之死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以至于他放弃了参加政治生活的初衷。他原本立志成为一名社会改革家和立法变革者，而不是做一名思想家或科学家。
希罗多德是柏拉图学院 （亦即雅典学院） 的创立者之一，他表示，苏格拉底死后，他所有的朋友都觉得自己也将大祸临头；这种大难将至的感觉，在柏拉图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于是他和其他几个人在哲学家欧克利德斯的庇佑下暂时躲在了墨伽拉。苏格拉底死时，欧克利德斯也在场，欧克利德斯还将苏格拉底的某些理念和巴门尼德的埃利亚派信条进行了有机结合。那么柏拉图和他的友人何时才能离开墨伽拉呢？当然是在闹得沸沸扬扬的苏格拉底之死一案被人淡忘之际。据传记学家记载，他们数年来东躲西藏，足迹遍及古利奈、意大利和埃及，直到柏拉图返回雅典后，柏拉图学院才得以建立。和这些人旅居墨伽拉的传闻 （该传闻建立在希罗多德的考据之上） 一样，整个故事非常令人起疑。在上述提到的临终书信中，柏拉图未曾提及自己在40岁左右去过西西里岛，也没有说自己因为那里的上流人士声色犬马的生活而愤然离去。据信中所言，在苏格拉底死后、众人踏上逃亡之旅之前的这段时间，他几乎都是在雅典度过的。在对雅典城邦和民众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后，柏拉图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有当“真正的哲学家掌握国家政权，或是强势的政治家在神的旨意下皈依哲学时”，一个城邦的政治才能够稳健发展。他未曾提及自己曾去过非洲，尽管《法律篇》对埃及孩童的艺术、音乐、算术和游戏的描述极其真切生动，不像是他人编造或转述。此次“逃亡之旅”最为人乐道之处在于，柏拉图收获了一名忠实的信徒，亦即叙拉古的“暴君”狄俄尼索斯一世的女婿迪昂。
创立雅典学院，无疑是柏拉图人生重要的转折点，这也是欧洲科学史上最值得铭记的事件之一。对于柏拉图而言，这一行为意味着：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天命的事业。雅典学院以原创性手段从事科学探索，虽经历坎坷却始终屹立不倒，而柏拉图正是这所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柏拉图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史无前例的。比柏拉图年纪稍长一些的伊苏克拉底，也是一所高等教育院校的主事，相传这所学院比柏拉图创立的雅典学院历史更为悠久。雅典学院有一点比较新奇：它是以科学研究为使命的学院。伊苏克拉底和柏拉图一样，都认为训导年轻人参与公共生活意义重大，但和柏拉图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向“普罗大众”灌输“科学无用”的思想。正是由于他的盲目自信和自吹自擂，他所创办的学院缺乏严密而抽象的科学根基，而这种科学是摆脱了人为利益干扰的；他宣称自己的学院以传授“观点”为宗旨，目的就在于向国家和政府输送“有见识”而又雄心勃勃的人才，同时训练他们用精美而又雄辩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其实正是“新闻学”的目标，而伊苏克拉底实际上成为了“评论家”的精神之父。“评论家”这一职业从诞生之日起，其使命便是通过保持缄默，或是将平凡的言语讲得动人心魄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要不是因为伊苏克拉底是位具备出众的政治洞察力并且总能言之有物 （这点和阿狄森不同） 的人，他很可能就被人们称为“希腊的阿狄森”了。有一点无须细说：传授通识的人文教育，并不能够造就具备行动力的人。柏拉图一以贯之的教育思想则是，教育的实际用途是要让世人明白：整个世界的救赎，取决于政治、权力的统一和科学的进步。这就是为什么纯粹数学——公元前4世纪，这一注重纯粹而专注思维的学科获得了重大发展——构成了所有学科的基础，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雅典学院培养出的精英分为两派：一派是数学家，另一派则是专业的立法者和管理者，这一点我们后续还会论及。也正是因为这样，雅典学院成了中古时期和现代大学的滥觞：大学的宗旨在于为国家培养立法者和管理者，这些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赤诚追求真理。沧海桑田，这种办学模式却从未改变，一如柏拉图所言，教育的要义是培养“哲学家国王”。其对希腊的社会秩序带来的影响是即时而可感的：在柏拉图出生的年代，有抱负的雅典青年若想接受更高级的教育，不得不依赖行踪不定的外域“诡辩学者”所做的演讲；而50年后，来自世界各地踌躇满志的年轻人纷纷涌入雅典，向伊苏克拉底或柏拉图讨教 （有些甚至同时拜两者为师） 。至此，云游演讲者让位于有着固定位置和架构的大学或学院。
不幸的是，雅典学院创立的确切时间尚未可知。学院的设置与柏拉图的信念密不可分——40岁的柏拉图游历了意大利西西里岛，正是在那时他坚定了对教育事业的信仰，这让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雅典学院创建的时间大约就在公元前388年—前387年。此外，在后世传记学家看来，柏拉图的西西里岛之旅是在雅典学院创立之前展开的。倘若柏拉图旅行的真正目的是拜访毕达哥拉斯派学者的这一说法有可信度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设想：正是建立雅典学院的想法，使柏拉图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生了转变——他期望自己能够掌握一些有用的提示和建议；但这也仅仅只是一种猜测罢了。
随后二十年，柏拉图主要沉浸于创办和维系学院的诸多相关事务中，“演讲”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项。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可以得知：柏拉图在后期，如果不准备演讲稿就无法发表“演说”。然而，演讲仅仅是冰山一角，他要做的其他工作还有很多。柏拉图笃信：任何值得学习的东西，都不可能仅仅通过听别人的“训诫”得到；“学习”科学，唯一且正确的方法是切切实实地动手操练，同时还必须保持灵活的头脑，如此才能发现科学真相。后世学者在整理数学科学史时，几乎未将任何一项“定理的发现”归功于柏拉图；但是，那些在雅典学院修习过或和学院联系密切的人所取得的成就均是当世所有人之中最为光耀的。当此之时，希腊正处于原始的伯罗奔尼撒秩序瓦解 （公元前5世纪中叶） 、亚历山德拉的特色学校纷纷崛起 （公元前3世纪） 的时期。在衡量柏拉图为科学所做的贡献时，应首先考虑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作为整个天才团体的组织者和主导者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正是这一点引来了当世第一位数学家、来自尼多斯的欧多克索斯，他协同其他学者不远万里来到雅典，只为和雅典学院同舟共济，为达成共同目标而联合。这二十年间，柏拉图不太可能有时间写作，这应该是他最忙的时候。同时，我们还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柏拉图记录的大部分对话 （包括目前最广为人知的那些篇章） 都是在他40岁之前或是稍晚些时候完成的，而那些只完成了一半的重要著作则毫无疑问是在晚年时期写就的。
公元前367年，一件不寻常的事发生了，使得已逾花甲之年的柏拉图迎来了人生中一次华丽的冒险：叙拉古的狄俄尼索斯一世过世了。狄俄尼索斯多年来一直牢牢把握着叙拉古的统治大权，他名义上是公选出的大元帅，实际上则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独裁者和“暴君”。他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了王位，史称狄俄尼索斯二世。这位新登基的君王虽然已经到了而立之年，但是，由于长久以来旧君主未曾重视过对他的教育，因此他完全不适合继承其父的王位，不可能完成其父控制迦太基人扩张的遗愿，这使得希腊文化陷入了从西西里岛西部消亡的危机之中。当时，整个叙拉古最强壮的人，当属新一任“暴君”的舅父迪昂，一位二十年前便与柏拉图关系极为亲厚的人。迪昂笃信柏拉图“将政权和科学整合起来”的观点，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将柏拉图带回叙拉古，为新国王传道授业解惑。虽然，柏拉图预感到成功的机会寥寥，但他意识到，如果新国王确乎不适合这个位置，那么迦太基人就会成为雅典的劲敌，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不做出任何努力，不去尝试将理论转化为现实，那么，雅典学院的名誉将永远受损。因此，尽管柏拉图忧虑重重，他依然接受了迪昂的邀请。
如果柏拉图手稿中的《书信篇》是柏拉图的真迹 （毫无疑问，其中大部分都是真迹） ，那它对理解柏拉图随后几年的生平事迹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必须记住两点：柏拉图的目标，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要在整个希腊世界最纸醉金迷的城邦建造起《理想国》中的幻想之都。他的目标比较实际，倒更像一名政治家的想法：第一，让年轻的君王狄俄尼索斯二世尽快肩负起抵御迦太基人的重任，此外，如果可能的话，敦促他将叙拉古改造为一个强大的、能容纳西西里岛西部诸多希腊散邦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从而彻底将迦太基人驱逐出西西里岛；第二，无论君主的秉性如何，都要对其进行严格的科学教育。为此他早早便开始谋划，以迫使狄俄尼索斯二世开始学习艰深的几何学课程。情况一度比较乐观，狄俄尼索斯二世越发离不开柏拉图，几何学几乎成为了宫廷“显学”。但是计划很快就在双重障碍的阻挠下宣告破产。狄俄尼索斯二世的性格太过懦弱，此外，他的教育问题被搁置得太久了，因而，他对实力比自己强、又比自己年长的舅父的嫉妒之情很快就被点燃了。仅仅几个月，情势就变得极为严峻。迪昂不得不铤而走险，将柏拉图接回雅典。虽然，两者的对立已十分明显，但新国王狄俄尼索斯二世和舅父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破裂。狄俄尼索斯二世和柏拉图慢慢熟识起来，前者经常就学业和管理等问题垂询后者，而后者也倾尽所能缓和狄俄尼索斯二世和迪昂之间的关系。但是，狄俄尼索斯二世不但随后查抄了舅父迪昂的财产，而且还以冠冕堂皇的理由逼迫舅母改嫁。于是，柏拉图再次游历至西西里岛，在那里度过了约莫一年的时光 （公元前361年—前360年） ，以等待局势缓解。柏拉图在起草创立希腊城邦联盟体所需的前期文案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旧政党的影响力太过强大。柏拉图的人身安全曾一度面临威胁——狄俄尼索斯二世剽悍的保镖对他怀有强烈的敌意，最终，在来自塔伦特姆的阿尔库塔斯的调解下，柏拉图才得以艰难地回到雅典 （公元前360年） 。
柏拉图在西西里岛的游历结束时，迪昂和狄俄尼索斯二世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正如柏拉图所指出的那样，迪昂最大的不足，在于缺乏适应力和圆滑的处事能力。柏拉图离开之后，迪昂终于下定决心采取铁腕政策，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在伯罗奔尼撒和其他一些地方，征军入伍仍在继续，而其中最活跃的分子当属雅典学院的年轻学子了。公元前357年夏天，迪昂突然发兵涉水而战，成功占领了叙拉古，并昭告天下这片土地的“自由地位”。柏拉图写了一封信庆贺迪昂的胜利，但是同时，也警告他留意专权的危险，告诉他这个世界正在召唤某位“智者”来为世人树立良好的行为典范。不幸的是，迪昂并没有意识到形势的危急并且做出改变。与柏拉图一样，迪昂以严格而公义的准则要求自己，由于拒绝恢复民主制而惹怒了叙拉古的暴徒；而他也没有能力去安抚失望的同僚，此外，他还和赫拉克利德斯将军争吵不休，并最终秘密杀死了后者——至少他参与了这起谋杀案。不久，迪昂也遭遇了手下的变节，被谋杀致死。谋杀他的人叫作卡利普斯，相传是雅典学院的一员——这和柏拉图的看法有所出入，在柏拉图看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具有“哲学”意义，只是构成了某种“神秘故事”。柏拉图笃定地认为，迪昂的政治决断既符合公理正义，又通情达理。为此，他还给自己的同僚写了两封信，论证自己和迪昂所要施行的公共政策，并且号召他们对其抱有信仰，同时劝说自己的同僚和迪昂和解——当然，这一切全是徒劳的。正如他在其中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党派的分裂使得西西里岛腹背受敌，成为了迦太基人或南意大利欧斯干人进攻的对象。
在柏拉图停止关注这些事情以后，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追问叙拉古发生的那些悲惨的事件了。但值得一提的是，柏拉图对这些事件的预测却是十分合乎情理的。罗马人在两场古迦太基战争中皆取得了胜利，使得“西西里岛最终得以统一”；此外，正如伯内特教授所言，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始，随后会发生一系列事件，使东西欧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东欧的文明与君士坦丁堡一脉相传，而西欧文明则带有罗马化的希腊文明的印记。如果柏拉图当年成功地化解了叙拉古的危机，就不会出现后世的“教会分立”或“东欧问题”了。
关于柏拉图的晚年，虽然我们所知寥寥，但有一两件轶事值得记述。可以确定的是，他仍然像往常一样，时不时地对雅典学院的同僚发表演说，而作为他的倾听者之一的亚里士多德，仅于公元前367年来过一次雅典学院。公元前360年开始，柏拉图便开始埋头创作其在道德和政治哲学史上篇幅最长、最为成熟的作品——《法律篇》，直至去世。其余所有对话篇章也很明显是柏拉图晚年创作的，具体而言，是在他最终从西西里岛回到雅典以后。柏拉图的创作搁浅过数年，导致不同的篇章在风格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甚至是后期创作的最为成熟的作品也显露出不同的风格。需要注意的是，在上述提及的柏拉图生平中重要的年份里，有几个意义尤为重大：公元前388年，这一年罗马被高卢人占领；公元前367年，“利西尼娅祈祷”活动举办，卡米勒斯在阿尔巴打败高卢人；公元前361年，高卢人入侵坎帕尼亚。
柏拉图是一位极其多产的作家，其经典著作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因此今天的我们才能够有幸拜读。后世的论述中并没有提及他的其他尚未进入众人视线的作品。我们关于柏拉图演讲的内容所知寥寥，唯一知道的就是其写给亚里士多德的几则便条，以及亚里士多德同时代人保留下来的、亚里士多德哲学评论家所做的批注。缘何如此？相传是因为柏拉图在讲演的时候，通常不会准备任何底稿。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亚里士多德称其恩师的授课方式为“非书面教学”。此外，据载，至少有5位旁听生 （包括亚里士多德和齐诺克雷蒂在内） 整理并出版过柏拉图最著名的关于“美德”一课的讲义。可以想见，柏拉图的对话录旨在吸引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激发他们研究哲学的兴趣；柏拉图在向自己的密友们传授知识时，十分看重彼此心灵间的碰撞，文字则被摆在了最不重要的位置上。我们随后会读到，据亚里士多德称，在论述那些最重要的问题、人们最好奇的问题的时候，柏拉图的论述太过简略，有时候甚至会让人愈发困惑不解——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悲剧。
在我们翻阅手上的书稿之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分清哪些是柏拉图的真迹，哪些是伪造的；哪些是言辞确凿的，哪些是表述模棱两可的。要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在先人们首次整理柏拉图手稿的时候，那些伪造的、毫无价值的内容就已经被剔除了。毫无疑问，这种整理工作是在公元元年左右开始的 （甚至更早） ，但具体的年份以及编纂者是谁就无法得知了。拉绪罗通常被认为是和奥古斯都以及提比略同时代的修辞学家。值得注意的是，西塞罗的同时代人、古物研究家特伦修斯·瓦罗曾指出，《斐多篇》应是柏拉图所著第四卷书里的一篇文章，但实际上它是第一部“四部剧”的第四篇对话。因此，《斐多篇》不大可能是瓦罗曾编的，其成书年代要更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篇对话的编纂者就不可能是拉绪罗，或者说，这种不为后世所接纳的编书方式并不是由他发明的。另一方面，这种分类方式不可能早于公元前2世纪产生，原因就在于：根据戴奥真尼斯·拉尔修的说法，尽管公元前3世纪，著名的拜占庭学者阿里斯多芬尼斯并没有完全采纳这种方式，但早期“三部曲”中确实尝试过这种编排对话的方式。此外，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拉绪罗的“四部曲”借鉴了被阿里斯多芬尼斯判定为伪造柏拉图真迹的作品，或是将真正的原稿排除在外。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公元前3世纪的图书馆员和学者看来，36篇“对话”全部都是柏拉图的真迹。从“四部曲”中略去的对话篇来看，很显然它们是一个整体，并且全部都是伪造的，这一点没有人能够质疑。柏拉图手稿中所作的所有“释义”，也同样都是后人伪造的。总体而言，柏拉图全集中出现的释义年代都甚为久远，散发着浓浓的学院派气息。其中有些是从《柏拉图对话录》中摘取的；其他的则和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中采用或评注的学院派释义不谋而合。人们发现《普罗塔戈拉篇》传授的是人们无法正确理解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即苏格拉底关于美德和知识具有同一性——美德即知识的哲学观点，我们还将看到，它的哲学目标只不过是表明这个论点是苏格拉底关于全部人生理论的基础，苏格拉底用充满戏剧性的语言毫无遗漏地展现出来。任何刚入门的人，不论具有怎样的才能，如果没有经历过早年的历练和挫折，绝对创作不出这样一部上乘佳作。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一定是把这篇对话录看作是一篇特别成熟而又精致的关于苏格拉底道德学说的讲解文，因为他已经直接从中选取了苏格拉底独特的学说并应用到了他自己的《伦理学》中。但是由于对话录的某些部分和柏拉图思想的直接继承者所给出的释义如出一辙，我们不能将整部全集都视为柏拉图的作品。我们真正棘手的问题是判断36篇对话是否是后人伪造的，其中的一两篇对话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备受争议。《亚西比德二世篇》在许多人看来是伪作，新柏拉图派哲学家普罗克洛斯则强烈呼吁将《厄庇诺米斯篇》剔除。随着时代的发展，质疑的呼声越来越高。到了19世纪中叶，对柏拉图“对话”进行“去伪存真”成为了学术圈的流行时尚；在阿斯特和蔡勒看来，《法律篇》是一篇伪作，而《巴门尼德篇》《智者篇》和《政治学》也遭到了伯威格和其他人的质疑；极端主义者希望能够将对话录的数量减至9篇。幸运的是，这股风气很快得到了扭转——路易斯·坎贝拉发现了充足的证据证明《智者篇》和《政治学》的真实性。而目前，学术圈达成了如下一致意见：全部36篇对话，无论其长度和可读性如何，都确乎出自柏拉图笔下；对一部分篇幅较短、稍显无聊的篇章的真假性也达成了广泛共识；但仍有一两本书引得人们争论不休。从这个意义上讲，下面几篇毫无疑问皆非出自柏拉图之手：《克里提亚篇》《美诺篇》 （《申辩篇》） 《泰格斯》《克里托篇》和《米诺斯》。至于《亚西比德一世篇》《伊昂篇》《曼内克森篇》《希庇亚斯篇》《马约尔篇》《厄庇诺米斯篇》和《书信篇》的真伪，评论家们莫衷一是。
至于人们现在普遍质疑的那些篇章，则是因其篇幅太过短小，并且无甚阅读价值。
《蒂迈欧篇》是柏拉图的对话录里专门探讨宇宙论和自然科学的篇章。在经历了黑暗的时期后，该篇的前三分之二文字一直以拉丁文译本的形式，连同查尔西迪尤斯的评注一起被保存了下来。它在1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发表以前，被欧洲公认为是希腊时期最好的一部哲学著作，它就这样成为了中世纪初期提供自然世界常识的总纲。我们可以把它跟康福德教授后来的评述 （《柏拉图的宇宙论》，伦敦，1937年） 相互对照。《蒂迈欧篇》的写作年代无法精确认定，而在文体里面的证据就足以证明这篇对话录应该是柏拉图晚期的著作活动，因此我们只能把这一作品放在《智者篇》以后的某一个时期，即公元前360年—前347年之间。就我所能理解的来说，是否应该把《蒂迈欧篇》或《斐里布篇》看作是他末期的作品，这一点无法确定。我们设想的谈话年代，可能会更准确一些。我们应该考虑《蒂迈欧篇》本身内在的证据，以及《理想国》提供的证据。在对话录中参加谈话的是苏格拉底、蒂迈欧、克里提亚 （克力锡亚斯） 和赫谟克拉底。关于蒂迈欧，我们除了从柏拉图那里得知的以外，对他毫不知晓，我们应该明白，大西洲整个故事是柏拉图自己虚构出来的。《克里提亚篇》中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海岛王国的存在——梭伦曾就这个事情创作了一首诗歌——被强烈认定为一个“民间流传的故事”，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个故事是怎样被虚构出来的。关于“赫拉克利斯之柱”的传说，外面的浅海以及迦太基的水手们在大西洋岛屿周围的轶事，均是传说中的岛屿消失的根据。对它的毁灭的叙述显然是根据公元前373年那次大地震和蹂躏爱琴海岸的大海啸这些事实写就的。一个弱小的爱国民族被武装起来，在对抗一个拥有巨大物质资源和强大军事工程技术优势的入侵者的战斗中取得胜利，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克里提亚篇》着重强调的——是受关于雅典抵抗波斯大流士和泽克西斯的种种事实启发的。
一个更加合理的问题是，《蒂迈欧篇》里的神是否完全是我们所谓的“创造者”的意思。整篇对话录始终描述神的行动把秩序强加在先前存在的混乱之上，我们对这种描绘是否要认真对待？柏拉图的意思是否是说，世界是由先前存在的物质构成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学院本身的第一代人中出现了不一样的解释。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在《蒂迈欧篇》中的“世界‘有一个开端’”的学说是一个错误，他曾对此表达过严厉的谴责。相反，柏拉图主义者绝大部分——新柏拉图主义者也一致地——采取最初由色诺克拉底提出的观点：把世界描绘成有一个开端只不过“为了说明的方便”，正如一个几何学家谈论“正在画一条线”，当时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指这条线已经在我们原先的假设中暗含着其存在了。因此，根据他们的观点考虑世界，从而形成一种道德教训，即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财富和工程技术战胜不了自由人民的民族精神，即使愚笨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从严格意义上说，整个叙述与《蒂迈欧篇》的特殊主题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克里提亚篇》在故事的结尾讲到，讲话者之间应该计划这样分工：蒂迈欧描述了世界和人类的形成，作为它的收尾工作，苏格拉底已经阐明了人类如何受教育，留给克里提亚去描绘的，是蒂迈欧已经论述过的如何产生出人类的杰出成就。因此这三篇对话录的逻辑顺序应该是《蒂迈欧篇》《理想国》《克里提亚篇》。在这一节里特别提到苏格拉底的贡献，这肯定指的是《理想国》，这是柏拉图的著作中唯一的一篇苏格拉底明确讨论教育方法问题的篇章。除了《克里提亚篇》以外，柏拉图从来没有过什么规划，《克里提亚篇》不需要特别考虑。它公开宣称的目的是详细讲述大西洲国王们战败的故事，关于这些故事，在《蒂迈欧篇》中已经提供过简明的梗概——然而，它还是有不完整的片段。克里提亚按照雅地加和雅典的情况描绘它们的地形和居民幸福的情形。他接着更加冗长地叙述大西洲和国王们——波塞冬神的后裔，讲述他们的制度，并且讲到他们惊人的工程工事。而在他即将讲述他们的情感如何因他们拥有的庞大财富和权势而变得日益骄狂，以及宙斯如何决心使他们受到神的惩罚并即将向聚集在一起的诸神们宣布他的决定时，未完成的片段突然中断了。同时他特别强调大西洲人在造船工程方面惊人的技艺。这一叙述可能是被实际在叙拉古发生的事情唤起的回忆。但是归诸那些虚构的国王们的工事，是完全能够与罗马建筑师和工程师们的伟大的成就媲美的。全部叙事说明柏拉图对工艺技术卓越的知识和他对他们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的高度估计。我们可以确信，倘若这一传说已经结束，它的主要论点之一就将是爱图主义和健全的道德胜过专门技术。
当然，要理解一名伟大的思想家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知道其作品的排列顺序以及他生活的年代。譬如，如果我们不知道《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在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还是在沉静内敛的中年时期写的，不知道这本书的写作年代是否早于《只可能证明上帝存在或鬼魂的梦想》，我们就无法很好地理解康德。同样的，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柏拉图的著作 （至少其中重要的篇章） 是按照什么年代顺序写作的，否则我们就不能对他的思想展开深入的研究。即便是在弄清了这个顺序后，我们仍然要以更加全面的眼光进行分析，如此才能够辨识得清这些对话究竟是在柏拉图生平中的什么年岁写的，是在早年、中年还是晚年，才能明白柏拉图的创作生涯是否从未中断过，还是中途出现了一些延宕和停歇。这是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看起来言之凿凿的外部论证中，有价值的只有一点。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他的观点几乎不曾遭到质疑） ，《法律篇》的成书年代要晚于《理想国》。普罗克洛斯以及戴奥真尼斯·拉尔修所写的关于菲利普斯 （来自欧普斯） 的文章都提到了一种传统，《斐多篇》中的某个隐喻在《美诺篇》中得到了更深刻全面的诠释；《理想国》则提到了这两篇对话。《泰阿泰德篇》和《智者篇》谈论的是年轻的苏格拉底和巴门尼德间的一次会议；《巴门尼德篇》也提到了这次会议，这里一定存在某种联系。但是我们并不能够因此断言，根据这些暗指我们就能够判断《巴门尼德篇》的成书年份是早于《泰阿泰德篇》和《智者篇》，还是晚于二者，还是在二者之间。为了证明《斐德罗篇》中有一些典故只有读过《理想国》的人才能明白，雷德尽心尽力加以阐释；但是他的论证中存在很多疏漏，因此并不能够让柏拉图研究者彻底信服。坦白地说，若想达成任何有价值的结论，我们需要明白这些对话到底是按照什么顺序写成的，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明白书中所涉及的几处隐喻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了搞清这个顺序，从19世纪上半叶以来，人们便前赴后继地展开探索研究，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因此，学术界曾经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从特定对话的华丽言辞中我们可以找到柏拉图年轻时代的蛛丝马迹，从这个角度而言，《斐德罗篇》很有可能是柏拉图最早期的作品之一。然而，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所展开的论证却难以服众，特别是在处理柏拉图这样一位伟大的戏剧艺术家的作品时。例如，从《斐德罗篇》的写作风格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推理都是对修辞学家的拙劣模仿，部分原因在于：书中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天马行空的神话故事，这就使得研究者对它的解释极尽夸张。有些人认为，那些颇具诗歌、神话风格的作品无疑是“幼稚的”，这种想法很明显是建立在另一种假设的基础之上，然而对此我们却毫无证据，不知道年轻时代的柏拉图究竟是何心性。对此，我们只能联想歌德的创作顺序，于是我们就能发现，将歌德的《浮士德》或《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第二部分内容视为其少年时代的产物这一想法有多么可笑。另一个荒诞至极的假设来自于E.蒙克。他认为，从苏格拉底在对话发生时的年龄便能引申出当时的年份，并且试图在此基础上对柏拉图的对话录进行年代编纂。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苏格拉底在对话中出现时年纪较轻，那么该对话的写作年份就较早，反之亦然。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说法，那么《巴门尼德篇》一定是整套对话录中最早写就的 （彼时的苏格拉底“特别年轻”） ，而《泰阿泰德篇》则是最晚写成的 （该篇讲述的是苏格拉底接受审判前的一段对话） 。
对柏拉图对话的写作年份展开严谨的科学调查实际上从1867年就开始了，这一时期，路易斯·坎贝尔开始针对《智者篇》和《政治学》的真实性搜集哲学证据。后人将这项工作发展壮大，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德国的迪腾伯尔格和C.李特尔以及我们国家的W.卢托斯拉夫斯基。这种方法的内在原则可以加以简单陈述，如果我们以两部时间间隔较长、风格也迥异的作品为例来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就可以详细地归纳出作者早年至晚年写作风格的变化。可以看到，作者后期的创作风格越发与前期分离，这一点使得我们能够就作品的创作顺序达成确切的结论。如果我们对作品的诸多独立而独特的特征进行研究，并从中发现这些特征越发趋同，那么这一结论就会变得越发有力。鉴于《法律篇》是在柏拉图晚年时创作的 （这一事实已得到严格验证） ，我们可以将这一方法应用到柏拉图的著作中，则《理想国》是在柏拉图早期时代创作的，同一时期创作的其他知名对话还有《普罗塔戈拉篇》《斐多篇》和《会饮篇》，这几篇风格相似，充满着共通的戏剧象征意向——这是处于非鼎盛时期的作者无法写出来的。对几部独立而又具有相似风格的著作展开研究，我们会发现它们的写作风格和《法律篇》越发相似，这有助于研究柏拉图的哪些对话是写于《法律篇》和《理想国》之间的。我们选了其中一些典型的不同特征展开研究。第一，《理想国》和《法律篇》的首要不同就是后者戏剧意味有所下降。第二，《法律篇》大部分内容都符合伊苏克拉底写的阿蒂卡式散文的风格，而《理想国》和其他的戏剧对话则不似前者这么古朴典雅。第三，以卢托斯拉夫斯基为代表的学者研究非常深入，是对整段对话中连接小品词的特殊用法进行探究。我们不用展开过于细致的研究就能够知道：这种集合式的探究是为了让研究柏拉图的语言和用词风格的人明白，我们可以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对话归类为“后理想国时代”所完成的著作。这一系列对话包括《泰阿泰德篇》《巴门尼德篇》《智者篇》《政治学》《蒂迈欧篇》《菲利布斯篇》和《法律篇》。将这些对话列为柏拉图的后期作品是有确切的证据支撑的，这些作品不太可能经历过太大的改动。
采用同样的方法是否能让我们更准确地区分柏拉图早期和后期的对话，并且将它们划归为两个不同的阵营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其目的是为了判断《菲利布斯篇》的成书年代是否早于《蒂迈欧篇》，《会饮篇》是否早于《斐多篇》。如果两部作品创作于同一时代，那么两者之间的差异就会相对较小。 （因此，在研究《会饮篇》时，我们必须记住，这本书的大半部分都是对柏拉图其他作品的模仿或伪造。） 在笔者看来，在积分学的帮助下，卢托斯拉夫斯基提出了一种正确的原则，从“文体学”的角度对全部对话的写作顺序加以细致而确切的整理归纳。这种“文体学”的证据是否能够让我们有效区分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作品 （以《理想国》为代表） 和晚期对话作品 （写于《理想国》完成之后、柏拉图逝世之前） 尚未可知，疑窦重重。
然而，一些额外的考虑会将我们的思绪带至更远的地方。柏拉图本人在《泰阿泰德篇》前面的介绍性对话中解释到，他避免使用间接的对话叙述方式，而采用直接的表述方法，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繁琐的、陈述式的叙述。早期最伟大的对话都是这种陈述式的对话，包括《普罗塔戈拉篇》《会饮篇》《斐多篇》《理想国》等等，其中，《会饮篇》据说采用的是间接叙事的方式。如伯内特教授所言，《巴门尼德篇》的写作公式相当繁琐，其思路为“安蒂丰转述毕达哥拉斯告诉巴门尼德的话”。人们最开始之所以接受这种对话叙述方式，是由于渴望加入更多的戏剧成分，它允许旁观者加入对故事人物的记录，这使得《斐多篇》更具魅力。但是，维持这种“公式”需要消耗太大的精力，以至于柏拉图最终抛弃了它，《泰阿泰德篇》和其他随后写成的对话都采用了直接对话的形式。在笔者看来，《巴门尼德篇》这类对话所需要的叙述公式太过复杂，导致柏拉图最终抛弃了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巴门尼德篇》要么是和《泰阿泰德篇》同时写成的，要么是在后者之前就写好了。笔者可以引申出的另外一点是，由于年轻的作家不可能在创作第一部作品时就以如此复杂的形式构思出一段对话，因此《普罗塔戈拉篇》是柏拉图早期时候的作品这一看法就立不住脚了。在勾画这些人物时，柏拉图采用了极富激情的戏剧手法，如此可以证明，《普罗塔戈拉篇》和《斐多篇》《会饮篇》以及《理想国》处于相同的创作年代，是和这三本著作一脉相承的第四本能够反映柏拉图卓越的戏剧艺术和文体处理能力的著作。它必然是柏拉图相对晚期的作品 （晚于写作风格平淡无奇而又过于分散的《高尔基斯篇》） ，而这一点与解释《普罗塔戈拉篇》的宗旨和道德教义有关。
现在开始探讨下一个话题：在柏拉图的人生中，是否存在着标志早期创作终结的一个确切的日期，抑或象征着进入下一个创作时期的起始点。笔者认为这些困惑有方法可以解决。柏拉图在《厄庇诺米斯》 （写于迪昂被谋杀的公元前354年） 最后一章中提到，他在41岁那年来到西西里岛，在当时的他看来，人类的救赎只能通过让哲学家当“君王”来完成。字里行间其实是说：柏拉图是在“赞美真正的哲学”，并且是在暗指《理想国》出现的同样的论断。这是《理想国》一书中最具哲学思辨性的部分，它写于公元前388年—前387年。因此，《理想国》和其他早期对话至少是在柏拉图40岁之后、创立雅典学院之前就写好了的。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起到前序作用的《泰阿泰德篇》，我们就能够引申出另一个日期了。对话中提到，数学家泰阿泰德在科林斯的一场战役中受到了致命的伤害，而这一战役发生的时间不可能是公元前369年。我们可以笃定地说，泰阿泰德的伤势不可能痊愈，因此，这篇对话是在他死后作为纪念讣文由他人创作出来的。因此，考虑到创作如此体量巨大的著作所需要的时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对话是在柏拉图第一次离开雅典、前往叙拉古展开他人生中崭新的冒险之前创作完成的。因此，正如伯内特教授所言，这似乎是对离群索居的沉思生活的一首文采斐然的赞歌。柏拉图自己也承认，这篇文章就对话的论点而言是无关紧要的，柏拉图所要表达的是对责任和荣耀的坚守——他并不愿意为了政治舞台的动荡和肮脏而离开雅典学院。
我们可以依据《智者篇》的内容对其成书年代做出大体预估。伊苏克拉底在行文时避免出现衔接不当的情况，柏拉图参考了这种写作方式，而这本书则是以这种方法写作的一系列对话的开篇之作。这无疑在暗示我们，在开始写作《智者篇》之前，柏拉图的创作生涯曾经中断过一段时间。公元前367年—前366年，柏拉图最后一次离开叙拉古，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段期间很有可能发生过某种突发事件。他和戴奥真尼斯纠葛不断，又卷入了西西里岛复杂的政治旋涡，再加上他作为雅典学院的领袖必须要承担很多责任，这一切都使得他在这段时间内鲜有时间投入创作。
因此，我们可以相当自信地宣布，柏拉图的人生中有两段迥然不同的文学创作时期。第一段开始于苏格拉底逝世后——认为柏拉图将自己所崇拜的活着的人的言行举止“戏剧化”的这一想法十分荒谬，柏拉图创作整套《柏拉图对话录》的原始动机可能是为了将渐行渐远的记忆留存下来。甚至到了40岁或41岁的时候，以及创立雅典学院的时候，柏拉图依然笔耕不辍，其最为新鲜而生机盎然的戏剧构思都展现在这些对话中。他之所以如此兢兢业业，主要是想让恩师苏格拉底的形象能够永垂不朽。在雅典学院创立后的20年间，柏拉图几乎一笔未动，除非我们勉强将《斐德罗篇》这篇极其艰涩难解的对话算在其中，原因大抵在于：雅典学院的领袖在学院创立后太过忙碌，没有时间再投入创作。在踏上西西里岛的冒险旅程之时 （彼时柏拉图已经在雅典学院奉献了20年） ，柏拉图已经是一位花甲老人了，他很难有精力写出《泰阿泰德篇》和《巴门尼德篇》这样的对话；然而，持续创作的机会终究还是到来了：柏拉图最终决定不再参与任何形式的“世界政治”。《智者篇》《政治学》《蒂迈欧篇》《菲利布斯篇》和《法律篇》这五篇对话是在柏拉图67—81岁这段时间内写成的，这实在是一项极其了不起的成就。然而，在进行这一系列创作之时，柏拉图仍未放弃传道事业，向世人讲述他那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柏拉图的哲学”的学说。将最后这段时期归入柏拉图思想的成熟时期是全然错误的行为 （教科书常常犯这种错误） ，此时的柏拉图已经处于创作的“高龄”期——再过一到两年他就要彻底停止写作了。因此《裴德罗篇》必定与“后来”的所有对话篇同时出现；即使死亡已经迫近，柏拉图依然勉力书写着《法律篇》，这样的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呈现出“老态龙钟”之貌。
A.E.泰勒
更多信息请参见：
J.伯内特，《希腊历史》，第1部分第1章，第4部分第12章、15章
J.伯内特，《柏拉图哲学》（1928年）
P.弗里德兰德，《柏拉图：理念，教育和对话》（1928年）
G.格罗特，《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其他友人》，第5章
C.里特尔，《柏拉图》第2卷（慕尼黑，1914年），第1-5章
U.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柏拉图》（第2版，柏林，1920年）
J.西恩泽尔，《柏拉图·德·厄齐耶尔》（莱比锡，1928年）
柏拉图生活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是研究希腊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为经典的当属下面这些：
E.迈耶，《古代艺术史》，第5卷（斯图加特和柏林，1902年）
L.罗宾，《柏拉图》，第1-8页
L.坎贝拉——《柏拉图的〈智者篇〉和〈政治学〉》（1867年），“概要”部分
R.哈客福斯——《柏拉图智者篇的原作者究竟何人？》（曼彻斯特，1913年）
R.雷德——《柏拉图哲学发展》（莱比锡，1905年）
W.卢托斯拉夫斯基——《柏拉图逻辑学的起源和发展》（1897年）
L.帕尔芒德——《柏拉图对话年表》（布鲁塞尔，1913年）
C.李特尔——《柏拉图研究》（斯图加特，1882年）；《柏拉图研究新著》（慕尼黑，1910年）
A.利瓦伊——《柏拉图》（都灵）
P.肖里——《柏拉图思想全集》（芝加哥，1903年）
P.肖里——《柏拉图的言论》，第58-73页
L.罗宾——《柏拉图》，第19-48页
F.诺沃特尼——《柏拉图智者篇》
J.哈沃德——《柏拉图智者篇》（简介）
附录：笔者并不怀疑柏拉图的“创作初期”延伸至他创办雅典学院的最初几年。如果《斐多篇》是在《理想国》完成之后写就的，那么上述想法必定为真。对于所谓的“不能将活着的人写入对话”这一柏拉图原则，笔者却表示深深怀疑。卡里阿斯当时还在世，在《普罗塔戈拉篇》写成之后的几年内依然活跃在文坛上。《政治学》成书的时候，“更加年轻的”苏格拉底不太可能已经过世。而如果我们相信《天才苏格拉底》是普鲁塔克所作，那么西米亚斯在公元前379年就一定还健在。当柏拉图书写对话录时，其中的人物原型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这是为何？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柏拉图的对话主要围绕着苏格拉底和其同时代的人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