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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要再讲一次生活困难的问题。
同是一个生活困难的问题，对它的认识和看法却因人而不同。认识和看法不同，结果也就大有差异。有的人在生活困难的压迫之下自杀了，有的人拼命忍受着牛马的生活，得过且过，能多活一天算一天，有的人勇敢坚决地起来和困难做斗争。我们已经把第一种人叫作悲观主义者，把第二种人叫作宿命论者，把第三种人叫作现实主义或唯物主义者。还有一种人把压迫和剥削别人当作自己当然的权利，再有一种人每日闲游浪荡、追逐乐趣，我们把前一种人叫作专制主义者，后一种人叫作享乐主义者。以上种种的人，都是社会上容易看到的普通人，绝不是什么哲学专家，但我们却把他们的认识和看法都加上了专门的哲学名词，好像他们都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些专门学者的样子。这一点，我们已用不着再加解释，大家读过前面两节文章，早已明白了，这些人虽然不是专家，他们的思想仍可以叫作什么什么主义，因为这些思想代表各种人的各种不同的世界观。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认识和看法；这就是说，在各种人的眼睛里，世界呈现为各种不相同的面貌。在悲观主义者的眼睛中，世界上好像充满了愁云惨雾；在宿命论者的眼睛中，世界上一切都好像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支配；在唯物主义者的眼里，世界上的一切变化发展，都是由事物本身的一定的原因所引起，而一切发展变化都有着一定的规律；专制主义者把世界看作少数独裁者的奴隶集中营；享乐主义者把世界看作游戏场。为什么世界会有这样多的面貌，是世界自己在化装做戏吗？当然不是！世界只是这一个世界，它自己并没有什么装扮，我们觉得它有各种各样的面貌，那只能怪我们人类眼睛上常常戴着各色各样的着色眼镜。你们看，凡是戴着色眼镜的人，世界在他的眼睛里就失去了本来面目，而呈现出各种人工的色彩。戴了青眼镜，世界就好像都是青色的；戴了红眼镜，世界就好像都是红色的。我们这里说的着色眼镜，自然只是一个比方，各种人的世界观之所以有不同，并不是简单地由于他们在街上眼镜店里配了各种不同的有色眼镜，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不同，乃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作“坐井观天”，意思是说坐在井底的人眼里所看见的天和在井外所看见的是有不同的。天只有一个，井外的人看起来是空旷辽阔的，而井底的人看起来就只像一个圆盘。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也和这个比喻有些类似。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同，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也就不同，同一个世界在他们眼中就有了不同的样子。
在前一章里早已说过，我们的生活，是离不开一种斗争的过程，而这种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本上就是中国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把中国社会分成了两个大营垒，在这两大营垒里，各自包含了许多社会地位不同的人的集团，包含着各种不同的阶级。在人民的革命营垒方面，首先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一切进步开明人士的阶级和集团；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营垒里，有大地主、大官僚、买办资本家、军阀、政客、汉奸、特务等的阶级和集团。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复杂的阶级和集团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他们对于事物和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也有种种不同。首先两个营垒是处在根本对立的地位，在中国问题上，就有了一个根本对立的思想。在人民的营垒方面，根本的思想是希望中国得到解放，使中国成为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国家；在反动营垒方面，他们的根本思想却是不惜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目前是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附庸国，以便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之下，在中国建立起他们少数人的独裁统治。这是两个营垒的根本的对立思想，是两个营垒对于中国问题的根本相反的看法。但是，两个营垒中包含各种不同的阶级和集团。他们在中国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因此他们所有着的就不简单只是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思想。同是站在人民的营垒方面，他们对于中国解放的要求是各有差别的。工人阶级坚决要求在中国被解放之后能够得到彻底的翻身，农民也是这样，工农阶级成为新的人民民主国家里占有主要统治地位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则首先关心的是中国解放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又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就能和反动营垒始终进行坚决的斗争，而资产阶级则常常表现动摇妥协的倾向。在反动营垒方面也是一样，一部分集团是坚决反对人民的死硬派，另一部分由于与其他部分的矛盾冲突，并且在人民斗争的强大压力下，往往竟能够和人民营垒方面形成一时的和一定条件之下的妥协，甚至于结成统一战线。就抗日战争中的情形来说，以汪精卫为首的一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是和日本帝国主义站在一起来坚决反对抗日的广大中国人民的，而另一部分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时就曾经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之下和中国广大人民做了暂时的妥协——在妥协中间仍然时时进行反对人民的活动，并发动了几次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高潮。抗日战争胜利了，情形就有了改变，从前和人民暂时妥协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军阀、官僚、特务集团），现在是和美帝国主义一起，站在坚决反对人民的立场上了。我们讲了这一长篇，是想说明什么呢？我们是想说明：在两个大营垒中间，在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中间，因为都包含各种各样的阶级和集团，他们的地位不同，他们的关系常有变化，因此他们对于同一中国问题的看法也就表现出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形，并且也常会发生变化。
就世界观的问题来说，同一个世界，在不同的人的眼睛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面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世界观，这正是因为社会上有各种各样阶级和集团，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因此他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也就各不相同。例如那宿命论的世界观，是从什么地方来呢？你要找它的来源，可以走到一些在旧社会中受了地主阶级影响而没有觉悟的农民群众中去。农民在中国人口中占百分之八十，他们在过去历史上曾举行过多次的起义，把一些横暴的专制皇帝的统治打垮，表现了他们很伟大的力量，最近三十年来，他们在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之下觉悟和组织起来，更成为无敌的力量。但是，在旧社会里，当没有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农民的思想常常是被狭小的生产范围所限制，不会团结、组织，不容易集合成一个很大的力量，因此常常也就不认自己的力量，在困难和压迫的面前，就没有反抗的信心。由于这一种生活地位的限制，再加上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麻醉影响，使得他们认为世界上事情是命定的，无法改变的，对于压迫和痛苦，除了拼命忍受之外是没有方法可想的。因此，宿命论的世界观，不管它是日常生活中听闻到的也好，或者是专门的哲学书上读到的也好，就中国过去的情形说来，它是封建地主阶级用来欺骗人民和麻醉人民的一种反动的哲学思想。农民在不能忍受地主阶级的压迫而大规模地起来反抗的时候，就会抛弃这种反动思想。农民受到了共产党的思想、政策影响和领导，他们就更加觉悟起来，就能够勇敢地起来反抗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就能够组织、团结成伟大的力量，能够把敌人最后打败。在这样的情形下，农民就没有了宿命论的世界观，就接受了进步的唯物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否认世界上的事情由于命定，而相信广大人民的团结和组织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能够战胜一切，改变一切，创造一切。
我们讲了宿命论的世界观和唯物论的世界观，找出了它产生的社会原因：前一种是地主阶级以及其他主张专制主义的反动剥削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工具，后一种是革命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党的世界观，是辩证法唯物论的。这就是说，哲学思想是有阶级性的，各种不同的世界观，是各种不同阶级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宿命论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用来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世界观，也是过去封建地主阶级用来巩固自己的专制主义统治权的思想武器。享乐主义是依靠剥削过着游荡寄生生活的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而悲观主义则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基础，是社会上走向没落、瓦解的阶级。反动统治阶级到接近末日的时候，他们中间就可能产生出悲观主义的思想。小资产阶级分子在生活趋向破产的时候，如果他们不能走到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队伍中，也会产生悲观主义的情绪。
任何一种世界观，都可以在一定的社会阶级集团里找到它的来源。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内部包含着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中国社会可以找到的世界观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在上面列举出了五六种，如果要完全列举出来，那么，五六十种恐怕也举不完。
也许有的人会觉得有点迷惑了。世界只有一个，在我们的眼睛里却变幻出这样多的面貌，这样多的世界观！那么，哪一种世界观，是反映了世界的真正面貌呢？要从这样多的面貌中，去找真正的面貌，是不是可能呢？什么是世界的真面貌？什么是正确的世界观？这问题我们在以前已解答过，那就是要能够正确反映世界发展的总规律的思想。要在这样复杂的各种各样的世界观里，找出一种能够正确反映世界发展的总规律的哲学思想来，岂不非常吃力？岂不要把人弄昏头脑，甚至于徒劳无益？好的，如果有人发生这样的忧虑，觉得事情难办，那么，我可以先说：请你们放心，不必那样着急！
你说这是吹牛吗？绝不是吹牛，问题就在于要研究。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如不加以研究，总会觉得茫无头绪，如果仔细研究一番，就可以找到它的条理，找出正确解决的办法。人们的世界观是那么复杂多样，这自然是一个事实，但是，如果更深刻地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归根结底，只有两类。就好像在中国社会里，虽然包含着多种多样的阶级和社会集团，他们的地位和利益不同，并且也常常互相发生冲突矛盾，但归根结底，总可以划分为两个大营垒的对立，即一方面是反动势力的营垒，另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的革命营垒。哲学也是类似的情形，多种多样的主义、派别，它们的内容各不相同，互相间也经常有争论、战斗，但在根本上都可以归结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都可以归结为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两军对战。
为什么事情又是这样简单明了呢？请听我慢慢讲来。
我们天天睁着眼睛看我们的世界，就知道这里的事物是多到计算不清，从天空到地上，从周围的一切到我们自己，这形形色色的现象，就是用“万花缭乱”这句话也不够形容它们的繁多。但事物虽然繁多，我们还不至于被它们弄得头昏眼花，而仍然能够清清醒醒地生活下去。这不能不归功于我们的观察分析的能力。我们有了这种能力，能够从表面上好像凌乱不堪的宇宙万物中，发现它们的秩序、种类、规律，发现它们中间的一定关系。我们能分清楚某些东西是动物，某些东西是植物，能分别春夏秋冬的时序，能从人类社会里看出各种阶级、各种社会关系。最后，我们还能看出：在我们认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的时候，随时随地都有着这样一种普遍的关系，即我们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大体上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周围世界的事物，不断地被我们所认识，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又利用自己的这些认识去影响周围世界，改变周围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把自己作为认识的主体，这里包含着我们的思想、感觉、感情、意志等；另一方面，我们又把周围世界的一切事物都看作被我们所认识的客体。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主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精神、意识一类的东西，我们叫作主观的东西；属于外界的客体，也即是物质、存在一类的东西，我们叫作客观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在哲学上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分为两大类，在我们的认识过程中，任何一件事物、一种现象都可归入这两类之一，不是主观的、精神的，就一定是客观的、物质的。
对于这两大类的现象，我们虽然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加以分别，但他们中间并没有隔着不能超过的鸿沟。相反地，正如前面已简单提到的一样，它们中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这里有一把椅子，我们说它是客观的东西，是物质，但它映进我们的眼睛里，就在我们心中引起了椅子的感觉和认识，这样它就和主观、精神（我们的感觉和认识）发生了关系。详细地说，主观的精神的东西（我们对椅子的感觉和认识），只是客观的、物质的东西（椅子本身）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主观的、精神的东西绝不是能离开客观的、物质的东西而凭空存在的。又如我们想拖开那把椅子，让它不要拦着我们走的道路，这是主观的思想，是精神的作用，但这思想立即引起了我们的动作，我们就把椅子拖开，这就是以主观改变了客观，于是主现就和客观的事物，和物质发生关系了。这就是说，主观的、精神的东西本是客观的、物质的东西的反映，但它反过来又对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发生一定的反作用。又例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人民起来反抗，这是一种客观的、物质的现象，这件事物反映在我们头脑中，就有广大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就转变为主观的、精神的东西。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掌握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这是主观的精神的东西，中国人民用这个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使自己在斗争中获得胜利，这又变成了一种客观的物质的现象。像这样，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的互相关系，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刻刻到处可以看见的。
我们天天在生活着，时时刻刻与周围的一定事物进行斗争，因此我们的主观就天天、时时刻刻和周围客观世界发生关系。我们的主观思想与客观世界所发生的关系是怎样一种关系呢？主观思想怎样与客观物质发生互相影响和作用呢？这一个问题，就成为我们生活中和斗争中最普遍的问题，也就是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就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根本认识和看法，也就是决定了我们的世界观的性质。
我们以前举出了五六种世界观，我们说还有几十种以上的世界观。它们的样子是那么五花八门，它们所解决的问题也是那么多种多样，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终于可以发现，归根结底，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最根本的仍只有一个。不论哪一种哲学思想，最后都得要答复：主观与客观、精神和物质是怎样发生关系的？试把前面享乐主义的世界观拿来看一看，它把世界的一切都看作梦，看作人们心中的幻影，它是怎样解决了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的呢？它是完全不承认客观、物质的存在了，它把客观、物质都当作主观的幻影，以为世界上除了主观的东西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它过分夸大了主观、精神的东西，把主观、精神看作世界上最高的唯一的东西，以至于不承认有客观、物质，这种认识和看法，在哲学上就叫作唯心论。再拿那宿命论的世界观来看吧，它把世界当作神灵手中的玩意儿，以为世界的一切都受着神的心意支配。这种世界观，虽然并不完全否认客观物质的存在，但把一切客观事物都看作神灵的心意所引起的，也就是说，认为一切都是由一种神化了的主观、精神创造出来，并且服从着这种主观、精神的，这仍是把主观、精神当作最先的存在和最高的存在，把客观、物质当作附属的产品，所以仍然是唯心论的世界观。此外，专制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主张少数人的统治权威是天生命定的，主张独裁领袖的思想、意志可以决定一切（如国民党中一部分反动派所主张的“领袖脑壳论”——一切由“领袖”脑壳中的思想决定）；抗战中的“速胜论”者，不顾中国的客观物质条件的困难，只按照自己希望速胜的主观愿望来判断问题；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的反动派空空洞洞地说胜利是由于精神战胜物质，而抹杀了广大人民，尤其是解放区人民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伟大物质力量的决定作用。这一切思想都是把主观、精神的作用过分夸大，把它看作最高的决定一切的力量，在根本上都以一种唯心论的世界观做思想基础的。
和上面的各种世界观相反，另一种世界观即唯物论，在解决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时，不是把主观、精神摆在第一位，而是把客观、物质摆在第一位，认为客观的世界是不依赖人的主观、精神、意志为转移的。在外界独立存在着的、实实在在的物质的世界，绝不是主观的幻影。客观、物质的变化、发展，都是依照它自己本身的性质，通过一定的关系和过程，也就是通过它自己本身的规律，绝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神灵心意所能任意创造和任意支配，也不是一个“独裁领袖”的“脑壳”就能随便决定一切。我们不能违背着客观物质本身的规律，任意改变事物，我们要想改变事物，只能利用这些规律，顺着这些规律去推动事物，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否则就不能达到目的。要善于利用风势，帆船才能顺利前进，行船不会利用风势，就不可能顺利前进，甚至于不能前进而要后退，因为帆船要靠风力推动，是它的客观规律。市面上流通货币太多，物价一定上涨，这是“通货膨胀”的规律。我们要使物价跌落就不能违反这个规律，让纸币以及其他通货任意增加发行，而是必须顺着这个规律，设法把通货数量减少，或即使不减少也要给以适当的节制。抗日战争由于力量的对比以及其他客观物质条件的关系，必须经过长期战争的道路，这是中国抗战的规律。中国人民要想在这战争中获得胜利，就不能违反这规律，就不能依照唯心论的急躁心理希望速胜，而必须依照着这规律，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争取敌我力量对比逐渐变化，以至于使我们的力量变为优势，才能打败敌人。这就是说：唯物论的世界观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要承认客观世界是独立的物质存在并且有它自己的规律。除此以外，唯物论的另一主要特征也要说一下，这就是认为主观、精神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而只是从客观、物质中产生出来的，是第二位的东西。是先有了人的脑髓然后有人的思想呢，还是先有了思想才有脑髓？当然是先有人的脑髓然后才有人的思想，主观的精神是从客观的物质里产生出来（也叫作派生的），思想是发展到最高级的物质（人的脑髓）活动的作用，这种作用叫作反映的作用。是先有椅子然后才有椅子的感觉，还是相反的呢？是先有中国革命战争长期性、曲折性的规律然后才有关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的认识以及持久战的思想呢，还是相反的呢？事实证明绝不是相反的情形，事实证明客观事物和它的规律存在在先，而关于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思想（也就是主观、精神）只是前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
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对于这两类现象的关系，有两种根本相反的看法：把主观、精神看作第一位的东西，而把客观、物质看作第二位的东西，是唯心论的看法；认为第一位的东西是客观、物质，而主观、精神只是第二位的，只是“派生的”东西，这是唯物论的看法。哲学史上所有千种万样的世界观和什么什么主义，归根结底，都可以归入这两大类别之中。各种哲学中间无限错综复杂的战斗和争论，都可以最后归结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军对战，就好像中国社会各阶级集团间的无限错综复杂的斗争，都可以最后归结为广大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的两军对战。在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的两大营垒之外，找不到真正的第三个营垒，即使有，也只是那一种摇摆在进步与反动之间的不坚定的营垒。在唯物论与唯心论之外，也找不到真正第三类别的哲学，即使勉强去找，也只能有一种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左右摇摆的骑墙派哲学，即所谓的二元论哲学。哲学上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营垒的斗争，自然是有阶级性的，它是人类社会里各阶级间的斗争倾向在世界观——思想方法上的表现。从来唯物论一般都是历史上有进步作用的阶级的世界观——思想方法，而唯心论则一般都是历史上起反动作用的阶级的世界观——思想方法，是剥削阶级的反动派的思想基础。中国的反动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如像陈立夫的“唯生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之类，都是唯心论的。领导中国广大人民坚决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作为自己的世界观——思想方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严格地建立在辩证法唯物论这个世界观思想方法的基础之上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必须坚持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而和一切唯心论做不妥协的斗争，这就是哲学的党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