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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奴隶社会，属于古代东方类型，有它自身的许多特点。所谓井田制度、分封制度、宗法制度以及以《诗》、《书》、《易》、《礼》、《春秋》、“六艺”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构成了西周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主体。至春秋之世，这种奴隶制度已进入衰落阶段。正如金景芳先生在《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和《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中所概括的那样：隶农的出现与井田制的逐渐瓦解；食邑制的盛行、县的始设与分封制的逐渐废止；族权同君权的对抗与宗法制的逐渐破坏；礼治被法治的逐渐取代，如此等等，这一切，标志着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中国的奴隶制度已陷入全面的危机之中。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公元前539年，齐国的晏婴出使晋国。在接待晏婴的国宴上，晋国的叔向向贵宾询问齐国的情况，两人之间有一段重要的对话，《左传·昭公三年》有详细的记载。在对话中，二人一致哀叹本国的国家政权即所谓“公室”，已进入无可挽救的末世。晏婴说：齐国的国君齐景公厚敛无度，人民挨饿受冻；酷刑之下，被砍去双足的罪人之多，致使市场上“假足”的价格上涨而鞋价下跌。他认为，齐国的国家政权不久将被陈氏家族所篡夺。叔向说：晋国的公室也进入末世，国家原有的军队，官兵严重缺员；庶民凋敝，路上满目饥馑，而公家豪富奢侈；君命下达，民如逃避寇仇；晋国原有八大家族，其后人降为平民、奴隶；国家政权把持在大夫的家门之中。晏婴、叔向作为齐、晋两国大夫，他们一致哀叹本国的国家政权到了无可挽救的末世，这表明，当时社会确已陷入这样一种绝境：昔日的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旧秩序已遭到严重的破坏；而作为社会重要支柱的平民阶层（即所谓“国人”，他们是当时军队的基本成员），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奴隶制度已陷入全面的危机之中。
春秋之世奴隶制的危机，有它深刻的社会根源。从生产力方面考察，一是原来地处中原和边陲地区的几个大诸侯国如齐、晋、秦、楚等，于春秋初、中期在经济上有较大的发展，赶上或超越了中原地区，成为经济上的强国；二是春秋后期的生产力发展有了新的突破，它具体地表现在铁制工具和牛耕的使用、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及大型手工业作坊的出现、工商业的繁荣等方面。
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导致了生产关系上的重大变革。表现在土地所有制方面，首先是“隶农”的出现和井田制的瓦解。在手工业方面，则是“工商食官”制度的破坏。在赋税制度上，春秋时期各国都实行了不少的改革，如齐国的“相地而衰征”，晋国的“作爰田”，鲁国的“初税亩”“作丘甲”“用田赋”，郑国的“作丘赋”，楚国的“量入修赋，赋车籍马”，陈国的“赋封田”，等等，上述改革，虽然内容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剥削量的增加。在客观上，这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关。总之，西周以来的奴隶制生产关系，至春秋时期已遭到严重破坏。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已在奴隶社会的母体中大量地产生了。
同生产关系变革相联系的是，春秋末期，奴隶主阶级原有的等级隶属关系已遭到严重的破坏，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由于采用了新的剥削方式，已开始向地主阶级转化，原属于“普遍奴隶”的“野人”随着井田制的逐渐瓦解、“国”与“野”界限的消失，大部分已上升为农奴并开始向个体农民转化；原来的平民阶层除少数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外，大部分加入了农奴或个体农民的行列。孟子是战国中期人，他在书中所谈到的“农夫”，其社会地位已是个体农民。当然，平民阶层和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也时有沦为奴隶的，奴隶主和奴隶作为阶级尚且存在。总之，春秋之世中国各阶级及其之间的关系，正处于大的变动之中。
然而，在上层建筑领域，情况则有所不同。作为西周奴隶制国家政体的分封制度
，至春秋后期，由于食邑制的盛行和县的出现，已遭到严重的破坏。但是，作为分封制度下的“世卿世禄”制度依然存在，各诸侯国内卿大夫把持国家政权、迭踞高位的现象，依然比比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周礼和礼治的思想依然禁锢着卿大夫们的头脑：这些人可以为自身的利益改革赋税制度、变更生产关系，也可以像叔向、晏婴那样去哀叹公室末世的来临。但是让他们放弃世卿世禄制度，摈弃周礼和礼治的传统思想，则直接损害着他们既得的利益，有悖于他们的信仰，是难以办到的事。以上事实表明，春秋末世各诸侯国的上层建筑，基本上依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这个旧的上层建筑同新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是不相适应的，因此，改变腐朽的奴隶制上层建筑的性质，完成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并不是靠所谓新兴地主阶级在各国武装夺取政权来完成的。同战国时期实行变法革新的各国国君相比，鲁三桓、晋六卿、齐田氏在他们夺取国家政权前前后后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与昔日的奴隶主贵族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上台之后，他们也没有实行过什么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改革和新政策，称不上是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夺取国家政权的事。实际情况是相继在各国兴起的变法运动，自上而下地改变了上层建筑性质，完成了向封建制的飞跃
。
战国变法根源于当时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社会内在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否认“在社会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有意识的、经过深思熟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
。历史事实表明，是实现富国强兵的这一“预期的目的”，推动着各国国君先后走上了变法革新的道路。
战国时期政治形势的突出特征，便是七雄并立，它是春秋后期“晋楚齐秦，匹也”政治局面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种延续。《淮南子·要略》曾概括这种形势，说：“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这就是说，七雄并立政治局面的形成和存在，是以如下几个条件为前提的。其一，是称雄的诸侯各自辖有相当辽阔的疆域，且有地理条件上的山川一类的险要为固守的屏障，此之谓“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其二，是称雄的诸国的国家政权，对其所辖领土实现了有效的统治，此之谓“握其权柄，擅其政令”。其三，是称雄的诸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拥有相当强的实力，故能退可“守其分地”，进则“力征争权”，而“胜者为右”则是它们所追逐的目标。其四，基于以上原因，各大国在一定时期内的力量对比上，呈现出某种均势状态，即所谓“下无方伯，上无天子”。
七雄并立局面形成和赖以存在的四个条件之中，实力对比上的某种均势及各国间的相互制约，是最基本的条件。但是，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因而是相对的。对于称雄的各国国君来说，为着退可以固守疆域，进则图谋霸业，拥有强大的实力便成了他们最为关切的问题。
所谓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当时各国之间的争端，最终还是要靠战争来解决的，即如张仪所说：“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战国策·秦策一》）因此之故，需要“兵强”。同时，维系一支强大的军队，还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还需要“国富”，实现富国强兵便成了各国有见识的国君施政方针的预期目的。
怎样才能实现富国强兵？实行变法的国君从晏婴、叔向所哀叹的“政在家门，民无所依”之中认识到，实现富国强兵，首先必须改变那种公室卑弱、“政在家门”的状况，加强君权，削弱旧贵族的势力。为此，就不能不对旧有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把变法提到日程上来。秦孝公在商鞅变法前夕所说的“今吾欲变法以治”（《商君书·更法》），韩非所说的“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
，不仅道出了变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说明变法是被作为改革政治的一种手段而被付诸实行的。
《韩非子》书中有两段话，一是“法禁明则官法……官民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六反》），二是“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是以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蓄王资而承敌国之衅，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五蠹》）。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实行新法（即变法革新）便可以富国，富国则可以强兵，强兵则霸王之业可成。此之谓韩非的“变法革新—富国强兵—霸王之业”的公式。这一公式，较完整地概括了战国变法运动领导者们“自觉的意图”和“预期的目的”。
战国变法运动的实践有力地说明，确实是富国强兵这一预期目的，推动着各国国君先后走上了变法革新的道路。而一大批具有远见卓识才能的“智能之士”，则成了变法之君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
。
基于上述主客观原因，变法在中原各国的兴起，成了战国时期一种毫无例外的普遍现象：
公元前445年即位的魏文侯，是最早实行变法的魏国国君。他于在位的五十年中，重用贤才，在翟黄、李悝、吴起等一大批“智能之士”的辅佐下，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原则，作“尽地力之教”，实行“平籴法”，制定成文法典《法经》，使改革获得成功，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开战国变法运动之先河，魏国成了战国初年最为强盛的国家
。
继魏文侯改革之后，赵烈侯于公元前403年任命牛畜、荀欣、徐越为“师”“中尉”“内史”，“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在赵国实行改革。
接着，楚悼王于公元前390年重用吴起，令他主持楚国变法。吴起在楚国所实行的“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枝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变法措施，收到了国富兵强的效果。
吴起变法失败后，到公元前4世纪50年代，变法在各国形成高潮，是战国变法运动的凯歌行进时期。这一时期相继实行变法革新的国家有：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
公元前355年，韩昭侯、申不害在韩国实行改革；
公元前350年前后，魏惠王在魏国实行改革；
公元前348年，齐威王、邹忌在齐国实行改革；
公元前311年，燕昭王、乐毅在燕国实行改革；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在赵国实行“胡服骑射”。
在战国变法运动凯歌行进的半个世纪中，秦国的商鞅变法以其他六国改革不曾有的姿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