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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所制定的新法，由于它在变法理论和原则上的正确，切合秦国当时的社会实际，加之推行新法措施的强而有力以及秦孝公、商鞅在实行新法上的坚定不移、执法如山，确保了新法的实施和收到预期的目的。从文献中的一些记载来看，商鞅的新法曾被认真地付诸施行。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秦孝公死，太子继位，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逃至下关，到旅店投宿，店主人不知他是商鞅，见他又无凭证，对他说：“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可见，商鞅的什伍连坐法令，在当时确实是被认真地付诸实行的。
商鞅强令父子、兄弟分家法令的施行，可见于《汉书·贾谊传》的记载。西汉的贾谊说；“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家贫子壮则出赘”，便是对商鞅这一法令实施后果的一种写照。
关于奖励军功和按照爵位高低赋予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则见于本书前文所引《商君书·境内》《韩非子·定法》以及《荀子·议兵》的有关记载，这里不再征引。
关于取缔宗室特权法令的实施，《史记·商君列传》中“宗室贵戚多怨望者”一语表明，商鞅的这项法令已被认真地付诸实行。否则，就不会引起宗室贵戚中大多数人的“怨望”。特别是太子犯法，刑及其师傅，是严惩权贵犯法的一个典型案例。
关于统一度量衡和货币法令的施行，现藏上海博物馆的传世“商鞅方升”，即是当时作为标准量器而制作的。实物表明，统一度量衡和货币的法令，在商鞅变法时确实被付诸施行。
商鞅新法实施的结果，在短期内即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据《商君列传》记载，商鞅的第一次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即是说：变法在短期内于秦国建立了井然的秩序，收到了富国强兵、乡邑大治的效果。在对外战争中，前358年，秦军首败韩军于西山。前354年，秦攻取魏国的少梁。前352年，秦兵围攻魏国的旧都安邑，安邑降秦。前351年，秦兵攻魏国的固阳，固阳降秦。
秦孝公、商鞅的第二次变法，同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前340年，商鞅用计生擒魏将公子昂，魏国被迫交还过去侵占的西河部分土地。为此，秦孝公封商鞅于於、商（今陕西省商县东南商洛镇）十五邑，号称“商君”。
秦孝公、商鞅的两次变法，是战国时期使诸侯震惊、士民瞩目的一件大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文献，多有评论，现摘录如下：
《史记·秦本纪》：“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秦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
《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为田开阡陌……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战国策·秦策一》：“商鞅治秦，法令至行。……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战国策·秦策三》载蔡泽语：“夫商君……教民耕战，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于诸侯。”
《韩非子·和氏》载韩非语：“商君教孝公以连什伍……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
《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语：“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
《新序》论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广雍州之地，东并河西，北收上郡，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秦遂以强，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
战国和秦汉时人的大量评论表明，商鞅变法确实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实现了富国强兵，为秦国日后的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