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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推行新法的重要措施，可以归纳为以下五项。
宣传法律，徙木而赏金，使令吏民知法
宣传新法，对人民进行法律知识的教育，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商君书·定分》）是商鞅推行新法措施之一。他所以“燔诗书”，就在于《诗》《书》一类典籍，是儒家对弟子乃至人民进行教育的教科书。《诗》《书》的传布，特别是儒家之徒利用《诗》《书》来以古非今，不利于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法制教育的进行。因此，商鞅把“燔诗书”作为“明法令”的一种手段，《韩非子·和氏》把它概括为“燔诗书而明法令”。至于商鞅在公布新法前所搞的徙木赏金，实际上也是对新法的一次宣传：宣布他所颁布的新法，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的。
不许议令，迁乱化之民，树立新法威严
树立新法的威严，是商鞅推行新法的又一措施。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变法收到“乡邑大治”的效果之后，对于那些当初非难后来又称颂新法的“乱化之民”，全部强令迁徙到边远地区，并且收到了“其后民莫敢议令”的效果。不许人民议论法令，目的是树立新法的威严。据《商书君·定分》记载，公孙鞅说：“敢剟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不许私下对法令改动一字，犯者处死，目的同样是为了树立新法的威严，最终还是为了有利于新法的推行。
不殊贵贱，日绳贵公子，严惩犯法权贵
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新法公布后，太子犯法，商鞅主张严办。经请示秦孝公，对太子犯法一案，判为“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因为太子是王位继承人，不可用刑，故以其师代受其刑。商鞅严惩犯法权贵的理论根据是“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这是他从当时司法实践中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经验教训。他认为：法律之所以不能实行，主要在于上层权贵们的带头违法。变法的反对派赵良称商鞅“日绳秦之贵公子”，说他每日每时都对秦国的贵公子们绳之以法，使得“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可见，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商鞅确实把主要的打击矛头指向犯法的权贵，严惩不贷。《史记·商君列传》在谈到“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之后，紧接着说：“明日，秦人皆趋令”，并收到“行之十年，秦民大悦”的效果。太子犯法，商鞅敢于严办，使得权贵们不敢轻易地以身试法，这对于新法的推行极为有利，所以开创出了“明日，秦人皆趋令”的局面。可见，在推行新法的诸项措施中，严惩犯法权贵，可谓推行新法的契机。
赏罚为柄，轻罪而重刑，要在令行禁止
赏罚为柄作为商鞅的立法原则之一，也是他推行新法的重要手段措施。为了使这一措施更为有利，他还提出了轻罪重罚的理论和立法原则，其目的在于以此收到令行禁止的效果。此外，赏罚作为一种措施和手段，对于新法的推行，往往能起到开创局面的作用。商鞅变法中的“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以及齐国的齐威王为推行改革，“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震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史记·滑稽列传》），都是以赏罚为推行新法开创新的历史局面的典型案例。
整饬吏治，塞私门之请，改变社会风气
“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作为商鞅变法的重要原则和内容之一，目的在于整饬吏治，改变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这项变法的原则和内容，事实上又是推行新法的重要措施之一。韩非所说的“官行法”一语表明，法律是通过各级政府的官吏来执行的。显而易见，如果吏治黑暗，官员都忙于“私门”的请托，积案如山，官场风气腐败，这势必为新法的推行造成障碍。商鞅对这个问题有足够的认识，因而他从立法原则和执法措施的高度，在新法中写进改变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的有关条款。这一推行新法的重要措施，由于通过立法的手段，成了不准“损益一字”的法律条文，这就使得这项措施的实行，有了法律上的保证。
在商鞅变法中，立法原则、执法措施和新法条文，有时常常是三位一体的。即是说，在商鞅的新法中，有的法律条文既是法令，又是立法原则，也是执法措施。这是商鞅新法的一大特点。在中国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上，对于这一特点应该做出怎样的评价，这里姑且不论。但是，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便是商鞅新法的这一特点，对于新法的推行、实施和收到预期的效果，起了不容否认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