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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爱柏拉图？也许是将柏拉图看成一个情人：同志的情人，辩证欢宴中甜蜜陶醉的情人，他对思想和事物背后难以捉摸的现实充满激情。我们爱他，因为他精力充沛，因为他喜欢粗犷的畋猎，因为他喜欢在生活中发现欢乐，尽管生活中充满了缺憾和冒险的复杂性。我们爱他，因为他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生机勃勃，而且从未停止成长，这样的人即使犯了错误也值得被爱。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爱他，是因为他对通过智慧调控进行社会重建的高度热情；因为他在80年的生命中始终保持着对人类进步的热情。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热情只是青年时期的短暂奢侈品。因为他认为哲学不仅是解释世界的工具，而且是重塑世界的工具。借苏格拉底之口，他说自己“几乎是当时唯一接触真正政治艺术的雅典人，我是我的时代唯一的政治家”。
对柏拉图来说，哲学就是根据人类的现实和局限性研究人类的可能性。他的日常思索包括人际关系和奋斗问题，自由与秩序问题，性关系和家庭问题，性格和公民的理想以及实现这些理想的教育方法问题，控制人口、遗传和环境、艺术和道德问题。尽管他喜欢神秘主义的诗歌，但对他来说，哲学仍然是他在这个世界的一次非凡的冒险之旅。不像我们，我们遵循他的许多教诲中的一条或另一条，而他则航行在未知的哲学海洋之上。每个时代的每位读者，都称柏拉图哲学具有现代性，那柏拉图哲学要到什么时候才会丧失现代性呢？
苏格拉底去世的时候，柏拉图才28岁。虽然苏格拉底饮下毒芹酒时，柏拉图并不在场，但大师的去世对他来说一定是一次惨痛的打击。这使他直面死亡，而死亡是形而上学之母。在所有哲学家中，柏拉图从不掩饰对苏格拉底的感激之情。“我感谢诸神，”他说，“我生来就是自由人，而不是奴隶；是希腊人，而不是野蛮人；是男人，而不是女人；但最重要的是，我出生在苏格拉底时代。”老哲学家苏格拉底走了，雅典一度无法忍受柏拉图（有人说，是柏拉图无法容忍雅典）。而柏拉图这位年轻的哲学家乘船去往异国他乡，汲取其他文化的养分。他喜欢埃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神职人员赋予埃及的和平秩序和对长者的尊敬。他愿意被告知，与成熟的埃及文明相比，他的祖国雅典的文化，只不过是一项不确定的民族学运动。他喜欢意大利南部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及其对社会建设问题的贵族态度，对朴素生活和高尚思想的集体奉献。最重要的是，他喜欢他们对和谐的强调，认为和谐是一切事物的根本性和普遍性关系。如果有足够的艺术性，和谐可以解决人类的不和谐问题。柏拉图还受益于其他文明：有故事讲述了他如何冒着杀头的危险在锡拉丘兹建立一个理想国度；他如何被贩卖为奴隶，又被朋友赎回；以及他如何以一种渗透式的天才方式汲取远至巴勒斯坦甚至印度的民族文化。最后，经过12年的漂泊，柏拉图又听到了雅典的召唤，带着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思想回国了。
彼时，人到中年的柏拉图，转而开始传经布道。他是否应该加入某一政治势力，并努力使雅典政府成为他思想的写照？也许他觉得他的思想还不够明晰，政治需要回答“是”或“否”，而哲学只回应“是”或“否”。他犹豫不决，不愿加入任何政治势力，也不愿死守教条，他准备因犹豫不决而受到所有党派的憎恨。他骨子里流着贵族的血液，他不会屈从于公民投票。他想像欧里庇得斯那样走上舞台，戴着面具传经布道。年轻的柏拉图曾经撰写过戏剧，如今他微笑着回想当初曾多么希望能与阿里斯托芬并肩。但戏剧有太多的限制，如宗教主题和戏剧形式。柏拉图的哲学则有不断扩大的边界，且并不局限于某种形式。但是，柏拉图的哲学也不是一个枯燥的学术问题，不是零敲碎打，胡拼乱凑；而是充满活力，本身既是戏剧，也是宗教。为什么不能既有思想又有行动？有思想的戏剧，不正是悲剧和喜剧吗？哲学，不正是生命和死亡吗？
在欲望的结合点上，出现了戏剧和哲学的融合。我们知道，这就是《柏拉图对话录》。无疑，它是整个哲学史上最好的作品。《柏拉图对话录》只是柏拉图的工具，而他的思想并没有凝结成教条和体系。所有的天才都是海纳百川的，伟人都是融会贯通的，让灵魂给自己嗓音，它就会以对话来叙述。对于一个思绪纷繁的人来说，对话只是一种工具，他愿意以此澄清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给出生活本身是如此盲目和不确定的结论。结论往往是思想失去方向的结果，与其说结论是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如说它是思想的解体。因此，柏拉图的想象力在《柏拉图对话录》中有了充分的发挥；生动的试错游戏，飞速旋转的思维；这是被傲慢抛弃的想象力；这是我们沉闷的现代哲学家所缺乏的幽默；这里没有体系，而胜过所有的体系；这是欧洲思想的一个丰富源泉；这里的散文像伟大的庙宇一样雄伟壮观，希腊人的欢乐巍然刻于大理石之上；文学散文在这里诞生，且硕果累累。
要理解柏拉图，就必须记住毕达哥拉斯的主题：和谐是柏拉图形而上学的核心，是他的心理和教育理论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和政治的核心。感受这种和谐，使这种和谐成为可能——对柏拉图来说，这就是哲学的意义。
我们从一开始就观察到这一点，它更多是神秘化而不是神秘中的理想主义。显然，理想主义属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论与其说是理想主义，不如说是关于理想的理论。苏格拉底追求真理，但柏拉图追求美好与和谐。苏格拉底执意于论证，并为你指出一个概念；柏拉图则是一位有远见的诗人，他把你引向他所看到的场景。柏拉图说，理解是对世界的尘世理解，但诗意的洞察力是神圣的。因此，《柏拉图对话录》中充满了诡辩，这主要源于柏拉图，而不是苏格拉底。对柏拉图来说，推理是一门陌生的艺术，尽管他试图成为一名数学家，但他始终只是一位诗人，在处理数字问题时尤其如此。在柏拉图的时代，辩证法尚是新鲜事物，他对辩证法的运用就像一个毛躁的青年，辩证法把他提升到欣喜若狂的高度，又把他埋葬在最致命的逻辑中——断章取义。但是，我们无须质疑，柏拉图知道他在断章取义。他之所以断章取义，部分是为了描绘他的场景，部分是为了取悦正反两方。他觉得，这项新的游戏是一项众神的运动。
有人认为柏拉图说的每句话都是认真的，对此，我们应一笑置之。柏拉图之外，几乎没有人不说教，只寓言。思想的“天堂”是什么？这只不过是柏拉图这位诗人的一种说法，即通过事物之间的关系观察到的概念，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有其自身的现实和永恒的意义。所以，我们夸夸其谈，空泛表达，但是柏拉图一以贯之，更喜欢为我们提供一幅场景。请注意，在这幅场景中，社会需求是常驻要素。除了保护智力资源的计划、预测的工具、控制的方法之外，还有什么概念？如果没有形成概念的能力，我们就永远不能以史为鉴，经验就会从我们指间溜走，我们就注定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任何事物的概念，都是相关观察的总和。因此，概念是我们调适和控制的媒介。对事物有想法，就是知道事物的概况或计划，就是看到趋势、方向和结果，就是知道如何使用事物。这就是为什么说知识就是力量，每一种想法都是一种工具，都可以用来扭曲世界，为我们的意志服务。这也是为什么想法是真实存在的：它们有力量，而“任何拥有力量的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
正如人们所说，这一切不过是对苏格拉底拯救学说在思想上的更新而已。柏拉图并未就此止步。任何事物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概念、一个想法，还可以归结为一个完美的形式、一个理想。事物会发展变化。人不像人，国将不国，床可能是理想之榻，甚至污垢也可能更完美。在一个完全和谐的世界里，所有存在的事物可能对应着完美的理想。说这些理想是真实的，是存在的，只是声称它们是可行的，是可期的。超自然主义，仅仅是柏拉图政治理论的一部分，这可能引发争论。让我们满足于柏拉图，相信理想能够并且确实通过人的力量运作。人的独特之处在于能感知事物，也就是说，人能构想出可能存在的事物。人是一种前瞻性的、有理想的动物，只要愿意，人就可以进行创作。野蛮人可能成为思想家，也可能成为艺术家。从丰富的性本能（就像柏拉图在《飨宴篇》中暗示的那样）之中，产生了这种理想的寻求和创造的品质，艺术、伦理和宗教就是从这些品质中产生的。威廉·莫里斯目睹贫民窟，想到了乌托邦，尽管这使他身陷囹圄，他还是开始走向乌托邦。威廉·莫里斯热爱“人性”吗？一点儿也不，他热爱美丽和梦想，他对眼前的污垢和绝望感到不安。他目睹贫民窟，并因此陷入对美好事物的憧憬之中。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不幸。大多数“改革者”也如此：我们希望改变事情，不是因为我们比“保守派”更爱我们的同类，也不是因为我们相信幸福随收入的变化而变化，只是因为我们听到了美丽的呼唤，脑海中形成了另一幅可能更令人赏心悦目的场景。
柏拉图说，我们要做的是让人们设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样他们才能看到现实世界是丑陋的，并努力重塑它。我们必须想象事物完美的形式，以打击这个悲催的世界，直到它自我革新，采取这些完美的形式。学会观察和学会创造这些完美的形式，就是哲学家的任务。造就哲学家，这是社会的问题。
这个世界很简单，不是吗？给我们足够多的哲学家，美丽的城市将走出画面，成为现实。但是，哲学家们又是怎么被塑造出来的？也许，哲学家也有一种完美的形式？我们怎样才能由观察到创造，成为完美的哲学家？
让我们不要担心这个辩证法的小问题，柏拉图说。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必须做的一些事情，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多更伟大的哲学家。很明显，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是我们要把最好的头脑用于教育。这是陈词滥调吗？根本不是。我们是否已把最好的头脑用于教育？我们给教育部长或专员的供给或敬重，比给总统、州长、市长、银行行长或拳击手更多吗？柏拉图说，教育部长的职位是“所有伟大的国家职位中最伟大的”，而公民应该选举最优秀的人担任这个职位。柏拉图说的不是陈词滥调，而是提出了一个激进的、革命性的主张。这件事从未做成，也不会很快做成。因为人民更感兴趣的是赚钱，而不是塑造哲学家。然而，柏拉图温和而坚决地说，我们必须明白，除非我们把最好的头脑塑造为哲学家，否则，我们对社会弊病大费周章，也只是聊胜于无，仅此而已。“多么迷人的人民啊！”柏拉图写道，他把个人和政治进行类比，“他们总是在治标，从而加重他们的疾病，并希望通过有人建议他们尝试的某种方法来治愈疾病，但病情永远不会好转，甚至总是变得更糟……难道这不等同于一出戏吗？他们试着立法，以为通过改革就可以结束人类的耻辱和恶行。难道他们不知道这实际上只是在砍掉九头蛇的头吗？”
请注意，对柏拉图来说，教育的目的与其说是智慧的普遍传播，不如说是发现和培养卓越的人。这一教育理念，在后来的哲学思想中反复出现。例如，在19世纪卡莱尔的“英雄”、叔本华的“天才”和尼采的“超人”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理念。柏拉图认为，把群众看作社会进步的源泉和希望，是非常幼稚的。群众的正当职能，就是尽可能愉快地辛勤劳作，培养和供养使他们幸福的天才——只要他们能够幸福就好。直指一切的进步，就是打开平庸和徒劳的大门，去发现和哺育潜在的天才。这是一个值得教育者呕心沥血的目的。
如果想要发现萌芽中的天才，你首先必须谨言慎行，至少在开始时必须如此。你不能过多地约束他，也不能过分地纵容自己对他滥加惩罚。一旦孩子开始懂事，母亲、父亲、护士和家庭教师就开始为他的发展而争吵：他不能说或做任何事，除非他们向他说明是非，荣辱，神圣或亵渎，可为或不可为。如果他言听计从，那么自然是锦上添花；如果他不言听计从，就会招致威胁和殴打。按下葫芦浮起瓢，且常常是出人意料地浮起。没有千篇一律的僵硬模式，僵硬模式会粉碎和扭曲每个有抱负的灵魂。在把你的想法和道歉强加给孩子之前，要三思而后行，他自己的愿望是你最好的教程。柏拉图在一个很少被人注意到的段落中写道：“教学的要素，应该呈现在孩童的头脑之中，而不是强迫他们接受理念。因为，一个自由人在获得知识方面也应该是自由的。强制性的身体锻炼没有害处，但是，强制性的知识灌输则无法掌控头脑。因此，不要强迫，而是要让早期教育成为一种娱乐，这样你才能更好地发现孩童的天性。”这是柏拉图天才般的当头棒喝，愚顽如你我，直到大约2300年之后才明白这一道理。“发现孩童的天赋”，在从众之前捕捉到神圣之火的火花，这是教育家的初衷，也是教育家的终极诉求。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在寻找天才的过程中，所有的灵魂都值得尝试。教育必须是普遍性的和强制性的，儿童不属于父母，而属于国家和未来。教育不能太早开始。克利尼亚斯问，教育是否应该从出生就开始？但令人惊讶的是，柏拉图的回答是：“从未如此。”如果柏拉图能够实现他的想法，毫无疑问，那美国连环杀手、恶魔博士霍姆斯的建议就是，一个人应该在出生前2000年就开始接受教育。教育的初衷是拓展体能，而不是用字母填充灵魂。在孩子10岁时教他读书识字，而不是在此之前。音乐与体育将共同承担全面发展的使命。男孩告诉他的老师，运动场是教育的重要和必要的一部分，就像教室是重要和必要的一部分一样。“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一种温和而勇敢的天性？”音乐和体育的结合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很清楚，只有体育，人就会变得过于野蛮；只有音乐，人就会被融化和软化。”这里有一种决心，即使是天才也应该是健康的。柏拉图不会容忍这样一种观念，即要成为天才，就必须生病：要让天才有发言权，但也要提醒他，他不是无肉体的灵魂。让艺术小心，以免它夸耀的净化荡涤了我们的力量和男子气概，诗歌和柔靡的音乐可能使人沦为奴隶。16岁以后，任何人都不应为音乐而烦恼。
到20岁时，一般性测验将剔除那些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将是浪费时间的人，其他人可继续接受10年的教育，第二次测验将剔除那些在此期间已达到发展能力极限的人。最后的幸存者（而不是在此之前）将被引入哲学殿堂。
不能让他们过早地尝试辩论，这是一件特别需要避免的事情。正如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对于年轻人来说，当他们第一次尝到愉悦的味道后，他们会为辩论而辩论，并且总是反对和反驳。就像小狗一样，在高兴的时候总是撕扯和拉近身边的所有人……当他们经历了很多的征服和各种失败之后，他们极端而迅速地陷入一种不相信他们以前所相信的任何东西的状态。因此，不仅他们，而且更普遍地，哲学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声名狼藉。（《理想国》，第539页。）
欢乐的5年时光被用来学习哲学。渐渐地，学生学会了看到特殊背后的普遍性，学会了把部分与整体联系起来判断部分。他经历的片段，将构成他人生的和谐哲学。现在他已能将他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智慧运用到生活之中。事实上，把知识融会贯通，并聚焦于生活的核心问题之上的能力，正是真正的哲学家的标准。这涉及的是某种实践品质，一种对现实和局限性的认识。一个人必须学习，通过书籍和人。一个人应该多读书，但更应该热爱生活。因此，柏拉图规定，他的新哲学家将在35岁到50岁之间，花费几年时间，用于繁忙、喧嚣的现实生活。按照他不朽的目标，他们必须回到“洞穴”中去冥思。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使我们在一段时间内脱离实际生活，也只有这样，未来我们才能以更好的视角回归实际生活。把一段美好的时间花在自己的禀赋上，给自己的面包涂上黄油——这是通向伟大的一个几乎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在这样的考验中，人们会伤痕累累。但对于那些不是傻瓜的人来说，每一处伤疤都是他们吸取教训的标志。
如今，我们的哲学家已年过五旬，经历了学术和生活的各种考验，成熟老练。我们应当怎么对待他们？把他们打发进教室，一走了之？或者，让他们穷其一生来解答以下问题：斯宾诺莎是如何演绎的，或者演绎是如何失败的，“一”如何到“多”？让他们用有限和无限、空间和时间，或者烤牛肉的非物质性等诸如此类的晦涩术语来填充各种深奥的杂志？不，柏拉图说，应该让他们管理国家。
柏拉图是认真的吗？他是因国家谋杀他最心仪的哲学家感到如此愤怒，以至在他的乌托邦中先发制人，使哲学家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吗？难道这仅仅是他发动的巨大舆论报复吗？难道这仅仅是他对所见的民主国家高级知识分子卑躬屈膝和碌碌无为的反应吗？难道这仅仅是柏拉图大张旗鼓地强调苏格拉底对智慧的追求，并以智慧为道德和社会生活的基础吗？也许都对，但不止于此。柏拉图是高屋建瓴的，这是埃及祭司和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对他的影响的显露，这是他个人经历的长期积累。
在此，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所说的哲学家柏拉图，并不是指伊曼纽尔·康德。我们指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像塞涅卡或弗朗西斯·培根那样的人；一个将知识与行动融为一体的人；一个兼具敏锐洞察力与坚定行动力的人；一个不仅具有书本知识，而且还受教于艰苦经验的人；一个意愿服从，也同样乐于指挥的人；一个通过解决人类社会重大问题来协调思想的人。
既然只有哲学家才能把握永恒和不变的真理，而那些徘徊在众多、多变的领域中的人则不是哲学家。我必须问你们，这两种人，哪一种应该是我们国家的统治者呢？（《理想国》，第184页。）
既然如此，那么：
在哲学家成为国王之前，或者在这个世界的国王和王子都拥有哲学的精神和力量之前……城邦永远不会停止生病，人类也不会停止生病。（《理想国》，第473页。）
当然，这就是柏拉图的初心和灵魂。
让我们回到圆周，通过另一条路线接近它。柏拉图说，我承认，拥有统治者是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一种令人遗憾的、真正的蠢猪元素，我们就不应该拥有统治者。我自己的乌托邦，既不是贵族的，也不是民主的，更不是任何类型的“统治”，而是你们中的一些人所说的无政府主义或共产主义。在我的《理想国》第二卷中，我已经非常清楚地描述了这一点。但是，除了重复我兄弟对我的嘲笑之外，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这一段原文如下：“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他们的生活方式，既然我们已经确立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是要生产粮食、酒、衣服、鞋，并为自己建造房屋吗？安居后，他们将在夏天工作，通常是赤膊光脚，但在冬天，他们穿着厚厚的衣服和鞋。他们吃大麦和小麦，烤麦子，揉面，做上等的布丁和饼，用芦苇或干净的叶子做盘子，斜躺在紫杉或桃金娘枝干做成的床上。他们和儿女们宴饮、喝酒，头戴花环，颂赞美诗，生活在甘美的社会中，顾念自己的家境，耗费不超出自己的经济能力，因为他们要留心贫穷和战乱……他们当然会有菜肴——盐、橄榄、奶酪和洋葱，还有卷心菜或其他适合烹调的乡村蔬菜。他们还会有甜点——烘烤的无花果、豆子、桃金娘果和山毛榉子。他们会适度地饮酒，身体健康，太太平平，无疾而终，并把同样的生活传给他们的下一代。”（《理想国》，第372页。）]但与此相反，我的乌托邦是“猪的城邦”。正因为我们是猪，我才不得不放弃描述上述场景，转而描述“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富足的国家”。我仍然“认为，真正的国家，可以说是拥有健全的宪法，如我此前所述”，而不是我在其他部分所述的“溃烂的宪法”。在我看来，这样的国家，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猪的城邦”，而不是其他。这是因为人们想要“躺在沙发上，在餐桌上就餐，并以现代的方式享用美味和甜点……还想有香料、香炉、妓女、蛋糕、黄金、象牙……猎人和演员……音乐家、演奏家、舞蹈家……教师……仆人……饮酒或忌酒的奶妈……理发师、糖果商和厨师……成群的牲畜（如果人们吃动物的话）……医生，然后抢夺邻居家的一片土地，然后发动战争”。简而言之，因为人们是蠢猪，所以必须有士兵、统治者和法律。
但是，如果人们必须有士兵、统治者和律师，为什么不训练你们中的佼佼者来从事这些工作？如同训练一些人成为医生，另一些人成为律师，还有一些人成为工程师一样。试想，吃一个人开出的药，只是因为他展示了有人支持他！试想，让一个人建造世界上最伟大的桥梁，只是因为他人缘很好！你指责我剽窃毕达哥拉斯，但事实上，你就是相信民主即政治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你迷信数字，以数字为神。你的平等是不平等的平等，只是口头上的平等，永远不是现实；你的自由是无政府状态的自由，你的民主孕育和传播于先天性的病灶之中，它不可避免地会消亡；你的言论自由是对谎言的许可；你的选举是一场奉承和搪塞的竞赛。你们的民主是一种贵族政体，也是落入你们手中的天才的悲剧。也许你喜欢民主，因为你就像民主一样：你所有的愿望都是在一个层次之上的，你从来不会想到要尊重其中的一些愿望，约束其他的愿望。你从来没有想过，培训一名政治家比培训一个擦鞋匠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政治家风度不是通过公民投票赋予的，而是经过多年的努力，而且必须在不提交表决的情况下获得担任公职的特权。智慧是一种过于微妙的东西，无法被暴民粗糙的感官感觉到。行行出状元，因为它的专业化和培训耗时漫长。但因为充任官员的人拒绝专业化和被培训，在官员的嘴里政治这个词已经变得不再光彩。因为人们会让任何一个人成为领袖，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人会服从人们的选择。
当然，这里有很多夸张之处，正如一个物质需求和社会关怀与雅典的寡头政治集团捆绑在一起的人所预期的那样，正如一个亲戚和好友都死于反民主国家军队的战争中的人所预期的那样。民主国家的军队，在早年亲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民主管理不善和雅典无序个人主义的发展。但这也给那些足够强大的人以教益，他们甚至可以从敌人那里学习。在这一点上，强调这些教训会使我们走得太远，我们目前的计划是遵循柏拉图的指导，直到我们对他的立场有一个明确的看法为止。
我们将设想柏拉图所希望的教育计划。我们将假定，在出生时就被列入名单的人中，有一部分人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尝试了哲学宝贵乐趣”的5年，并顺利地通过了实际事务的磨难，这些男人（和女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现在自动成为柏拉图理想国的统治者。真金不怕火炼，让我们拭目以待。
对国家的监护人来说，首要的原则是国家的职能。因此，他们的职能是一种积极的职能，他们应该领导人民，而不仅仅是作为争端的仲裁人。终于，他们成为有意识的社会演变的主角，从今以后，他们决意塑造社会组织的远见卓识，而不是偶然性的权宜之计。他们知道，他们应是有远见和协调能力的专家，他们会进行相应的立法，不会再考虑征求人们的看法，就像医生不会问人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公众健康一样。
首先，他们将控制人口。他们将认为这是有计划的发展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州不能大于统一的国家，也不能超越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交配，这是他们自己关心的问题，但他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生育是国家的事情。必须科学生育，而不是因情爱而生育。婚姻将是一种暂时性的关系，为了优质的后代，婚姻中的人可以经常性地重复交配，人们不能在30岁以前生育，也不能在40岁以后生育。畸形或患有不治之症的儿童将面临死亡。孩子必须在出生时离开母亲，由国家抚养。如果妇女要成为真正的公民，就必须对公共福利感兴趣，她们要爱的不是小小的家庭，而是一个伟大的社区。因此，妇女就必须摆脱子女的束缚。
妇女要成为公民。如果让一半人失去对国家的兴趣并退出服务，那么将是愚蠢的。妇女将获得所有提供给男子的教育优势，她们甚至会在比赛中赤身裸体地与男子摔跤。如果她们中的任何人，而且肯定会有部分人能通过所有的测试，她们也将成为国家的监护人。出于政治目的，人们不根据性别来区分，而应根据能力来区分。有些女人可能不适合做家务，但适合当统治者，那就让她们统治吧；有些男人可能不适合当统治者，但适合做家务，那就让他们看家吧。
没有家庭，没有明确清晰的父子关系，就不能有个人的财产继承。监护人将持有所有的共同财产，没有“德尔图良例外”（我们共享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除了女人）。如果没有个人遗赠或“建立家庭”的可能，监护人就不会有积蓄物质的动力，也不会因为对未来的担忧而囤积物质，因为劳动阶层将会给他们提供适度但足够的物质维持生活。他们无须使用金钱，他们将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致力于共同防御和发展等问题。他们没有家庭联系，没有私人财产和奢侈品，没有暴力和诉讼，不分你我。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压迫劳动者，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牟利。他们将在行使自己的崇高责任和权力时感到高兴。他们不会为了自己所在阶层的利益而立法，他们会为了社会利益而立法。他们的快乐在于创造一个繁荣和谐的国家。
在监护人领导之下的是士兵，而士兵经过专门挑选和训练，并得到劳动者的支持。这些劳动者是谁？他们将是那些在测试中被淘汰的人。专业化的要求会迫使他们为那些有领袖天赋的人劳动。他们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没有发言权，如前所述，发言权是对已证明的能力的奖励，而不是一种“自然权利”。坦率地说，一些人只适合当奴隶，而用“劳动的尊严”这一说辞来粉饰这一事实，只不过是民主政治家屈服于各种无礼之举的例证之一。劳动者不知道更微妙的幸福，只知道他们正在做他们适合做的事情，并为维持社会繁荣做出贡献。尽管如此，这些劳动者同国家的其他成员一样，将在这样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各展所长，人尽其才。为了确保他们不会叛逆，他们将接受“神圣谎言”的教导，即他们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由神决定的。对这种相当明智的玩弄事实感到不寒而栗，是没有意义的。有时，真理是知足的障碍，必须把真理放在一边。众所周知，医生用及时的谎言来治疗疾病。如果你想这么说的话，这种欺骗所激发的劳动可能就是奴役，但它是秩序的必然条件，而秩序是文化和社会成功的必然条件。
有人会问，这是正义的吗？也许除了秩序之外，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考虑；也许对秩序的渴望是一种疾病，就像一元论对统一的渴望一样；也许它是先验思维类型的必然结果；也许它是哲学家普遍无力面对可能的非理性现实的一部分。在此，为了秩序的缘故，大部分人民必须在沉默中工作：他们不能表达自己的愿望。在此，为了秩序而牺牲了社会的可塑性、自由的多样性、结构的松散性和可变性，这恰好是社会重建的所有建议和力量之所在。如果历史的万花筒中隐藏着教训，如果一个政治制度的宪章没有为它自己的改革提供任何规定和便利，那么这个政治制度注定要夭折。可塑性是最重要的。人类的理想会改变，国家、机构甚至神都会与时俱进。“一个国家的法律和秩序”，并“不是每一种善的起因”，它们是所获得的善的保障，但也可能是想获得的善的障碍。一个没有批评和变革自由的国家，就像一艘平稳的帆船，它屹立不倒，却不能移动。这种状态是一个几何图形，是从不可能的前提发展而来的完美的三段论。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在这样的国家中，不可能有嗜好乌托邦的柏拉图。更不用说苏格拉底了，他认为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将不是哲学家的国度，而是牧师的国度：确凿无疑的是，这样的国家的基础，不是清晰的辩证，而是神圣的谎言。这就是贵族最高的悲观主义和终极的无神论，贵族不相信真理的最终批判性。当然，也可以谈一谈民主。诚然，民主不是一个问题的解决之道，而是一个新增的问题，但它至少是一个路遥知马力的问题。诚然，习惯于奴隶制的人无法掉过头来，并明智地自我统治，但是还有什么比他们通过不可避免的试验和错误来学习更好的呢？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诚然，医生在开处方时不向我们请教，但在他们被选中被召唤之前，他们也不会来找我们。“监护人要求另一个监护人来保护他，这实在太荒谬了。”但他会这样做的！除非所有人都分享权力，否则权力就会腐化。“如果只有少数人像分享艺术一样分享美德，那么城邦不可能存在。”在奴隶的背脊上建立文化，就如同在维苏威火山之上建立城邦。人不会永远被欺骗，至少是不会永远被同样的谎言欺骗！以这样的乌托邦收场，除了屈从于色拉叙马库斯，为强者的利益而辩护和抗争之外，还有比这更好的结局吗？这是正义的吗？
“但是，什么是正义？”柏拉图问。你难道没看出来我们的正义观念是贯穿始终的症结之所在吗？正义只是一个讲真话的问题吗？胡说八道。让我们的孩子相信这一点也许是好的，但并非稚童的人知道，在某些特定事件的关键时刻，谎言比真话更有效，那么谎言就是正义的。真相是一种社会价值，而这恰恰是它的正义性之所系。如果谎言证明了它的社会价值，那么谎言也能获得了正义性。正义与某些绝对永恒的法则的混淆，源于伦理与政治的分离，源于试图从对个体的研究中得出正义的定义。道德源于政治，正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关系。就整个国家而言，很明显，除非能起作用，否则没有什么是“善”的。声称正义，要求国家以一种自残的方式来构建秩序，必将是荒谬的。社会组织必须是有效的，如果有助于政治秩序的有效性，谎言和阶级分层就是正义的。当然，社会的有效性妨碍了适合立法的人，使得他们像鹅卵石一样终生沉默，或者禁止人们统治那些天生的贩夫走卒。至少，对政治而言，正义意味着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在做着他自己注定的事情，而这正与他自己的自然能力吻合。非正义，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侵犯；正义就是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那么，正义就是社会的协调与和谐。正义不是“强者的利益”，而是整体的和谐。因此，对个人来说，正义是一个统一人格的和谐运作，个人本性中的每个要素都得到应有的发挥。同样，正义不仅是力气或力量，而且是和谐的、有组织的力量，正义是有效的秩序。有效的秩序需要阶级分层。你可以轻而易举地说出民主的诸多益处，但是你会面临等级，因为人永远是分三六九等的。黄铜不可假冒为白银，白银不可假冒为黄金。纵使千锤百炼，黄铜仍然是黄铜。当然，黄铜不会认为它是黄铜，但我们最好让它明白，它就是黄铜。即使我们不得不说一千个谎言，也要让它明白它就是黄铜这一事实。
至于变化和可塑性，请记住，贩夫走卒是没有价值的，除非他们有助于一个更好的社会。他们确实促成了变化，但并未变得更好。历史是一场变化的闹剧，如果没有某种组织来控制，各种变化就会互相抵消，不可避免地以徒劳无功而告终。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改变，而是如何让我们中最好的大脑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控制变化。
本章既有大道至简，也有一大堆令人困惑的建议。人们很想追求最终的现实意义，但这样做会对后面各章的主题造成太多干涉。本章最重要的不是接受或驳斥柏拉图政治哲学中的任何特殊要素，而是要看到政治和哲学在他的头脑中是如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努力的两个方面；这是改造事物的激情；这是看到完美和创造完美的意志；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阐述智慧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会感知，而且会重塑。柏拉图并没有闭门造车，而是拥有娴熟的王者灵魂，这一灵魂流动于生活的温馨与丰富之中。柏拉图描绘了乌托邦，但同时他强调通过教育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性，并建立了有史以来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大学，即柏拉图学院。我们可以遥想，他在自己创造的大学的花园和演讲厅里，安排、监督和协调诸事，培养出国家期待的政治家——而不是徒劳无功。柏拉图不仅把人们带到对统一和完美的美好憧憬中，还教导人们创造的艺术，并用一种新的艺术热情来激发他们。这就是他想要做的事情，而且他如愿以偿了。正如埃德蒙·葛斯在他的著作《易卜生传》中指出的：“最伟大的作品变得越来越重要，就像树木在种植它们的凡人死后成长为参天大树那样。”《理想国》和柏拉图学院皆如此。
领会本章中“古代最高哲学”深刻而微妙的精神和意义，并非易事。在柏拉图的“乌托邦”中，无疑就有一条规则反对就如此广泛的现象进行如此简短的叙述。轻描淡写，必然导致柏拉图观点的混乱，而且不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柏拉图时代的政治和哲学意义之上。在本章，读者的感觉就是，轻描淡写，亵渎了哲学的帕特农神庙。也许，如果继续叙述，我们将能够更多地领会柏拉图思想不朽的价值：在后文讨论的几乎每一件事中，柏拉图的声音仍将回响，即使我们并未提到他的名讳。如今，柏拉图终于回到自己的世界，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几个世纪前，关于柏拉图哲学的第一个错误解释者的影响占据了主导地位。几代人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温情之上繁衍生息，他们屈服于正在学习和感受《理想国》炽热、建设性的激情的一代人。已经沉睡两千多年的柏拉图，属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