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黄易对乾嘉金石学的贡献

朱剑心在《金石学》一书中说：“金石文字，考古之重要资料也。金石之学，我国过去考古学之核心也。”金石学的作用有三：“考订，统经史小学而言；文章，重其原始体制；艺术，兼赅书画雕刻。” 金石学肇始在汉，至宋达到极盛，元、明中衰，入清之后，海内渐定，群治朴学，考据学空前发达，讲求证据，金石学随之兴盛也就是必然了。

有清一代，不仅金石学著作汗牛充栋，金石学家也不胜枚举，据陆和九统计，清代知名金石学家多达424人。 清初有顾炎武、朱彝尊、黄宗羲等学者硕儒，至乾嘉时期更盛，如钱大昕、武亿、翁方纲、黄易、孙星衍、阮元、王昶等人都是其中翘楚。虽然他们各自侧重的研究方面不同，但正是这样一批金石学家，将这门学问加以细化，逐渐建构成清代金石学的庞大殿宇。黄易正是其中重要的人物之一，李玉棻将其与“嘉定钱（大昕）、大兴翁（方纲）、阳湖孙（星衍）、青浦王（昶）”并列为“金石五家”。 有关他在乾嘉时期的金石学贡献，本文将从鉴藏、搜访、保护、著述、交流五个方面来论述。

一、鉴藏

在清代金石学家中，黄易是以收藏丰富与善于鉴赏而著名的。受其父黄树穀金石收藏渊源的影响，黄易的鉴别能力自然出众。黄树穀性嗜古，虽然家资不丰，但酷好金石文字，即使幕游天下，颠沛流离，所到之处仍不忘搜访金石，在游历经过陕西扶风时，他勤访石刻，纂成《扶风县石刻记》。 曾藏有唐天宝造像铜牌（图1），亲为考释题跋：

甲寅秋，予得一造佛题名小铜牌，大可二寸，宽八九分许，额以双龙蟠其上，负重在其下，仅铸前半身而中刻小字如半粟。其文曰：“大唐天宝五载五月廿日，上为皇帝，下为一切苍生，又为七代先亡，今为现存父母，敬造阿弥陀像一铺。佛弟子张处万一心供养。”碑背有鼻钮，大略造佛既成而系此碑于佛坐间者。不知何时□□及予也。虚舟吏部令嗣孟坚雅爱之，欲豪夺，不可。

金石碑版也在搜罗之列，黄树穀常就所得，与丁敬、王澍等至交切磋讨论，黄易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跋家藏《麻姑仙坛记》拓本（图2）云：

丁龙泓先生与先子扪碑论古，晨夕过从。先生之手迹宜乎不少，然寒家五十年来书卷零落，惟此岿然尚在耳。拓本固可宝，而先生词翰尤不易得。重加装池，永为枕秘。

此外据《小蓬莱阁金石目》“金目”所记，黄易所藏吉金器物拓本中至少十余件为黄树穀原藏，有的还存有黄树穀手书释文。黄树穀又藏有《孝慈堂印谱》（图3），并亲为题跋。翁方纲还在为罗聘所藏《黄松石各体书集古砚铭卷》的题跋中提到：

右钱塘黄松石书集古砚铭，凡十有一，自周、汉迄于元、明，而古文、篆、隶、正、行、草、章备焉……予不及见松石，而得交其令嗣小松，以小松之精考金石，即松石可知也。

正是在这种家学渊源的影响之下，黄易对于金石碑拓的收藏非常狂热，每遇古拓秘本，“眸色炯溢颧颊间”，甚至“解衣付质库易之，自谓千驷万乘无以尚也”。他收藏的金石碑版数量冠绝一时，鉴赏力超出寻常金石学家，是以“四方嗜古之士所得奇文古刻无不就正于君。” 钱大昕曾说“海内研精金石文字与余先后订交者盖廿余家，而嗜之笃而鉴之精，则首推钱唐黄君秋盦。”

黄易藏品的种类非常丰富，除了碑拓以外，“又多蓄汉印、诸吉金杂器物款识，摩挲终日不去手”，此外书画、古砖、古砚均在黄易的搜罗之列。关于古器物的研究，黄易曾撰有《丰润古鼎考》，此外自拓所藏古泉及古镜、古砚，集为《泉文》四册及《镜铭》《砚铭》 。藏品实际数目，今天已经难以统计。阮元记载黄易“收金石刻至三千余种，多宋拓旧本。钟鼎彝器钱镜之属不下数百。余每过任城，必留连竟日不忍去” 。黄易在嘉庆元年（1796）赴嵩山、洛阳一带访碑，三十余天就“拓碑四百余，得旧拓本四十幅” ，其收藏总量，可以想象是非常惊人的。黄易曾纂有《小蓬莱阁金石目》，实为黄易收藏金石碑版的目录底本，记录品目数千种。

藏品之中最为珍贵的，大多刻入《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中，如《唐拓汉武梁祠画像》《熹平石经残字》等。其中尤以《唐拓汉武梁祠画像》（图4）著名，黄易不仅得到了相传为最古的“唐拓本”，更于山东直接访得原石。武梁祠画像刻于建和元年（公元147年）至灵帝时期，最早著录于北宋赵明诚的《金石录》，南宋洪适在《隶释》《隶续》中又分别著录了部分文字和图像。原石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紫云山，宋以后祠石倾塌，没入地下。黄易发现的武梁祠画像对于研究古代经学和历史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引起学术界极大的兴趣，当时金石学家和经史学者纷纷对此加以论述。

《唐拓武梁祠画像》的收藏者，最早可上溯到明代武进人唐顺之，后经朱彝尊、马曰璐、汪楍递藏。黄易卒后辗转流传至何绍基手，于道光后遭火患，后为李汝谦所得并重新装裱，遍邀当时名公如樊增祥、郑孝胥、易顺鼎、缪荃孙、劳乃宣、罗振玉等题跋，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近代学者对“唐拓”的定性聚讼不已，如郑文焯认为非“唐拓”而可能是“宋拓” ，容庚认为是明拓，最终经马子云等专家据纸墨特点定为宋拓本。 笔者认为，其实至少在嘉庆六年（1801）二月二十四日，翁方纲已经知道此本并非“唐拓”而为宋拓，在阮元影刻宋代王厚之《钟鼎款识》中，一道刻入了翁方纲的一段题跋：

此册尝与宋拓武梁祠册同在马衎斋处……今武梁祠册归黄秋盦。

同书还影刻有嘉庆六年五月六日黄易的观跋，由此可以完全确定，至少在嘉庆六年五月，黄易也已经非常清楚这本拓本并非是“唐拓”（图5）。以往的研究者多斤斤计较于翁、黄对此拓本年代的误断，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黄易收集金石碑拓的方法十分可观，据笔者研究发现，黄易以其家世背景、游幕、仕宦的经历，建立了庞大的地缘和人缘上的收藏网络，其触角延伸非常之广，对其搜访碑拓带来极大的便利。在家乡杭州，先有赵魏、奚冈等朋友，后有何梦华、陈豫锺、陈鸿寿等同道。黄易曾经把银两存放于杭州奚冈处，这笔银两的用途之一，就是购买藏品，而作为江浙著名画家的奚冈无疑有很大的机会接触到来自各方的金石藏品。在京城，黄易以其丰富的收藏，引起了翁方纲、朱筠、张壎等鉴藏家和学者的关注，这些藏品对于他们来说，是其研经论史、扩大学术成果的重要资源。凭借他们的赏识，黄易则得到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和人脉关系网。黄易在济宁时，他以济宁为中心进行碑刻搜访，又通过其交游广泛地获取藏品。如由严长明作缘，购归《王稚子阙》，由朱文藻、江藩作缘，购得马氏后人所藏《汉故圉令赵君之碑宋拓翦褾本》等善本碑帖。此外，翁方纲典试江南，在江南所得《梁故散骑常侍司空安成康王之碑》《梁故侍中司徒骠骑将军始兴忠武王碑》等拓本也寄赠黄易；在浙江有陈豫锺自武康惠寄古砖文拓片；赵魏赴粤以南方碑拓赠黄易；甚至远在塞外的黄庭也是黄易得碑的来源，他曾为黄易访得塞外巴里坤的《裴岑纪功碑》原石拓本。当然，这里也包括收藏家和学者们的互相交换和鉴赏的情况，如嵩洛访碑归来，黄易拓碑四百余，以副本分赠李东琪、李克正、刘镜古等人。又将手拓《嵩山三阙》（太室、少室、开母）全幅（高八尺，宽五丈许）寄至翁方纲斋中，翁悬于嵩阳真迹之斋，与诸友同观作歌。

除了购买拓本、亲自拓存、朋友赠送、金石交换以外，黄易还以自己的书画篆刻作品换取藏品。如黄易为湖南巡抚陆朗夫墓志篆额，其子赠以“大泉五十范”作为润笔。又曾在为何元锡所刻印章的边款上说：“年来少作印，有惠以铭心逸品，则欣然奏刀。梦华居士许我南田便面，可谓投其所好。挥汗作此，不自知其苦也。” 由此来看，在书画篆刻上享有盛名的黄易，已经把自己的作品，作为金石置换和增进同好交往的资源。

黄易的碑拓收藏非常注重版本优劣，对拓本（片）的形式也十分讲究。黄易藏有《汉故圉令赵君之碑》剪褾本，此碑原石已毁，张燕昌又寄赠黄易宋拓未剪本，黄易欣然题跋：

整本虽墨重漫漶，而四周尚留余纸，得碑之全体比褾本多。“除新”二字、“诗能散畅事司穆其戍所”等字显然可见。褾本纸墨俱善，“能散”上“而”字尚存其半，整本“而”字尽泐，则褾本似在整本之前。然皆世间坏宝也。易所收汉刻，今时碑石尚存者，皆拓两本： 一整幅，一褾册。无石者一本且难遘，安能兼有？兹碑居然两本，壁悬几展，古香袭人，诚可乐也。

二、搜访

访碑，是金石学者亲身实践，参与到石刻发现或者原碑考察的过程，它比在书斋中观赏拓本更加具有直观性，可以更全面地考察石刻的情况。我们可以把“访碑”活动理解为两种不同的体现：一种是创获性的发现，比如某石刻早已湮没无闻，被再度发现；另一种是亲履石刻所在之地进行考察或者是剔拓原碑。一些珍贵稀罕的碑刻，往往湮没于人迹罕至之处，搜访石刻，便成为一种独特的带有考古性质的发现、考察活动。在宋代，这种风尚已经在某些好古学者如欧阳修、赵明诚中间形成。明代有都穆、杨慎、赵崡等学者，清初有顾炎武、朱彝尊、郑簠、傅山等人，都进行过访碑。他们访碑的目的，或是借访碑所获得的史料进行经史考订，或是寻求书法上的借鉴。

王念孙曾说：“秋盦司马醉心金石，凡蜡屐所经，断碣残碑，无不毕出。访剔之勤，橅榻之精，实前人所未及。” 黄易在济宁任上，为治理河防，遍查运河两岸县志和水系图，亲自勘查运河西岸河防状况及河道疏浚情况，深入研究黄泛区河道排水泄洪与运河的关系和综合治理的方案。黄易的访碑活动实际上和其所进行的水利河防工作密切相关，因为他必须深入研究当地地理环境及水利沿革、历史人文等情况。对地理的关注和专业的知识对其访碑工作非常有帮助。

黄易的访碑活动起源于何时已无法确考。1774年黄易于元氏县中访得《汉祀三公山碑》，谋于县令王治岐移置县城龙化寺，这可能是黄易访碑的首次重大成绩，他为自己刻“小松所得金石”印以纪其事，此印每每钤于其珍赏的碑拓上（图6）。同年黄易读邢侗所撰县志，按志索碑，于直隶南宫县城内尼寺访拓《大隋南宫令宋君象碑》。1775年在直隶灵寿县祁林院访拓《大齐赵郡王□□□之碑》（高叡碑）。1780年于山东肥城县孝堂山访得《孝堂山石室画像题字》。1784年，黄易与金乡县令马于荃剔朱长舒石室画像及题字。同年遵翁方纲嘱托，黄易亲至《鲁峻碑》手拓碑阴。1786年，黄易查阅《嘉祥县志》时，发现记载紫云山有汉太子墓，久没土中，亲至其地勘察，发现原来是武氏祠堂，因为黄河泛滥淤积没入土中。由此访得汉建和元年《敦煌长史武君之碑》、武氏石阙铭。同年冬，又访得武氏祠阙画像及题字甚多。又于卫辉府署舆人小室中意外访获《齐太公吕望表》上段，1791年又巧得下段，合为全石后移置府署衙神庙。1792年，于济宁晋阳山石佛足旁访得《□以遵妻殷蔡造象铭》，于济宁两城山田旁访得《汉朱君长三字刻石》，后移置州学明伦堂。是年十月十九日，乃黄易五十寿辰，戚友咸集，黄易避喧泗河，遣工拓碑，于山东曲阜县东关外庙壁间访得《熹平二年残碑》，同志者闻之共来作贺，碑后为阮元移置于孔庙同文门下。

黄易还有两次大型的访碑活动。第一次，嘉庆元年（1796）九月初六日至十月初十日，黄易携拓工二人，赴嵩洛访碑，作《嵩洛访碑日记》（图7）。此次途经兰阳、祥符、郑州、荥阳、汜水、巩县、偃师、登封、义井铺、洛阳、龙门、孟津、怀庆、清化、获嘉、新乡、卫辉、滑县，又自东明、曹州、巨野、嘉祥返回济宁。黄易总结此次行程时云：“嵩洛多古刻，每遣工拓致，未得善本。尝思亲历其间，剔石扪苔，尽力求之。嘉庆改元之秋，携拓工二人，自兰阳渡河，驱车径往，轮蹄小住，辄问贞珉，得即捶摹，篝灯展勘，不减与古贤晤对也。”第二次，嘉庆二年（1797）正月，黄易携女婿李大峻访岱，道经邹县、曲阜、大汶口，二月至泰山，登顶遍拓诸碑并记有访碑日记，又自泰安、张夏、历城、长清归，并作“岱麓访碑图”册（图8）。

从两次访碑的日记来看，他的访碑活动有专业拓工协同，得到地方官员和金石同好的帮助，所到之处基本做到了彻底的访求，其中包括向当地的拓工调查碑刻状况。有时候这种搜访的细致性达到令人惊叹的地步，在嵩山中岳庙前一对石人处，黄易竟然亲验东侧石人的冠顶，发现刻有一个“马”字（图9），云其“深刻极古，真汉人八分” 。此拓的副本，黄易曾分赠多人，其中赠给张廷济者，甚至被摹勒于砚上，传为佳话（图10）。

此外，在乾隆六十年（1795）九十月间，黄易因母丧回杭营葬，暇时在杭州进行了一次访碑活动。回程途中，又在苏州、无锡、常熟、淮安等地稍作停留，访古探友。由于正在守孝期间，此次寻访古刻规模不大，且较为低调。

收获的同时，这种访碑活动往往也面临着危险。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序》曾经记述了原野访碑的艰辛：

比而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

黄易的同乡前辈丁敬为编纂《武林金石录》，更是亲履险地：

当其寒暑风雨之不避，蛇虎肆毒之不畏，饥则餐霞，倦则憩石，辰出酉入，遂遘痎疟。自言曾经某地，遇镌凿隐隐可辨处，鼓勇即之。返则取径甚微，浮土 有声，左右悬崖绝壁。设一蹉跌，下临无地。偃伏移时，汗流股栗。有樵子导从，迂路始还。盖濒于危者屡矣，而终不悔也。

这种危险遭遇黄易也一样遇到。1775年，黄易在直隶灵寿县祁林院访拓北齐天保八年《高叡碑》，该地虎患严重。他在拓后心有余悸，自记云：“地僻多虎患，不可复拓。”

三、保护

古代碑刻，由于历来缺乏系统而持久的保护，损毁相当严重，又以体积庞大，难以迁移，尤难保藏。虽然历史上刻意加以保护者不乏其人，如宋代孙觉之守湖州建墨妙亭，赵抃有藏春轩，其他有如洛阳存古阁、西安碑林等，然而今存完好者只有西安碑林而已。叶昌炽曾说石刻有“七厄” ，朱剑心则概括为崩溺、迁徙、摧残、镵毁、妄刻、拓损、伪造、封禁八条。

对于访获的石刻，黄易并不据为私有，或居为奇货，而是进行妥善的保护。其保护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移置到官方机构如学宫、衙庙；另一种是就地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如发掘武梁祠后，他就采取了就地重修的保护措施。黄易对于武梁祠的发掘及后续的研究，是具有考古学意义的。 他对武梁祠的热心保护，与他的发现者身份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深有关联，故而具有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正如他在《修武氏祠堂纪略》中所说：“今诸石纵横原野，牧子樵夫岂知爱惜？不急收护，将不可问。古物因易而出，置之不顾，实负古人，是易之责也。”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黄易等人倡议重修武氏祠，并列出详细的保护计划。原先的考虑是“《武斑碑》宜与《武荣碑》并立济学”，但因为石材庞大，移置不便，最终采取就地保护的方法。只将“孔子见老子”画像一石移置济宁学宫明伦堂。黄易、李东琪、李克正等人商议后决定“就地创立祠堂，垒石为墙，第取坚固，不求华饰。分石刻四处，置诸壁间，中立《武斑碑》。外缭石垣围双阙于内，题门额曰‘武氏祠堂’。隙地树以嘉木，责土人世守。”由于工程巨大，“非数百金不办”，黄易倡议金石同好捐资以助其成（图11、12）。建成之后，作《修武氏祠堂记略》镌于石上。又邀翁方纲作《重立汉武氏祠石记》，于碑后模仿汉碑之例，列出了捐助者的姓名和钱数。考虑到“地有古碑，官拓易扰”，黄易等人“定价资其利而杜其累”。因为“汉人造石室、石阙后地已淤高”，为了使后人拓取方便，黄易要求“兴工时宜平治数尺，俾碑石尽出，不留遗憾”。祠堂建成，“有堂蔽覆，棰拓易施。翠墨流传，益多从此。人知爱护，可以寿世无穷，岂止二三同志饱嗜好于一时也哉”。

在这份捐助名单上，镌刻了为重建武梁祠而捐款的82人的姓名，其中大半为黄易的金石同好，共募得71万钱，大约相当于白银700余两。其中黄易一人便捐了14万钱，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嘉祥紫云山武梁祠堂汉刻，亦赖孙伯渊之力得庇一廛” ，其实孙星衍在其中只是捐资了三千钱而已。以出资论，黄易独捐14万钱，为其中最多者，又倡导、谋划其事，是真正的第一功臣。

对于武梁祠画像的残石，黄易也十分珍视，不忍毁弃，将一些碎石雕琢为砚（图13）。他曾经访得一块武梁祠画像残石，此残石高四寸广六寸，中有一小马画像，右有八分题字一行曰“此□□金□□”（图14），后赠阮元雕琢为砚，嵌于文选楼墙壁之中。从今天的观点看，这对于科学保护武梁祠遗迹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与局限性，这一方残石今日流落何方已不得可知，对后人的研究而言也成为一种遗憾。但小件汉画残石本身保存不易，这件事情相较于黄易对于武梁祠所做的工作而言，依然是瑕不掩瑜的。

四、著述

黄易的著述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小蓬莱阁金石目》、《黄小松先生嵩麓访碑记》（《嵩洛访碑日记》）、《岱岩访古日记》、《秋盦遗稿》、《秦汉魏六朝碑刻舆地考》（小蓬莱剩稿）、《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丰润古鼎考》、《武林访碑录》等，又辑有《黄氏秦汉印谱》（又名《秦汉铜印》），自辑刻印为《种德堂集印》、《黄小松印存》。今择其中与金石学相关之重要者略述于下：

《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不分卷），正式成书于嘉庆五年（1800），后有道光十四年（1834）石墨轩刊本（图15）。据翁方纲题词，此书为“钱唐黄秋盦小蓬莱阁所藏金石，就其罕传者双钩锓木以共同好”。收录石经残碑、魏君碑、朱君碑、灵台碑、谯君碑、王稚子阙、范式碑、三公山碑、武梁祠像唐拓本、赵君碑等善本碑帖。根据原碑拓本双钩摹刻并录释文，后附各家重要题跋，融合了石刻著录“摹图”“录文”“跋尾”三种方式为一体。此书价值在于将碑帖中的珍秘善本公诸于世，以利金石同好欣赏研究，在当时可谓一大善举。

然而，有学者认为黄易刻意忽略对于武梁祠“画像”的传播与研究。巫鸿在《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一书中论述：“尽管有清一代金石学家都赞美武氏祠石刻画像，视其为无价之宝，但这些画像石在出土后的几十年间却从未被出版印行过。反之，这期间却有超过十位重量级的学者在其金石著作中，以文字的形式详细描述和评说武氏祠画像石。他们记录下每石的形状，以及上面所刻的建筑、树、动物和鸟。对他们来说，描述画像远比复制它们来得重要。因为只有在文字的层次上，这些画像石才能与写在纸上的儒家经典相联系和对应……就连黄易本人也从未刊行拓自其发掘的武氏祠石刻的拓片，而是印行了他收藏的所谓‘唐拓’，尽管这份拓本只包含很小一部分武梁祠画像。”

事实上，因为局限于雕版印刷的成本和技术，在古代中国出版一部著作是需要付出相当的资金，才能雇用刻工雕版付梓，而“图录”性质的刻板要求则更高。黄易的挚友翁方纲在给黄易信中说到自己著有《金陵访碑略记》五卷，却无力付剞劂。 即使是官至大学士的翁方纲，刻书尚且如此困难，对于身份与地位不如翁方纲的黄易来说，恐怕更是难上加难。此外，《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的纂辑理念主要是将传世古碑帖中的善本秘本以尽可能还原的方式公诸同好研究鉴赏。事实是，黄易在当时已经尽可能地运用自己在山东的地缘优势，精拓这批新出土的画像石，广泛地寄赠给当时的学者，供他们鉴赏和研究。就现今可知的记载，在1794年至1795年间，黄易贻王昶汉刻画像二十余种。此外，翁方纲、毕沅、钱坫、汪楍等人都曾获赠黄易的新拓本。据周佩珠介绍，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有黄易拓赠徐星伯的三巨卷。黄易还寄赠给钱大昕及其女婿瞿中溶，在瞿中溶的《汉武梁祠画像考序》中，清楚地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

乾隆中，予友杭州黄小松郡丞易官山左，癖爱金石，乃亲至其地搜访踪迹，一一出诸土中。重为建立并募善手精拓以贻同好。较洪氏所见虽又有残阙，而别得一石，有颜淑独处等十榜所题百余字及画像，则又洪氏所未见而为小松创获者也……翁覃溪阁学、毕秋帆尚书先后以此刻载之《两汉金石记》及《山左金石志》，皆爱其文字而录，之于画像多忽，未为深考。王兰泉司寇又以其图缩刻《金石萃编》中。

这些史料可以充分地证明，包括黄易在内的学者并非忽略对于武梁祠“画像”的复制、传播和研究，只是限于当时的出版条件和著作的体例，他们大多只能采用文字描述这种方式来记录史料。

《黄氏秦汉印谱》（又名《秦汉铜印》）一册，《中国印学年表》记成书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黄易约在乾隆六十年（1795）为王毂作《题王莲湖汉铜印谱》，记载了济宁吴好礼世德堂所藏印章散失，黄易初得十余方，后郑鲁门“自金乡持来六巨椟，为印五百四十。又小匣为印二十有七，吴氏物居多。易力薄，留小匣。趣王刺史莲湖购六椟官印” 。此谱部分为黄氏旧藏，而大部分为吴好礼旧物。全谱存官印94方，私印282方，合计为376印。

《小蓬莱阁金石目》（稿本，不分卷），共计八册，今藏南京图书馆。其中朱方格本二册（图16），乌丝栏本六册（图17）。前者金石兼录，止于唐代，后者仅录石刻，但下限迄于元代，且乌丝栏本较朱方格本记述为详，似分别为稿本与清稿本。 初稿约纂成于嘉庆元年（1796）。稿本历经江凤彝、魏锡曾、丁丙等人收藏，首页钤有黄易亲刻“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朱文印章。此书实际为黄易金石收藏的目录底本，大致以朝代划分，分为三代石刻、秦石刻、汉石刻、魏石刻、吴石刻、晋石刻、前秦石刻、后燕石刻、梁石刻、后魏石刻、北齐石刻、后周石刻、隋石刻、唐石刻、宋石刻、辽石刻、金石刻、元石刻，又附仿古石刻于后。碑目体例大致为先列碑名、书体，次列地点等相关信息和藏本由来，如是亲自所访则记录访碑时间地点，同好赠送也记录在册，有的碑刻还会加以简单的鉴定断语，如某些碑刻为伪造或赝鼎，亦加以注明，对于考察黄易的金石收藏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石目”之外，尚有“金目”一册藏于国家图书馆，共计六十一叶，封面题“黄小松司马藏三代至宋元金石目”，下钤“小松所得金石”白文方印，并有同治丙寅（1866）沈树镛、1928年刘之泗跋。此册分列三代金文、汉金文、魏金文、晋金文、北魏金文、北齐金文、隋金文、唐金文、后唐金文、后晋金文、后周金文、吴越金文、后吴金文、南汉金文、南唐金文、宋金文、金金文、元金文，著录体例与石刻目略同。此册为清稿本，与前述八册中的清稿本系列为同一体系。

《秦汉魏六朝碑刻舆地考》（小蓬莱剩稿），不分卷，清刻本。此书实际上是《小蓬莱阁金石目》的一部分，共收录碑刻220种。采用分代著录的方法，依次记录碑名、书体、年代、原石所在、注释。虽然题名为《秦汉魏六朝碑刻舆地考》，实际亦混入了隋、宋石刻，可见审核并不精当，应当系后人付刻。

除以上著作之外，我们还不应忽略黄易的“访碑日记”和“访碑图册”。黄易的访碑日记是作者亲自搜访碑刻的忠实记录。两种日记当中以《嵩洛访碑日记》最为详细，每天所经过的地点、沿途看到的风土人情、欣赏到的景色、所访拓的碑刻情况以及当时的交游情况都有忠实的记录。 今天所见到的《岱岩访古日记》一般是吴隐整理的排印本，记录较为简略，少了对沿路风土人情的记录。从黄易的日记原稿来看，这些记录十分潦草，有相当多的涂改和省略，说明这种记录是即时进行的，并非日后进行的补记。在原稿的后面又多记录书帐，这些在吴隐的排印本中被略去，而且文字也有所变动。

阮元评价黄易的访碑图册云：“小松尝自作得碑二十四图及嵩洛、泰岱访碑图，以秀逸之笔，传邃古之情，得未曾有。” 叶昌炽论云：“野寺寻碑，荒崖扪壁，既睹名迹，又践胜游，此宗少文、赵德甫不能兼得也。前人往往绘图记事，以留鸿爪……小松本工山水，亲为点染，超入神品。” 这些图画是和其“访碑日志”相配合的，既有“嵩洛访碑图”，就有“嵩洛访碑日记”，既有“岱麓访碑图”，也就有“岱岩访古日记”。其创作过程应该是随时随地勾摹草图粉本，然后创作，这种记录基本是写实的，同时带有一种考古笔记的性质。画上的说明性文字，是以后根据日记整理所题。近年面世的《嵩洛访碑日记暨丙辰随录手稿》（图18），即为明证。白谦慎曾经考察过中国古代“读碑图”的创作范式，如传为李成的《读碑窠石图》、郑法士和韦偃和清初张风的《读碑图》等，这些创作并非是画家亲自进行的活动。 然而身兼金石家和画家身份的黄易，将自己的亲身访碑实践融入写实性的访碑画作当中，确实是一种全新的创作模式。图成以后，作者以之广征题跋，加入同时其他名人学者的诗文创作，访碑者与观赏者这项共同的风雅工作，其实也是在传播宣扬其访碑的经历，增强其影响力。

五、传播与交流

黄易在乾嘉时期的金石学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细究其原因，有两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黄易的身份是政府官员，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可以凭借官场以及学术界的人际网络来进行金石碑拓的收藏和研究，这是普通的金石收藏家所无法企及的。黄易的官场活动网络是很庞大的，他与清宗室弘旿、乾隆十一子永瑆、和珅的弟弟和琳、两江总督尹继善的两个儿子庆霖、庆桂十分交好，在山东与伊阿江、李亨特、王秉韬，在京城时与翁方纲、纪昀、朱筠、张壎等交往密切。在黄易赴嵩洛访碑时，当地毕沅幕府中的王复等在接待、住宿上予以足够的方便，棰拓的自由度也很大，甚至可以通过官方网络来募求拓工。

其次，清代学人幕府对于当时的学术建设具有卓著的贡献，而黄易与乾嘉时期朱筠、毕沅、阮元三大学人幕府均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使黄易结识了大批社会名流和学者，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同时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自身的发展环境。1777年黄易进京，是他开阔交游的重大转折点，在这里，他与翁方纲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而翁方纲是朱筠的好友，因此与朱筠的交往也是黄易来京最大的收获之一。黄易曾与朱筠同访汉印于京师，正是这次黄易获得了《汉石经残碑》拓本，作为见证者的朱筠不无羡意地为之题跋（图19）。

朱筠（1729—1781）字竹君，号笥河，直隶大兴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历任武英殿编修、会试同考官、顺天乡试同考官、福建乡试主考官、安徽学政、福建学政，被目为“乾嘉朴学家的领袖” 。乾隆三十八年，奏请开四库馆，后即于四库馆供职。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称其学“地负海涵，渊停岳峙”，在士人中享有崇高威望，“一时名士皆从之游，学者以不得列门墙为憾” 。其幕府特征是大力提倡汉学，成为汉学家产生和聚集的场所，对汉学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朱筠幕府中有章学诚、邵晋涵、王念孙、汪中、洪亮吉、黄景仁、武亿、钱坫等，其中大多与黄易有所交往。此外，翁方纲入室弟子谢启昆与黄易也有交往，谢启昆幕府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学人幕府，钱大昕之弟钱大昭即曾入其幕。黄易广博的金石收藏，在这些汉学家中间非常具有吸引力。例如嘉庆四年（1799）冬，曾在朱筠幕府中的著名学者王念孙视漕泲上，与黄易会晤并为“嵩洛访碑图”题跋，曾就《开母石阙》与之探讨：

启母石阙，好古家久殚精力矣，今秋盦多考出二十余字，又补正褚氏误阙二图，沙尘千余载忽焉显豁，诚为一快。余亦校正数字，惜箧中书籍无多，又匆匆北还，未及细与商榷，他日得暇脱稿，当邮以就正也。

毕沅（1730—1797）字纕蘅，号秋帆，江苏镇洋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殿试第二，乾隆因其文极精彩，特擢为状元。历任甘肃道台、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河南巡抚、湖广总督等职。他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官员，经史、小学、金石、地理无所不通。其幕府分为陕西、河南、湖北三个时期，幕中多为嗜古之士，著名的有严长明、程晋芳、钱坫、孙星衍、王复、洪亮吉、黄景仁、武亿、凌廷堪、邵晋涵、章学诚、方正澍、江声、梁玉绳、汪中、邓石如、史善长等。乾隆五十年（1785）夏，由严长明作缘，黄易购归《王稚子阙》。同年七月，毕沅、孙星衍、严长明、洪亮吉、王复于大梁节署同观黄易所藏《范式碑》并题跋。乾隆五十一年（1786），毕沅在为黄易《汉石经残碑》题跋中道：“小松家藏金石甚富，每获宋拓本必索余题跋并以属幕中好古之士翰墨之缘，亦一时之盛也。”黄易在赴嵩洛访碑时，得到曾经在毕沅幕中的王复、武亿等旧友的帮助。毕沅幕府尤其重视金石文献的搜访和研究，纂有《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乾隆五十九年（1794），毕沅巡视山东，阮元倡议编纂《山左金石志》，毕沅因年迈加之政务繁忙，商定体例后将编书之责托付给阮元。书成之后，为表达对毕沅的尊敬，此书仍署毕沅、阮元同纂。黄易曾得毕沅所赠《曶鼎》拓片并记录器形、自书释文（图20），拓片题首中恭敬地称毕沅“毕师秋帆”。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仪征人。乾隆五十一年进士。历官乾、嘉、道三朝，历任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漕运、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历兵部、礼部、户部、工部侍郎，拜体仁阁大学士。阮元学识渊博，经史、小学、算术、舆地、金石、校勘均极精通。一生著述宏丰，又主持修纂了《经籍籑诂》《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等大型总结性汉学典籍。阮元幕府有幕宾一百二十余人，几乎汇聚了乾嘉至道光初年朝野中一流的汉学家和诗文作家，其中有段玉裁、焦循、顾广圻、江藩、臧庸、李锐、严杰等著名学者，又有赵魏、朱为弼、孙星衍、武亿、朱文藻、何元锡、段松苓等潜心金石学整理研究之人，此外，陈鸿寿、陈豫锺等黄易旧友也曾协助过阮元。其主持修纂的金石学著作有《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阮元每过任城，必于黄易署斋中观摩其收藏，“留连竟日不忍去”。乾隆五十八年（1793）春，黄易招朱文藻游山左，阮元、孙星衍皆莅任青齐，各倾箧商考，且命工匠广拓摩厓穹碑。这年冬天，阮元在曲阜，适逢黄易的访碑人以见汉隶残石（即黄易避寿所获《熹平二年残碑》，图21）来告，阮元“亟命掘土出之，舁至试院，手剔其文，乃熹平二年刻也……为移置孔庙同文门之侧” 。嘉庆二年（1797），黄易赴岱岩访碑，得到了刚刚在山左形成的孙星衍幕府的帮助。 同年阮元、毕沅编纂的《山左金石志》由小琅嬛仙馆梓行，此书引用了黄易等人的先期著录成果，阮元曾云：“兖济之间，黄小松司马搜辑已先赅备。”嘉庆九年（1804），阮元刻成《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也利用了黄易的部分收藏，如“汉宜子孙铎”、“晋永昌椎”等。

由于受地域的限制，黄易与当时金石同好所采取的交流方式是以书信往来为主。梁启超曾论及清代学者学术交流多用函札：

后辈之谒先辈，率以问学书为贽。有著述者则媵以著述。先辈视其可教者，必报书，释其疑滞而奖进之。平辈亦然，每得一义，辄驰书其共学之友相商榷，答者未尝不尽其词。凡著一书成，必经挚友数辈严勘得失，乃以问世，而其勘也皆以函札。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此种风气，他时代亦间有之，而清为独盛。

今天尚存有大量黄易与当时学者金石学探讨的书札，如翁方纲、武亿、吴锡麒、赵魏、沈启震、余集等。其中黄易与翁方纲本不相识，正是通过信札，结交了这位“金石至友”。两人之间有大量的书信往还，内容几乎全部是有关金石收藏和探讨的。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秋，翁方纲函嘱黄易亲至《鲁峻碑》手拓碑阴，黄易践诺，翁方纲作《鲁峻碑阴歌报黄秋盦作》，中有“武林黄九官济州，眼照万古肠为热。诺我此段烦急足，三度缄来冒风雪。今秋始得手量石”句。

再如武亿致黄易信札中，也记有黄易以玉版连纸一束寄去托其拓河南碑刻，并以《修武氏祠堂记略》一文就正之事，武亿对一些文字的细节处提出了建议。在另一封信中，武亿提到，由于自己没有读过宋代洪适的《隶释》，黄易便将此书相借，武亿读后，对《隶释》的记载提出一些看法并与黄易商讨。 另黄易在自题中岳庙“马”字拓本（风雨楼旧藏）时云：“中岳庙前石人，武虚谷疑其有字。易亲观仆辈细拓，只于石人顶上得此一字。亟驰书相告，而《金石志》已刻成。”生动记述了二人学术交流之一例。

有的信札中，还留存了金石学家收集和置换金石碑拓的细节性史料，如与赵魏的通信中显示出黄易与赵魏在购买碑拓上还有经济往来。赵魏曾以赵孟頫《道德经》《苍蝇赋》托售，黄易在回信中说《道德经》“岁底再无人要，弟当寄还”云云，又提到有银存奚冈处，托赵魏购碑帖可从奚冈处支取。嘉庆五年（1800）赵魏自粤还，黄易致信乞分惠粤中碑拓：“吾兄在粤中得拓本乞分惠。粤碑弟与铁桥甚少也。”

六、余论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评论：

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自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实为斯学滥觞……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同时有黄宗羲一派，从此中研究文史义例……别有翁方纲、黄易一派，专讲鉴别，则其考证非以助经史矣。

在金石学史上，黄易的家庭背景、知识结构和经历注定他不是以一个汉学家的身份出现，而是以一个金石资料的搜访者、发现者、收藏者、整理者以及一个慷慨的提供者出现。虽然他也有考证经史小学的文字留存，但显然并不以此见长，而是注重碑拓版本优劣的鉴别和书法艺术上的源流考辨。这种偏重于金石考古、鉴定收藏、书法流变的金石学派，与顾炎武、钱大昕等人的订补经史小学已经有很大的分别。客观地说，虽然黄易的金石学研究总体还停留在鉴赏与收藏上，但是他并不像某些藏家把自己的藏品秘不示人，而是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通过广泛地交流，与乾嘉时期聚拢的一大批金石学同好，共同进行学术研究和探讨。

自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朱筠奏请开四库馆，此后稽古之风大行，朴学趋于兴盛。黄易的金石学整理和研究，正和此时呈现的学术全盛期的气象和氛围息息相关。以黄易、翁方纲等为中心的金石学家互相交流，研究探讨，既对传统的金石学治学方式有着继承，又摒弃了以往鉴藏家“居奇”“自珍”“秘玩”的心态，呈现出一种慷慨和开放的气度，此时学者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地被加强，关系也更为融洽。也正是这种收藏家与学者，金石学家与汉学家共同“疑义相析”的学术交流，成就了乾嘉金石学、考据学的极盛。黄易的金石发现与收藏，他的开放与交流的学术心态，在清代学术史上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继承黄易与翁方纲的金石学鉴赏一派者甚多，如张廷济、翁树培等人，此后愈渐趋于琐细。道咸以后，金石学鉴赏派逐渐位居主流，运用金石史料订正经史小学的学者后继乏人。李慈铭在描述当时学术界的风气指出：

嘉庆以后之为学者，知经之注疏不能遍观也，于是讲《尔雅》，讲《说文》。知史之正杂不能遍观也，于是讲金石，讲目录。志已偷矣。道光已下，其风愈下，《尔雅》《说文》不能读，而讲宋版矣，金石目录不能考，而讲古器矣。至于今日，则诋郭璞为不学，许君为蔑古。偶得一模糊之旧椠，亦未尝读也，瞥见一误字，以为足补经注矣。间购一缺折之赝器，亦未尝辨也，随摸一刻划，以为足傲汉儒矣。金石则欧、赵何所说，王、洪何所道，不暇详也，但取黄小松《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数册，而恶《金石萃编》之繁重，以为无足观矣。目录则晁、陈何所受，焦、黄何所承，不必问也，但取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一书，而厌《四库提要》之浩博，以为不胜诘矣。若而人者，便足抗衡公卿，傲睨人物，游谈废务，奔竞取名，然已为铁中之铮铮，庸中之佼佼，可不痛乎！

这一状况，正是汉学式微的表现，清朝后期，社会问题大量暴露出来，内忧外患严重，实用之学占据主流，而考据之盛世，自此已不复存矣。 pWxVRyZp+62ZBVo/yT6ior5YNHiHkktkEog42Uos6IehhuMNuwIH8fqmrttk5al8

第二节 黄易、黄庭与《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

黄易一生中与两件石刻关联至为紧密，首先当属武梁祠画像，它是黄易访碑实践、金石收藏与研究、金石保存与传播诸方面最为成功和辉煌的一页。其次，则是出自新疆巴里坤的汉碑《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图1）。

《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即《裴岑纪功碑》，原碑今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碑高139厘米，广61厘米，六行，每行十字，共计六十字。碑立于东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记述汉敦煌太守裴岑之战功事略，全文为：“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竟艾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万世。”此碑笔势介于篆隶之间，用笔率直无波磔，是由篆变隶的典型过渡书体。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其“古茂雄深，得秦相笔意”。

关于此碑，牛运震《金石图》云：“碑在西塞巴尔库尔城（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以碑上锐下大，孤笋挺立，望之如石人故也。雍正七年（1729）大将军岳锺琪移置将军府，十三年（1735）撤师，又移置汉寿亭侯庙。”

王昶《金石萃编》云：“是碑在巴里坤城西北三里关帝庙前。巴里坤今已译改为巴尔库尔，亦为巴尔库勒，于前汉为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地，后汉属伊吾卢地，后魏属蠕蠕，隋属伊吾郡，后入突厥，唐属伊州伊吾县，明属瓦剌，详见《钦定西域图志》中。其地西北山麓槛泉竞发，分为三支，汇入于巴里坤淖尔，即汉蒲类海也（笔者注： 今名巴里坤湖，汉称蒲类海）。碑称永和二年（137），为后汉明帝（笔者注： 误，实为顺帝）十二年，史传不著其事，盖当时敦煌郡人为裴岑建祠而立。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伊犁，裘文达公奉命按行其地，亲见是碑，得拓本归，遂显于世。后求者颇众，戍卒模拓以为利。好事者恐其刓损，刻一本以代之，故近拓非真本也。昶在关中，门人申子兆定重摹一本，勒石碑林，苍劲几乱真，故亦为时所爱。申子又尝重摹东汉《仙集留题字》，即刻于《裴岑》碑阴云。”

乾隆三十五年（1770）秋八月，毕沅从陕甘总督明山出关勘察屯田，于西域巴里坤得见《裴岑纪功碑》与《唐姜行本纪功碑》，拓之以还，并各有诗记其事。其《观东汉永和二年裴岑纪功碑五首》，题下自注云：“巴里坤屯兵垦地得之，移置城北丛祠。文简篆古，洵可宝贵。爰拓数纸携归，以补《关中金石录》，并跋短章。”诗云：

边城喜值快晴时，走马来寻汉代碑。翠壁手扪窥古法，唐前秦后接冰斯。

嵩山洛水冷云烟，宫殿迷茫认不全。谁料玉门关外石，至今留得永和年。

松冈闻说驻降旗，祠后犹留万灶基。每到雪昏风横夜，烦冤新鬼哭残碑。［雅将军曾歼沙克多尔曼济部众于此。］

未必勋名卫霍如，简编失载亦粗疏。我来不枉风霜苦，摭得遗文补汉书。

摩挲自剔土花青，篆法犹存旧典型。为乞银光觅人拓，不辞独立夕阳亭。

黄易初见此碑为纪晓岚藏本之双钩本，十分欣赏，曾“思得此碑十有余年”，可见对此碑关注之早。 然而撇开考证书法源流与金石鉴藏的因素，黄易对此碑的特殊情结，更多则与长兄黄庭的遭遇息息相关。《故宫藏黄易尺牍研究·手迹》中涉及《裴岑纪功碑》者计三通，今按时间顺序迻录于下：

西边有残碑，［只“济木萨”等字。］巴里坤有《敦煌太守碑》，［人云在关侯庙，其光若镜，乃厚碣石也。］又北打版有《唐吴行本纪功碑》，均托家兄拓取矣。（新180743-43/44黄易致赵魏妙极札，约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苑署中。）

家兄信云《裴岑碑》在巴里坤，距迪化千五百里。兹俞军门往彼阅兵，托其幕中人胡君代拓，约明春必得。又云乌什外有石壁刻大将军霍方士某某名，文字残缺，疑汉武时迹，惜不能拓，［已抄其文在都中明君处，昨往求矣。］又有《唐姜行本纪功碑》亦在巴里坤，昨托人拓取，一有当即寄兄。（新069087-12/12附六： 张廷济录黄易致赵魏秋气札，乾隆四十一年［1776］九月廿日。）

《裴岑》真拓，家兄已为觅得壹本，碑虽泐甚，而波磔宛然，与平日所钩纪晓岚本悉合，惟纪本作立德祠，褚钩本并《金石图》作“立海祠”，今弟所得本亦俨然“海”字，是褚本不为无据，惟文义则不可解，乞教示。（新180825-24/30黄易致赵魏夏间札，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初十日。）

由此三札可知，至少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黄易即已托请遣戍轮台的长兄黄庭拓取《裴岑纪功碑》原石真本。乾隆四十三年（1778）黄庭觅得先寄者为《裴岑纪功碑》西域军营木刻翻刻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图2），乾隆四十四年（1779）黄易于济宁题跋其上：

……梦珠兄觅以见寄，时在清苑□□，手装成册……□是地军营所刻。原石在苦寒之郊，毡蜡□□□□，木有断烂剥蚀之状，拓出以应求者。纪阁学□□学士所述如此，当得其实也。是刻为汉石鸿宝，真品……在塞外，久不能致，故存此木本，亦古人收骏骨之意耳。己亥……书于济宁西郭旅馆。（钤“小蓬莱阁”印）

此先得之西域军营翻刻本，即王昶所云“戍卒模拓以为利”之木刻本，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对《裴岑纪功碑》翻刻本叙述更详：

是碑土人有重刻者，其真本多为拓手描失，故真本亦往往不同。然必其有描失之痕者，乃是真本，若其无描画之迹而有失误者，则非真本。牛真谷云是碑以篆为隶，然是由篆变隶之渐，汉碑多如此。其字中凡遇口字，皆方中带圆者，乃是真本。若其口字竟似圆圈者，则非真本……是碑重摹之本，亦在巴里坤，未可以得自塞上遂为真也。

从碑拓鉴藏的角度而言，翻刻本徒存其形，间有失真，艺术价值与收藏价值并不大。但对黄易而言，长兄所寄赠之翻刻本是兄弟情谊的见证，寄托了黄易对伯兄遣戍边疆苦难遭遇的深厚同情，这就是黄易所云“千金收骏骨”的深层寓意所在。

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黄易继得黄庭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觅得并寄赠巴里坤石人子真石本（图3），此真拓本即尺牍中所言“家兄已为觅得壹本”者。 以先得之木刻翻刻本与真石本皆为黄庭自塞上寄赠之故，黄易将两本汇装成一册，又题其上：

右汉敦煌太守裴岑石刻真迹，乾隆庚子（1780）□□梦珠兄在迪化城觅此寄示，云此石近甚剥落，凸处光滑如珠，□不易拓。来年仲秋蒙恩放还，计过巴里坤正严冬风雪之时，恐难拓取，故觅此先寄。塞外荒寒风景，闻之黯然。细辨此碑，波折劲古，与昔从纪晓岚阁学处双钩原本较（校）勘，无不悉合。惟纪本作“立德祠”褚千峰金石图作“立海祠”，今观此拓颇类“海”字，则褚本以有所据，然文义又不可解，存以俟考。余思得此碑十有余年，一旦获之，何异夜明入手。殆与明年弟兄握手，同此欣庆也。黄易又识于任城尊古行斋。

据黄易跋文可知，国家图书馆所藏此册为木刻翻刻本与真石本合装，又故宫博物院亦藏有一册拓本（编号新082407，图4、5），无木刻翻刻本中黄易及他人题跋，但其中黄易、孔继涵、王寿生、庄缙度题跋甚至题签从内容到形式与国家图书馆藏本（图6）几乎完全雷同，笔迹也极相似，唯题跋部分的印章有所不同，如国图藏本黄易跋后钤“小松”朱文印，故宫藏本则替换为“黄易私印”白文印，此外孔继涵与王寿生跋文后所钤印章也有所不同，因而十分可疑，可能出自庄缙度伪造。 据云庄缙度曾得黄易遗印，遇精拓本辄钤之渔利，今从国家图书馆藏《裴岑纪功碑》木刻翻刻本与真石本合册、故宫博物院藏真石本（编号新082407）、2005年翰海秋拍木刻翻刻本（Lot.2340）三者互勘来看，的确真伪难辨，具有极强的迷惑性。但从这些题跋的内容上分析，与已知的黄易事迹皆符契，故其作伪必然是有真本作为依据的，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据笔者所见直接的文献资料记载，黄易先后所得《裴岑纪功碑》至少有六本。除前文提及黄易最早所见纪晓岚藏本双钩本、黄庭所寄西域军营木刻翻刻本、黄庭所寄石人子真本之外，尚有清水唐尉拓寄真本 、翁方纲所寄赠真石本二本。

翁方纲所赠两本之一（故宫博物院藏，编号新201993，图7） ，由黄易题签“敦煌太守纪功碑，乾隆癸丑拓本，小蓬莱阁珍藏”，题跋并赠于李东琪，跋云：

此碑远在塞外，旧拓罕睹。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裘文达公按行西域，以拓本携归，求者日众。戍卒居民摹刻射利，遂致鱼目混殽，故世所传本多雁鼎也。是册为翁覃溪宫詹寄赠二本，来书云此即文达公丁丑年（1757）所拓本也，较诸近年拓本似为有据，因装裱成册，什袭藏之。惜其地远，拓手不精，以致浓淡失神，恨不亲至碑下拓之为快耳。甲寅（1794）之秋，铁桥三兄极言是碑为汉刻之最古者，未获真本，深以为憾，欲为乞假钩摹，因以一册分赠之，仅书数语用识颠末于简端。乾隆五十九年（1794）秋九月中瀚，钱唐黄易并记于济宁运河官廨。（钤“小松所藏”朱文印）

黄易对《裴岑纪功碑》所怀有的特殊感情还体现在他曾经多次临写此碑，今存临书墨迹至少有两通。其一为乾隆四十年（1775）六月十日前后，黄易作《书画合册》八开（无锡市博物馆藏，图8），其中《临敦煌太守裴岑纪功铭》题曰：

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铭，在巴尔库尔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以碑上锐下大，望之如石人故也。雍正七年（1729）大将军岳公移于府中，十三年（1735）彻师移于汉寿亭侯庙中。纪太史拓三纸归，余见双钩本。临此汉碑已可宝，况古质乃尔耶。碑计六十字。

另一件临本约作于获得黄庭所寄真本不久，附于黄易旧藏是碑拓本之后（故宫博物院藏，编号新045391，图9、10），但此临本及题跋笔力略弱，后有题曰：

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铭，刻于东汉顺帝永和二年，前人著录所未见。雍正七年（1729），大将军岳公得于西塞巴尔库城西石人子，移置将军府。十三年（1735）彻师，又移置关帝庙。苦寒之地，摹拓殊艰，土人遂有模刻者，此乃真拓本，不易得也。钱宫詹辛楣先生云，汉自安帝以后，北匈奴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敦煌太守率兵掩击，克敌全师，可谓不世之奇勋。而汉史不著其事，盖其时政多秕政，妨功害能者众，边郡文簿壅于上闻故也。而此石经久犹存，岂非抑于一时，而彰于千载耶？黄易临写并识。（钤“黄易私印”）

《裴岑纪功碑》是凝集了黄易特殊感情的一件碑刻，笔者认为黄易对它特别重视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此碑所在之地为边塞新疆巴里坤，在当时被认为是苦寒之地，拓手难觅，椎拓不易，故拓本极为难得。其次，雍正七年（1729）岳锺琪访得是碑，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伊犁，裘曰修按行此地得拓本归，遂显于世。当时距离裘曰修初拓仅二十余年，这一件新发现的汉代碑刻既是声名鹊起的艺术资料，同时也是最新的学术研究资料。第三，《裴岑碑》在当时已有大量翻刻本出现，释文也大有可商榷之处，作为金石鉴藏家的黄易，亟欲得到原拓真本作为考研与鉴赏的范本。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此碑拓本是由黄易长兄黄庭亲自塞上觅得寄赠，最能体现“黄树穀—黄庭—黄易”父子与兄弟间“金石传家”的精神内涵，也是兄弟情义的最好见证。

关于黄庭因事牵连遣戍轮台，黄易一直努力为之赎救之事，故宫所藏多通黄易尺牍中皆有涉及，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新资料。

清代西疆初平，归入清廷版图，在当时而言实乃荒原苦寒之地，黄易的师长辈毕沅曾有西行之役，对塞外荒寒有深刻的亲身体验，其诗可证：

柝声未定又鸡声，旅夜生憎睡易醒。寒月正来窗上白，家山偏入梦中青。昨宵慈母曾相见，数拍凄凉不可听。为问冲寒向西去，天涯仍有几长亭。

可以想见黄庭作为戴罪之人遣戍塞外，生活自是非常艰苦。黄易一直没有放弃运用各种方法营救伯兄，他通过各种渠道募集资财，为黄庭纳锾赎罪。乾隆四十五年（1780），黄庭在塞外迪化为酷嗜金石碑版的弟弟寄去《敦煌太守裴岑纪功刻石》拓本，此时恰逢黄易缴清捐例，阔别十六载的兄弟重见在即，黄易在任城官斋中满怀期待地题跋：

右汉敦煌太守裴岑石刻真迹，乾隆庚子□梦珠兄在迪化城觅此寄示，云此石近甚剥落，凸处光滑如珠□不易拓。来年仲秋蒙恩放还，计过巴里坤正严冬风雪之时，恐难拓取，故觅此先寄。塞外荒寒风景，闻之黯然……余思得此碑十有余年，一旦获之，何异夜明入手。殆与明年弟兄握手，同此欣庆也。

然而天不从人愿，就在黄庭即将被蒙恩放还之际，黄庭却卒于塞外戍所，最终未能兄弟重聚。在汪楍、江昉等人帮助下，黄易遣干仆将黄庭及其妾棺柩运回杭州归葬，待其嫂吴氏殁后，复将二人合葬。 黄庭生前与妻吴氏（国学生吴甸衡之女）育有一子一女，子名黄时，后更名黄元鼎，字渭符。

就笔者近年所见资料，关于黄庭遣戍之事又有一些新的发现，首先是关于黄庭遣戍轮台的时间，据潘庭筠《山东兖州府运河同知钱唐黄君墓志铭》所记“二十一伯兄缘事谪轮台，君旋里负米养母，馆固安三年、武冈五年、佐直隶方伯郑公，由伍祐场历清苑者四年”，应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即黄易二十一岁之时。今见华喦《九狮图》黄易题跋：“乾隆乙酉冬，先兄梦珠有出塞之役。余负米游上谷，治装无术，典及琴书，秋岳先生此画，将非我有。因无款，人不之信，陆解元筱饮为题数语，始归于包梅垞。越廿年，余官河丞，读礼南还，购归珍藏，黄易记。（钤‘大易’印）” 据此可知黄庭实际动身出塞乃在乾隆乙酉（1765）年冬。

其次，关于黄庭“缘事谪轮台”，究竟是牵涉进了什么样的事件，使得这位颇负文才的幕宾，受到遣发西域轮台这样严重的惩罚呢？此事在黄氏家族内部及亲友中从未见任何实质性的文字记录，仅云山雾沼般以“楚事”称之（新069087-11/12《黄易致汪楍等楚事札》），可见崇尚清白家风的黄家对此讳莫如深。笔者认为，黄庭所受到的牵连，可能与乾隆二十八年（1763）发生的湖北归州“纵盗冤良”案有关。此案震惊朝野，乾隆曾连下二十多道圣谕督办，所有案犯全部押至热河，亲自审理，涉及的官员，从总督、巡抚、藩台、臬台、知府、知州、知县，直至与审问相关的大小官吏，或处死、或充军、或流放、或罚银，并作为典型案件，警示天下，也引发了清代幕府制度的改革。 ^[1] 据《乾隆实录》（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初八日）记载：

又谕，湖北盗犯张洪舜等前后两案，承办之上司属员种种扶同欺蔽，实为情理所不容，历来所罕见之事，前后所降谕旨甚明。朕之所以弗惮谆谆告诫者，不特为楚省整纲饬纪，亦正为直省各督抚提撕警觉耳。国家立法，弭盗所以安良，乃沈作朋等辄将赃真盗确之犯立意翻案纵脱，转致冤累良民。及后案复发仍辗转护非，并欲消弭前案，天下岂有甫经开释之盗犯，旋即夥劫败露，而仍疑前案之尚非真盗者？此虽三尺童子亦知其断无是理，乃转于此吹求驳诘，是诚何心。若论反坐，常例未的决者，原问官得减等定拟，此在州县微末之员，承办偶尔舛误，或可依例稍从末减，若督抚藩臬，为地方倚任大僚，案情由其核定，乃敢上下联为一气，掩蔽欺朦，几致覆盆莫白。况事主李作椇等冤累经年，一家已破，岂得复借决与未决为解免之词。伊等之纵盗冤良，钳制属员，朋比为奸，天下所共知，本不待更讯，所以亲加鞫讯者，特示严惩，以申国法而抒民愤，且使天下司宪者知善良不可滥冤，谳牍不容淆乱，于明罚敕法之中，寓惩一儆百之意。

此案肇始时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乾隆亲办此案乃乾隆二十八年（1763），这段时间黄庭正在湖北佐幕，很有可能以幕友的身份卷入此案审理当中，况且此案牵连极广，又经乾隆谕令严办，甚至引发了湖北官场的巨大震动，下级幕吏自难脱罪。此外，从结案和主犯判决时间来看，乾隆三十年（1765）原任湖北按察使沈作朋被判斩立决，原任湖北巡抚周琬、总督爱必达改绞监候（后改发伊犁赎罪）。而黄庭被遣发轮台实际动身出塞的时间是乾隆三十年（1765）冬，在时间上也是十分符契的。

从乾隆三十年（1765）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黄庭在边塞的十五年间，黄易一直通过各种关系营救黄庭，其中出力最多的是以汪楍、江春为首的汪氏与江氏两大家族。故宫所藏黄易尺牍中，有数通事关赎救的信札，皆书于乾隆五十四年（1779），涉及不少纳锾救赎的细节：

家兄东还有望，昨已札闻，捐例止须千二。今汪中兄在鹤亭处，近事极佳，承其关爱，为家兄图赎，恳鹤亭索各总公书至楚匣设法。有江志翁［讳兰之，乃尊。］在楚，承其关爱，可以垫费。据中兄云，此举可得六数，现在耑足至汉，有志翁大可不须弟亲往也。此外，中兄尚在设法，二三百金岁内可办。家兄近来馆地虽佳于前，因有眷属之累，仍系空囊，必得于内地设措齐全，方有所济，第此举必得弟亲往西边具呈。弟岁内尽力于扬州备就，大约所少四分之一。明春挈眷先归，即当北上，素蒙胡七哥高义，定蒙曲全其美。弟作札与七哥微言及之，其中更望我哥鼎言区画，切祷切祷，敬候近安，不一。（新069087-10/12黄易致陆飞暮春札）

近状一切及家兄前项均祈细示，以慰鄙怀，至祷至祷。（新069087-5/12黄易致汪楍等奉候札）

胡浩兄信来，关切家兄，特抄札寄西。家信未封口，乞大哥阅后代封加札，托畹翁速致……家兄捐事，尚未见报，前承大哥托畹翁，向部查抄，不知有回信否，乞示知。（新180825-25/30黄易致汪楍楚书札）

汪中兄因家兄之事十分仗义，尤为可感也。（新00151921-15/32黄易致陈灿慌急札）

由这些信札可知，当时为黄庭纳锾赎罪的捐例为一千二百两，主事者为汪楍，动用了当年黄树穀、黄庭、汪舸幕游于楚、汉一带时所积累的人脉关系。由于黄庭遣戍之时黄易一家经济已经十分拮据， 这笔费用主要由汪楍、江春代为措贷，其中从江兰之父江志山等处谋得六百两，汪楍垫资二三百两，剩余约三百两则由黄易于内地筹措。

作为援救黄庭的重要资助者与实际操作者，必须介绍一下黄氏家族的这位至交好友。汪楍，亦称汪大楍，字中也，号雪礓。工诗词，师从厉鹗、陈撰。精鉴赏，蓄古书画及古铜玉器极夥。工于经营，家业大昌，扬州马氏兄弟死后，乃买马氏小玲珑山馆，与当时名士交游颇广。汪楍之父汪舸与黄树穀、黄庭皆为好友，两家为世交。汪楍约卒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得知挚友噩耗时黄易曾作《哭汪雪礓》四首，追忆二人之交：

河上逢南客，惊闻石友亡。心酸不能语，义重敢相忘。聚散卅年事，情怀千里长。何堪冰雪夜，洒泪向江乡。

浙水连邗水，轻舟便过从。方期招隐遂，岂意旧欢空。心血存词卷，声歌付小红。他时酒垆痛，再过小玲珑。

群雅唱心声，词坛有我兄。塞垣悲雁断，江表念鸥盟。万里双魂返，千金一掷轻。玉箫诸旧侣，数载几经营。［兄与妾之棺返自塞垣，赖雪礓与橙里先生之力也。］

君藏唐翠墨，［为唐拓汉武梁祠像。］乞取太憨痴。天欲从人愿，碑皆自我移（易得原碑于嘉祥）。感深珍许赠，痛极谶先知。［君来书云，余已衰暮，此拓相赠有日，读之怆然。］尺素常怀袖，临风不忍披。

注释

[1] 乾隆二十五年（1760），归州张洪舜、张洪贵等在本乡李作椇家盗得银一百六十两及衣物，随后被拿获。张洪舜因为拒捕而身负重伤，无法审讯，为此知州赵泰交便将拘捕日期更改。但此案至二十六年（1761）按察使沈作朋复审时，张氏兄弟全案翻供，随后被释放。沈作朋与归州知州赵泰交素有积怨，以“滥刑妄断”使其革职拟流，又以“诬人为盗”将事主李作、保正袁志芳分别拟军、徒，衙吏头目夏念祖被撤职，这一判决被湖北总督爱必达及朝廷批准。张洪舜等被释放不久又劫得赵启贤家白银九十两，被继任知州秦 率人抓获。张洪舜被抓后，妻子张吴氏犯通奸罪，所录口供中有丈夫犯盗案不在家记录。乾隆二十八年（1763）刑部接到报告后发现张洪舜兄弟与之前赵泰交“滥刑妄断”案中释放的张红顺同音，怀疑张洪舜二犯与两年前的归州案内的犯人是同一伙人。此案本应题咨刑部，但湖北司法部门却没有这样做，于是刑部请皇帝下旨令湖北督抚另行查审。乾隆立派刑部侍郎阿永阿、叶存仁为钦差大臣前往湖北审案，证实张氏兄弟就是两年前归州盗案的主犯。原按察使沈作朋此时已升任布政使，惟恐前案翻案后受到处分，坚持只将后案审结，而不问前案，知府锡占听命于沈作朋，致使冤案未得昭雪。查明真相后，乾隆将张氏兄弟立即正法，前案被冤的李作椇、袁志芳等开释，赵泰交官复原职。随后经乾隆亲自鞫审，原任湖北按察使沈作朋斩立决，原任湖北巡抚周琬、总督爱必达改绞监候，后改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此案在当时湖北官场及幕宾之中牵连极广，震动一时。 pWxVRyZp+62ZBVo/yT6ior5YNHiHkktkEog42Uos6IehhuMNuwIH8fqmrttk5al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