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黄易与山东印学综考

一、黄易山东篆刻事迹辑考

乾隆四十三年（1778）春，黄易分派山东济宁，自此开始在山东二十余年的仕宦生涯（图1）。黄易初至济宁时，由朱豹泉托顾文鉷为之嘘拂，并由此结识王宗敬，为其镌“芝兰生于深林”青田石印订交。 乾隆四十三年（1778）春于山东济宁任上佐理河防（图2），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姚立德亦为雅士，颇为器重黄易的才华。黄易亦为其镌刻多枚印章，边款中对姚立德十分尊敬，落款亦谦谨小心，自称属吏。在山东，黄易与同有金石之好的李东琪、李克正等人相互切磋，又广泛在治境之内搜访古碑，金石收藏日丰。

山左篆刻在明代与清初之时颇为寂寥。清初及康熙、雍正时期，以张贞、张在辛、张在戊、张在乙父子为代表的安丘张氏家族是山东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篆刻世家，其中又以张在辛为最。张氏三兄弟的子侄辈、孙辈中亦涌现出一批篆刻家，可谓不坠家风。弟子之中，复有长山（今邹平）聂际茂、潍县郭伟勣、郭启翼等为其辅翼，实力与影响力在山东一时无俦。近年，经学者钩沉爬梳，以“安丘印派”名之，未为不可。

雍正、乾隆之际有胶西高凤翰（1683—1749），篆刻亦初师张在辛，后离开山左，游艺于外，影响在安徽、江苏一带，名列“扬州八怪”之一。高凤翰是清代山左印人中“出走”而成功的代表人物。今天我们在研究地域篆刻史时，如依然简单地以“籍贯”为划分归属的标准，无疑是片面而不科学的。任何一种地域性的文化，都不是完全封闭的，而是交流与融合的结果，地域的开放程度和包容性，往往成为艺术发展与传播中最为基本和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一点早已被艺术史所证明。对于艺术史研究来说，具有地域特征艺术家的“出走”与本地域外艺术家的“进来”是同等重要的，否则，便割裂了艺术发展与融汇的综合性与系统性。而黄易作为乾隆、嘉庆时期江南地区最著名的篆刻家之一，他进入山东的这段因缘，无疑是山左篆刻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黄易在山东生活长达二十余年，这一时期是其篆刻生涯的成熟期，留存的印章数量不少。这一时期的作品金石趣味最浓，无疑是受到山左金石之风濡染和启发的结果。今将其在山东时篆刻且有明确年款的印章汇为下表。

除以上纪年篆刻作品之外，黄易在山东期间还辑有多种印谱，重要者如下。

《种德堂集印》一册，黄易刻印，存印八十七方，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有黄易自跋，为黄易印谱中最早的一种。

《黄小松印存》（图3），一册，黄易辑自刻印所成底本。收录黄易印作一百六十余方，部分有黄易手录跋文。

《黄秋盦印谱》（图4）一册，吴培坚（小柏）辑。存印四十四方，均有边款，且钤拓皆精。约成书于嘉庆七年（1802），所辑黄易印作西泠印社所藏嘉庆何元锡辑本《西泠四家印谱》相校，多有未见者，且成书较之犹早，可称最早的黄易印谱钤拓本。其中一些印章如“萧然对此君”“定斋”等，文字完整无泐损，而何辑本已有明显泐损。

另有《小蓬莱阁印存》八册钤印本，虽然具体钤辑时间不详，但应在黄易定居济宁之后。是谱王敦化先生曾见，今不知尚在天壤间否。

总结黄易在山东期间的篆刻及相关印谱，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随着黄易在山东公务日渐繁忙，其篆刻创作数量呈现出递减的趋势，这一点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为何元锡作“梦华馆印”印时，已有自道；二、 山左汉代碑刻很多，金石器物出土亦频，黄易的兴趣无疑已转移到访碑、金石收藏与金石文字考订上，篆刻退而成为他在官场与朋友圈应酬手段之一，带有主动创作意图的作品并不多；三、 从黄易篆刻作品的流向上看，这些印章的印主分散各地，归属山东当地的数量并不多，我们知道，一个成熟艺术家的影响力往往与其作品数量成正相关关系，而缺少作品数量的积累，影响力很可能因之而减弱；四、 黄易印作所辑录的印谱，无论是自辑或他人所辑，成谱数量都很少，甚至皆属于零散稿本性质。以上诸种情况，说明黄易及其篆刻艺术风格对于当地篆刻的影响并不明显，同时我们也找不到关于黄易在山东所收弟子或私淑者的相关记载。

这种状况，与黄易自觉地将篆刻视为“金石收藏”之“余事”有关，同时也与当时山左篆刻群体相对保守和牢固的艺术思想观念不无关联。毕竟，山东本地篆刻长期以来一直走在以地域、家族、师承三重性质为主导的，以平和渊雅为准则的相对传统的艺术形式之上。而以桂馥、孔继澣为代表的曲阜区块，以及当时其余山东篆刻次级阵营的篆刻风格，几乎也都是源自安丘张氏，总体艺术风格相当统一。这种稳定的篆刻风格和审美取向在山东一地具有超乎寻常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不仅贯穿有清一代，甚至直至清末民国时王西泉、丁佛言等人，亦皆是这一脉络流传而来。这一相对保守的艺术风格与黄易所代表的强调切刀等形式技巧，追求金石斑驳气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浙派印风未免扦格。同时从地理上看，安丘印派作为山东篆刻正脉所在，集中在山东半岛中部安丘、潍县一带（今潍坊市），而黄易所在的济宁处于山东西南部，两地距离颇远，可能存在一定的交流和交通阻碍。济宁一地，除黄易好友郑支宗等寥寥几位篆刻家外，鲜有精通篆刻者，这无疑也是济宁篆刻处于边缘化地位的一种表征。

当是时，浙派篆刻在中国东南部，特别是江浙一带风头正健，而黄易虽然久宦居山东，又以篆刻名世，却并未能将浙派篆刻引入，山左篆刻风格壁垒之顽强可见一斑。当然，黄易之篆刻亦未受山左框限，依然伴随着他富于人格感召魅力的金石交流行为，也借助与山东相关的毕沅、孙星衍、阮元三大学人幕府 ，以及翁方纲为代表的京城金石文化圈，继续辐射和影响着当时江浙地区甚至整个东南地区篆刻的发展和变迁。这一点，正如笔者曾经所论，黄易对浙派篆刻的贡献是“印随人游”式的传播，外拓出更广阔的受众群体和欣赏空间。

二、黄易与山东古印收藏

齐鲁之地素为金石渊薮，清季山东出土金石古器物很多，是古玺印集中出土的重要地区之一。嘉庆二年（1797），阮元、毕沅主持编纂的大型金石学著作《山左金石志》梓行，此书引用了黄易等金石家的先期著录成果，阮元曾云：“兖济之间，黄小松司马搜辑已先赅备。”早期山东所出古玺印在当时虽然不乏收藏者，但辑录成印谱并未成为风气。乾隆七年（1742），济宁吴好礼辑成《世德堂秦汉印集》（图5）五册五卷，每叶钤印四至六枚不等，是山东地区最早的古玺印原钤印谱之一。是谱包括吴氏自藏古印三百余方与友人蓄印，共六百方。其中官印一百零四方，其余为私印。乾隆十三年（1748），潍县郭伟勣（1710—1791）偕侄郭启翼、子郭见龙辑古铜印为《松筠桐荫馆古铜印章》一卷，收录秦汉官私印四百余方。 此后山东古玺印辑谱之风渐炽，有吴式芬《双虞壶斋印存》、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李佐贤《得壶山房印寄》、高庆龄《齐鲁古印攈》、郭裕之《续齐鲁古印攈》、王献唐《两汉印帚》等，印灯延续至今不灭。

吴好礼所辑《世德堂秦汉印集》是清代山东济宁地区影响较大的古印谱，吴氏这批藏印流传有序，其中一部分后来经由郑支宗、黄易之手流传，对后来的古玺印收藏影响较大。此谱有吴炜、郑本茂序及吴好礼自序，对当时古印收藏的情况和藏家的收藏观念有很好的反映。

郑本茂乾隆二年（1737）秋所作《世德堂秦汉印集序》云：“篆刻印章，起于秦，盛于汉。秦玺而外，传者少矣。汉制官印之下，率有私印，多出名公巨手。文字雅正，法度精严，刀画遒健，古气磅礴。流逸之致，出于天然。虽风尚如此，抑气运醇厚，与两京文章并著古茂渊深之概也。稽其印质，有金、银、铜之别，其钮、文亦十数类，要皆有定制焉。金银涉于财货，久已销燬无存。其铜者，除地下所湮无知之毁，尚能存一二于千百。但或置之非地，每错杂败铜散铁中，否则入俗子之手，不知宝贵，尘埋于灰土而不顾，如此者何可胜道。即有好古之士，搜辑珍玩，又苦于无多，此亦有物之有遇不遇，而嗜古者不能满其愿耳。” 郑本茂，字居实，号秋喦、秋岩。济宁人。是黄易好友、篆刻家郑支宗尊人。他的序文反映出当时山东所出古印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金、银质地的古印往往因为印材珍贵而被销熔，而铜印些小，出土后则多被俗子置于非地，未能受到珍护，给收藏研究者的搜集整理带来难度。确实，在金石器物收藏中，对印章的认识较晚，又由于出土零散，研究和重视的程度往往也不及其他金石种类。

吴炜字觐阳，吴好礼叔祖。乾隆辛酉（1741）春，为《世德堂秦汉印集》作序云：“古者风气淳厚，人心朴实，其所用器物，皆庄重质雅，取而观之，可以想见其时，使人爱慕不已。然三代以上，不能见矣。而《集古录》之所载，《金石录》之所存，以及《金薤琳琅》《金石文字记》诸书，碑版居多，间存彝器石鼓之类，览其款识，令人穆然神远，如见古人，信乎法物之移人情也，而印章则传录阙然。夫印章，古人所示信也，汲冢周书有汤取玺之言，迨周有季武子之间，燕王之收，虞卿之弃，苏秦之佩，虽载之典策，今皆不可得。自秦汉以来，乃颇可纪，大抵以方直为主，而朴雅可则，后亦渐为增减，间远六义。故马伏波上书下大司空，正郡国印章，诚重之也。盖彝鼎碑版之外，唯印章为最古而可法，岂可听其沦没，不一爱护也哉……昔者赵子昂有《印史》，吾子行有《学古编》，杨宗道有《古印谱》，顾汝修有《集古印谱》，程彦明有《古今印则》，然其间或摹拓失神，或赝刻混珠，皆不无遗憾，意者从篆摹而得，非亲握其章拓纸上也。”此文明言《世德堂秦汉印集》的纂辑特色是使用原印钤拓，保存了古印的原貌与神采，有利于篆刻家、小学家、金石学家取法和研究。原拓古印谱的重要性，是《集古印谱》（《印薮》）之类摹刻失真的木刻印谱无法企及的。

在吴好礼自序中，自述了爱好古玺印收藏实本自其先人：“赋质谫陋不能识古，然每侍先大人侧，时经指授，亦稍解一二。遇有售者，不敢独断，与二三鉴古君子考校真赝，辨析毫芒。得其的为汉物者，购而存之。廿年来复得二百方有奇，每思辑而成谱，尚觉体有未备，因见友人案头有蓄数十方者、十余方者，悉借而拓之，共得五百余方，诸制各具。呜呼！可以谱矣。”这里特别提到“遇有售者，不敢独断，与二三鉴古君子考校真赝，辨析毫芒”，生动地说明在乾隆初年，古印作伪射利的现象已不鲜见，亦间接反映出此际山左古印收藏风气已然浓郁。

近年曾见私人收藏世德堂藏印一轴，盖由郑本茂辑裱为长卷者（图6，尺寸183.1×21.5厘米），末有乾隆二十一年（1756）郑本茂跋文（图7）：“乾隆丁巳重九后，余曾序吴氏印集，距今十有九年，子厚先生已作古十稔矣。肖行学兄复搜集二百余钮，共拓成谱，流传宇内，煌煌乎大观也哉。余既承分惠一部，什袭珍之。一日偶检箧笥，得罗文旧楮一幅，惜其少短，不能尽登摘其佳，佳者拓为此卷以资观赏，兼示后辈，俾永永保藏，勿等弁髦，庶不负余与吴君赏识之雅意尔。乾隆丙子九月下浣，秋岩郑本茂识。”后钤“郑本茂印”“居实”等三印。此卷绫边等处钤“孙兰熙印”“李既陶”收藏印，可知曾经文物鉴定家李济甄收藏。跋文中提及吴子厚，当是吴好礼之先人。

黄易身为篆刻家，对古印收藏一直十分重视，他曾于乾隆丁酉（1777）秋与朱筠一同访汉印于京师，收藏的古印应当已有一定规模。乾隆五十九年（1794），黄易得到一枚“桂”字古铜小印，赠桂馥，此事一时传为金石圈中佳话，翁方纲作诗记之，圈内友人多有唱和。

黄易在乾隆六十年（1795）所作《题王莲湖汉铜印谱》（图8）一文中详细记述了吴好礼世德堂藏印的后续流传：“济宁吴氏所藏古铜印章五百余，谱首郑居实序。汪水部讱庵、潘中翰毅堂，见而心艳，屡求卒不可得，近时印渐散失。易初得十余，居实子鲁门自金乡持来六巨椟，为印五百四十；又小匣为印二十有七，吴氏物居多。易力薄，留小匣。趣王刺史莲湖购六椟官印。‘大司马’‘远威校尉’‘鹰扬将军’‘彭城左尉’，私印‘李广’‘任贺’等章，皆极精妙。‘翱’字一印，易辨为谢皋羽物。高贤手泽，宜同西台竹如意并传于世。莲湖得兹多宝，足以自豪，手成一谱示易，茶熟香温，闲窗评赏，真堪与关中松谈阁、淮阴程荔江诸谱后先争胜辉映艺林，不独海内嗜古之士一世妒羡已也。”

王毂字御軨，号东莲、莲湖。安徽黟县人，嗜金石书画。《续印人传》有传。黄易曾为刻“王毂印信”（朱、白文各一）、“莲湖主人”、“莲湖”、“王毂私印”等印。由此文可知，乾隆末年古印已成为金石收藏一大门类，并且出现具有一定藏品数量的大藏家，藏品整体出让的交易方式也使得古印章在收藏圈内流传有序。历经递藏的古玺印渊源有自，更加可靠，这也成为玺印收藏活动中除零散收集外的另一种收藏模式。世德堂藏印在乾隆末由郑本茂之子鲁门经手散出，而汪启淑、潘有为、王莲湖皆曾对这批古印表现出极大兴趣，出现了争相购藏的场面。这批印章最终被分为数份，其中六巨椟共计五百四十方，为王莲湖购去，钤辑为《莲湖集古铜印谱》（又名《两汉印萃》，图9、10）。黄易自留部分，与自己的藏品汇辑为《黄氏秦汉印谱》（又名《秦汉铜印》）一册。

据韩天衡记载，《黄氏秦汉印谱》中藏印部分为黄氏旧藏，大部分为吴好礼旧物。全谱存官印九十四方，私印二百八十方，合计为三百七十六印。成书当在嘉庆初年。 另据柴萼《梵天庐丛录》记载：

钱塘黄小松司马嗜奇好古，每游一处，必访求古碑之存亡，厥功甚巨。以其余力，收藏秦、汉铜印，装订成帙。乾隆甲寅，自署题签。谱无卷目，首列官印，有将军印章八纽，又“颍州郡长”。私印“曹苗”“公嗣”两印颇为奇特。共计官印七十八纽。周、秦方寸鉨仅一小鉨有“臧疻讯鉨”。汉印有“黄易”二字，白文古拙，殆因得此印以改名者。私印近三百纽，如“青世”“谢株”皆私印中所习见，无甚足异。后有“道光壬寅冬日汉阳叶东卿志诜借题记”。惜流传无多，世不恒觏耳。

此谱记载印章数量与韩天衡所见《黄氏秦汉印谱》大体符合，应该正是黄易藏印的概貌，因为这种过录性质的钤印本印谱，几乎永远不存在“定稿”，始终伴随藏品的流通而变化，从柴萼的记述来看，这本印谱似乎连题名也没有，显然属于自留或阶段性钤辑、小范围流通的“稿本”特征。

黄易所藏古印后来又大多归于阮元，后贡入内府。阮亨记载：“积古斋旧藏秦汉铜印十种，在浙江府署时曾邀同人分赋，后续得黄小松易所藏四百余印，选其完善者二百钮于己巳贡入内府，余印择其中姓名有见于列史者，自汉至唐，共得二十八钮，予兄自为《印记》，命侄常生释注之。” 古印收藏中，有所谓“私印欲其史，官印欲其不史”的风气，故常以古印中与古代名贤有同字者为珍，这在黄易《题王莲湖汉铜印谱》所举的“翱”字等印例和阮元的《秦汉六朝唐廿八名印记》一文中，都有很好的反映，后来吴大澂也辑有同类的印谱《周秦两汉名人印考》。

此外，从《题王莲湖汉铜印谱》一文来看，广东番禺潘有为也加入了争购山东古印的行列。潘有为在乾隆、嘉庆年间曾辑有《看篆楼古铜印谱》，是广东地区最早的集古原钤印谱。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潘氏致黄易的一封手札中，提及：“昨廿四日接手示兼承寄赐铜章四十枚，内有精美非常者，顷与芝山细赏，不能去手，古之朋锡其何能过此，可胜道意耶。”可知看篆楼所藏古印，至少有一部分（四十枚）为黄易代为收集的，而这四十枚印章来源情况，或许也与吴好礼藏印或山东所出古印有所关联。

三、黄易与济宁篆刻家郑支宗

郑支宗字鲁门，山东济宁人，郑本茂之子。幼承家学，耳濡目染，精鉴别，擅隶书，刻印精妙，兼善刻碑。黄易与郑支宗订交，应当是通过二人共同的好友王宗敬、顾文鉷。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黄易等人倡议重修武氏祠，祠堂建成之后，作《修武氏祠堂记略》镌于石上，又邀翁方纲作《重立汉武氏祠石记》，此碑即由郑支宗摹刻上石。郑支宗曾藏有明代文彭遗砚，黄易作《郑鲁门得停云馆遗砚》诗两首以赠：“边阑题认黄初字，小印镌疑国博文。合与先生书篆隶，两昏时候起寒云。”“忠孝家传两相名，一门翰墨冠前明。风流已往贞珉在，此亦人间玉带生。”

乾隆五十八年（1793），郑支宗摹刻汉印辑成《柿叶斋两汉印萃》行世。据笔者知见，至少有两种版本。其一为上海图书馆藏四册本（图11、12、13），扉页印隶书“柿叶斋两汉印萃”，下钤“友汉主人”朱文印，单边，白口，无鱼尾，中缝上端印“两汉印萃”，下端印“柿叶斋藏”，有黄易、顾文鉷序。官印在前，私印在后，每叶钤印六方至九方不等。第一册摹刻官印一百四十八方，第二册摹刻汉官私印一百七十八方，第三册摹刻汉私印二百二十五方，第四册摹刻汉私印二百三十四方，共存印七百八十五方。

另见日人旧藏（日本童梦拍卖2016年秋季拍卖会Lot.0453）《柿叶斋两汉印萃》一种（图14、15），一帙五册，以“温、良、恭、俭、让”为目，存印七百余方。尺寸19.5×12.2厘米，开本较上海图书馆藏本为小，版框与上图藏本形式一致而文字体态稍异。封面签条为黄易缪篆“两汉印萃”，下端署“秋盦题签”。此书扉页隶书“柿叶斋两汉印萃”与上图藏本细辨有异，且下端钤印非“友汉主人”，而是“济州郑支宗鲁门摹”白文方印。此本序言写刻字体亦与上图藏本稍异，并增加靖斋王绥祖序言。卷首题“两汉印萃”“济宁郑支宗鲁门摹刻、长洲顾文鉷芦汀校订”，每叶钤印二至四方。此版本官、私印分钤，以刻钤无框朱文印“官印上”“官印下”“私印上”“私印下”区别。版式特征更加完整，成书时间应当晚于上图藏本。

黄易《柿叶斋两汉印萃序》云：“两汉刻印，无体不工，萃成一书，昔称顾氏《集古印谱》，然梨枣雕镂，略存形似。汉篆一波一折，妙入精微，木刻何能仿佛？鲁门先生以美石摹镌，逼真古法，岂惟远超顾氏之书，直令两汉精神尽来腕底。有功后学，正复不浅。先生深思好古，学有本源，余知之独深。每叹其怀才不遇，今见此书，真堪寿世。虽吉光片羽，亦足以长留天地间也。钱唐黄易。”

顾文鉷《柿叶斋两汉印萃序》云：“济州郑秋喦（本茂）先生雅工文翰，平生最嗜两汉印章，搜罗甚富，汇萃成谱，平正方直，古拙飞动，灿然耀目，洵足赏鉴。厥嗣鲁门支宗兄精通六书，能驱刀似笔。承先人之志，宝爱尤笃，积数年精力，手自摹刻，几及千方。篆法、章法、刀法，以及剥蚀处形神毕具。昔人谓唐贤双钩晋帖，下真迹一等。鲁门之于汉章，殆毫无遗憾，以视吾家《印薮》、陈氏《印统》付梓人雕版刷色流传者，奚啻霄壤之分邪。时乾隆癸丑岁仲秋月，长洲顾文鉷芦汀氏书于云林小研斋。”

顾文鉷号芦汀，长洲诸生，系王宗敬母族中侄，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济宁，与黄易、翁方纲、郑本茂父子为好友，居任城河干槐树湾。善隶法，翁方纲称其“顾八分”，长于诗、画，嗜金石碑版，曾于济宁重刻《敦煌太守裴岑碑》《娄寿碑》。黄、顾两序所述主旨大体一致，在赞赏郑支宗篆刻精妙，摹刻汉印形神毕肖之外，皆充分肯定了摹刻古印印谱的艺术价值，并将之与顾从德《集古印谱》木刻本（《印薮》）等木刻印谱作比较，认为郑支宗所摹汉印一依原印，在篆法、章法、刀法，甚至剥蚀处也形神皆备，不啻“下真迹一等”的唐人双钩晋帖，沾溉后学。

顾从德《集古印谱》原钤本成书于明代隆庆六年（1572），当时仅拓二十本，以古玉玦为记，书牌中注明“斯谱有同秦汉真迹，每本白金十两”，是今存最早的原钤古印印谱。以其流传稀罕，价值连城，难得一见，后世流传常见者多为姚起刻本及翻刻本，然施诸枣梨的木刻版本，印章形态失真，不可与原钤本同日而语。摹刻印谱是古印谱中重要的一大类别，存世数量庞大，在照相与印刷技术发达的今天似乎已不受重视。但是在二百余年前印刷技术落后的时代，篆刻精良、钤印清晰的摹刻印谱，其艺术价值无疑远高于雕版印刷的印谱，相当于书法中的接近真迹的双钩摹本或优质刻帖。

清代金石学兴盛，各类金石文字渐次进入当时收藏家与学者的视野，秦汉瓦当就是其中之一，朱枫《秦汉瓦当图记》、王昶《金石萃编》、黄易《小蓬莱阁金石目》等金石学著作都开始记载和收录瓦当文字。黄易对于秦汉瓦当收藏也很有兴趣，曾汇辑自藏及友人拓赠的瓦当拓片为《集秦汉瓦当册》（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图16），还与申兆定选取瓦当中文辞佳吉者，属郑支宗翻砂仿制，分惠好友。乾隆五十七年（1799）黄易题跋曰：“秦汉瓦当文字著于《渑水燕谈录》《研北偶谈》《东观余论》《长安图志》诸书。自魏晋唐宋以来，获者殊少，国朝康熙年间侯官林同人得‘长生未央’一瓦，海内名贤詠歌纪事，莫不叹为奇遘。乾隆己卯，朱氏排山作《秦汉瓦图记》，所收始多，制府毕公秋帆、侍郎王公兰泉官陕西时宾客最盛，如钱献之、申铁蟾、赵晋斋、宋芝山、程彝斋、俞竹居诸人搜求甚力，各得多瓦。‘长乐未央’‘长生无极’‘延年益寿’‘千秋万岁’之类叠出不穷。凡物之显晦，固有其时，然一旦收得如许之多，且皆吉祥颂美之文，岂非会逢盛世，作善降祥，为寿国寿民之徵。与申铁蟾曾选诸瓦，翻沙摹刻，已无从拓取。今复录其文，属郑鲁门重刻，以广其传。庶观览者知铁蟾汲古功深，今时不可多得也。壬子六月，钱唐黄易识于古任城官舍。” 郑支宗翻砂所制瓦当十分精良，甚至连残破剥蚀之处也仿效逼真，孔继壎评曰：“郑摹翻沙规制悉与瓦符，断残斑驳逼肖古物，而篆法诸体具备，色色精妙，当为汉篆出色。”

虽然我们今天难以见到郑支宗的篆刻作品，但他耗费大量精力所制作的翻砂秦汉瓦当与摹刻的《柿叶斋两汉印萃》，无疑为乾隆时山左地区金石研究和篆刻艺术传播作出了独特的普及性贡献。乾隆六十年（1795），黄易书赠郑支宗的“古今文友周秦汉，金石录追欧赵洪”隶书联（图17），将郑支宗比为致力于金石研究的欧阳修、赵明诚和洪适，文辞虽有溢美之处，但无疑道出了鲁门对于金石文字的勤勉和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