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时代环境的特殊性与学术的发展,清朝一代产生了许多杜诗注本,成就可观,在今人周采泉所编撰《杜集书录》中,仅“全集校刊笺注类”就著录清人杜诗注本27种,还远非全部。在这些杜诗注本中,《钱注杜诗》是其中最有特色的一部。
《钱注杜诗》二十卷,其作者是明末清初的文人钱谦益。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年自号蒙叟、绛云老人等,常熟(今属江苏)人。生于明万历十年(1582),卒于清康熙三年(1664),享年八十三岁。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授编修之职,隶东林党。崇祯元年(1628),官礼部侍郎,后因与温体仁争阁臣事削籍还乡。李自成陷京后,福王立于南京,由马士英引为礼部尚书。清顺治三年(1646),多铎镇江南,钱谦益率文官迎降,即授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冯铨充修《明史》馆正总裁,以钱谦益副之。当时,钱谦益声名远播天下,但清廷却并未加以重用,钱氏于是称疾乞归。顺治五年,黄毓祺反清起义失败,凤阳巡抚陈之龙获黄毓祺,钱谦益坐与交通罪,被捕入狱,经家人多方奔走诉辩,总督马国柱以钱谦益与黄毓祺素不相识判定,钱氏才得以放还。归家乡常熟后,钱谦益唯以著述、佛事为业。他反省思过,痛悔降清之举,并积极投身反清活动,如策反总兵马进宝、参与郑成功“通海”等,并将晚年诗文集命为《投笔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钱氏著述均遭禁毁。事迹入《清史稿·贰臣传》。综观钱谦益一生,其行为明显随时代环境而变化,其思想感情十分复杂,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论及时说:“钱谦益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 可谓平心之论。
《钱注杜诗》二十卷,是钱谦益晚年倾注心力之作,从明崇祯六年(1633)开始,到清康熙三年(1664)去世前夕,历时三十余年之久,才陆续完成全书的笺注。钱谦益在《草堂诗笺元本序》中交待说:“余为《读杜笺》,应卢德水之请也。孟阳曰:‘何不遂及其全。’于是取伪注之纰谬,旧注之踳驳者,痛加绳削。文句字义,间有诠释。” 这里的卢德水,即卢世㴶;孟阳,即程嘉燧。两人均是钱谦益的好友,也是助使他完成《钱注杜诗》的两位功臣。钱谦益在《吴江朱氏杜诗辑注序》中也说:
余笺解杜诗,兴起于卢德水,商榷于程孟阳。已而学子何士龙、冯己苍,族子夕公,递代雠勘,粗有成编,犹多阙佚。老归空门,不复省视。
这段文字大致介绍了钱氏注释杜诗的缘起与经过。可知钱谦益注杜诗,实缘起于卢世㴶、程嘉燧两位老友的鼓励与启发。
钱氏注杜的目的是为还原杜诗面貌,他对于宋人注杜十分不满,在《注杜诗略例》中有较全面的总结:
杜诗昔号千家注,虽不可尽见,亦略具于诸本中。大抵芜秽舛陋,如出一辙。其彼善于此者三家:赵次公以笺释文句为事,边幅单窘,少所发明,其失也短;蔡梦弼以捃摭子传为博,泛滥踳驳,昧于持择,其失也杂;黄鹤以考订史鉴为功,支离割剥,罔识指要,其失也愚。
钱氏还总结出宋人注杜的八种失误:伪托古人,伪造故事,傅会前史,伪撰人名,改窜古书,颠倒事实,强释文义,错乱地理等。 因此,晚年下决心笺注杜诗,借此契机试图恢复杜诗的真面目。
钱氏注杜的动机则是“借诗以存史”。钱谦益认为时代的兴亡升降,感叹悲愤,诗人通过诗歌创作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呈现。杜诗更是如此。杜诗之所以被称为“诗史”,就是杜诗中潜隐着杜甫对动荡的安史之乱时代的独特感受。因此,阐释杜诗应该将其与时代背景紧密联系起来,挖掘其中的深刻主题与思想意义。钱谦益编《列朝诗集》是如此,笺注杜诗也是如此。
崇祯六年,钱谦益用其特殊方式完成《读杜小笺》三卷,崇祯七年,又完成《读杜二笺》一卷,后增至二卷,与《小笺》并为三卷,合刻于《初学集》之后,《初学集》则由其弟子瞿式耜刻成于崇祯十六年(1643)。尽管钱氏所笺释的杜诗只有数十首,但“笺释之精华,大略已具于斯” 。顺治七年(1650),钱谦益藏书楼——绛云楼失火,钱氏藏书焚毁殆尽,所幸杜诗笺注原稿尚存。钱氏此时身体与精力已不及先前,于是将其资料及原稿提供给朱鹤龄(字长儒),希望能助其完成注杜事业。钱氏在《吴江朱氏杜诗辑注序》中说:“吴江朱子长孺,馆于荒村,出所撰《辑注》相质。余喜其发凡起例,小异大同,弊簏蠹纸,悉索举似。长孺概括诠次,都为一集。” 康熙元年(1662),朱鹤龄完成了全部杜注,但钱氏看过书稿后却感到大失所望:“不谓其学问繁复,心思周折,成书之后,决非吾本来面目。” 钱氏遂收回其所作序,二人交恶,各自于常熟、吴江(今属江苏苏州)两地潜心注杜。关于钱、朱注杜之争,洪业《杜诗引得序》与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中有详细介叙 ,此不赘述。康熙三年(1664),钱谦益病卒,三年后,《钱注杜诗》二十卷由泰兴季振宜刻印行世,据季《序》,原稿得自钱氏族孙钱曾(字遵王),季《序》云:
丙午冬,予渡江访虞山剑门诸胜,得识遵王。……一日指杜诗数帙,泣谓予曰:“此我牧翁笺注杜诗也,年四五十即随笔记录,极年八十,书始成。得疾著床,我朝夕守之。中少间,辄转喉作声曰:‘杜诗某章某句尚有疑义。’口占析之以属我,我执笔登焉。成书而后又千百条。……”牧翁阅世者,于今三年,门生故旧无有过而问其书者。予读其书,部居州次,都非人间所读本。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窥见钱氏注杜之认真与艰辛。《钱注杜诗》问世后,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二十卷也刻印行世。关于二书的关系以及各自的特点,学界有深入研究 ,此不多述。
《钱注杜诗》完成后,钱谦益颇引以为自豪,他借钱曾之口评其注杜“取雅去俗,推腐致新”,尤其是“《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 。钱注在体例、内容与方法诸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与创新性,对后世注杜及诠释方法影响至巨。因此,《钱注杜诗》一书虽在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遭遇官方严厉禁毁,但民间仍有流布。最早的版本即是康熙六年(1667)静思堂刻本,乃钱曾交付季振宜所刻,包括诗歌十八卷,文二卷,共二十卷,后附序跋、诗话、杜甫年谱等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出版了以此本为底本的排印本,较为通行。据有学者考察研究,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有钱谦益稿本《杜工部集》二十卷,与静思堂本文字略异 ,可惜条件所限,不得经眼,更不能将二本予以对校。
细究《钱注杜诗》二十卷,其内容体例与此前其他杜诗注本显为不同。钱谦益并未对每首杜诗逐一做注,而是对有感想和特殊体会的作品进行重点注解与笺释。全书以宋代吴若本《杜工部集》二十卷为底本,参校宋、明诸善本,收录杜诗1 471首,其中有笺注者913首,有阐发杜诗深意的“笺曰”者58首,无笺注者558首。钱氏所笺注者,占全部作品的62%。其注释侧重对杜诗中地理、职官、史事、名物的诠解;笺释则注重以唐代史事与杜甫诗歌相互参证,考察杜甫所处之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深刻体会杜甫之心态、情感与思想之微妙变化,澄清史实,阐明诗意。在以史证诗的同时,也以诗证史,以诗考史。如以《玄元皇帝庙》揭唐玄宗之崇道,以《洗兵马》证玄宗、肃宗父子关系,以《诸将五首》考代宗对藩镇之姑息,其方法与见解皆与前人笺杜有异。钱谦益注杜所用之总体方法是传统的诗史互证法,这种方法宋代学者,如黄希与黄鹤《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赵次公《杜工部诗先后解》等,就已开始运用于杜诗诠释之中,至《钱注杜诗》出,将此种方法正式确立下来 。
对于《钱注杜诗》的影响与地位,自来仿效者、称赞者大有人在,如清代卢元昌《杜诗阐》、黄生《杜诗说》、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等,均或明或隐地吸收了《钱注杜诗》中的内容,在笺注方法上也有意借鉴钱注。现代学者如陈寅恪在其《柳如是别传》中即说:“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 胡小石对钱笺也给予了极高评价:
昔钱牧斋作《草堂诗笺》,深得知人论世之义,高出诸注家。其于《洗兵马》一篇,即发扬玄、肃当时宫闱隐情。
当然,对此书提出批评者也不乏其人,如清人潘耒即认为由于钱谦益求新太过,《钱注杜诗》以至于失于穿凿。他说:“牧斋学问闳博,考据精详,家多秘书,兼熟内典。其笺杜也,钩稽奥义,抉摘异闻,他人所不能注者,一一注出,诚有功于少陵矣。其斥旧注之病数条,尤为切当。但钱氏求新太过,亦时有此失。” 现代学者邓之诚更批钱注“事事征实,不免臆测” 。洪业也持此说:“钱注以灵悟自赏,其失也凿。” 无论是褒扬还是批评,他们的着眼点多在于《钱注杜诗》中所运用的方法,即诗史互证法。我们笺释古代诗歌,不仅需要“知人论世”,还需“以意逆志”,挖掘某类诗歌中所蕴含的微旨,“因为诗人总是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中有所感触而发之于吟咏,读者如欲确切地把握这诗的用意,就得了解这一诗篇的历史背景,努力复原产生此诗的特定环境。但诗人形诸笔墨时,还受外部各种条件的影响,或不便明言,或不愿明言,他们表达时还有一个独特个性的问题,注释者得注意诗人所采用的表现手法。他们必须‘以意逆志’,而不为某种表面现象所迷惑,这样才能深入到诗人的内心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钱注杜诗》不仅对杜诗学的发展有开拓与创新价值,而且在古代诗歌阐释方面也具有方法学上的启示意义。
《钱注杜诗》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过繁体排印本,后多次印行。为便于普通读者阅读利用,本次以简体横排形式点校整理,并改名为《杜甫诗集》,希望能对广大杜诗爱好者学习了解杜诗与钱注有所帮助。
此书点校整理过程中,几位弟子,即西北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王琪、高云飞、董咪、章蕾、赵谞鹏、苏朋朋等同学帮忙录入、校对,助力不少。上海古籍出版社常德荣编辑,虽素未谋面,但通过书信相识已久,此书的出版,从约稿到完成,都得到他的大力支持。此书完成之际,谨向以上诸位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