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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不快乐里有什么超人一等的理性。
就好像在历史上数个阶段曾经发生过的一样，现代也有这种常见的观念：智者已然看透过往时代的激情，生命里再也没有什么值得追求了。有这样观念的人，通常不快乐，但是他们相当自豪于自己的不快乐，认为那是宇宙的真理，是一个彻悟的人该有的理性态度。这种对不快乐的自傲，让其他人怀疑它的真实度，如果能够这么享受悲惨，那么悲惨也应该没那么悲惨了。这样的想法显然过于浅薄，当然，感觉自我的见识超人一等，能得到某种补偿的情绪，但这种情绪绝不足以取代简单的快乐。
我不认为不快乐里有什么超人一等的理性。在环境允许下，理性的人可以快乐，如果他真发现沉思于宇宙议题太痛苦，那就找别的议题来沉思。这就是我在这一章想要证明的想法，我想要说服读者，不管他人提出来的论点为何，理性是无法阻挠快乐的。我深信那些真为其宇宙观伤悲的人是本末倒置：他们因为一些不明的原因不快乐，却将此归罪于所处世界的不完美。
在这一章我要挑战的观点，就是现代美国社会中，约瑟夫·伍德·克鲁齐的著作《现代的脾性》阐述的观念，也是拜伦和《旧约圣经》里《传道书》讨论的观点。克鲁齐先生说：“我们的事业注定是失败的事业，这个宇宙中没有我们生存的位置，但是，我们不以身为人类为憾。我们宁愿以人类的身份而死，也不愿以动物的身份而生。”拜伦说：“当早期思想的光辉在感觉的全面消褪中流逝，这世界带走的欢乐远比给予的多。”《传道书》里写道：“因此我赞美那些已死的死者，比那些未生的生者还多。是啊，比这两者更幸运的，是那些从未存在、从未见过阳光底下的罪恶的人。”
这三个悲观者在审视生命的乐趣之后，得到这些阴暗的结论。克鲁齐先生是纽约知识分子圈内的一员。拜伦曾经横渡达达尼尔海峡且有许多风流韵事。《传道书》作者的生活更是多彩多姿：他品酒，玩音乐，也尝试许多“诸如此类”的事。他建造水池，坐拥众多仆人。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智慧也没有离他远去。可是他视一切为虚空，智慧也是虚空。
我献上我的心，去了解智慧、狂妄和愚蠢：但这只让精神苦恼。
愈多的智慧中有愈多的悲恸，得到更多的知识就是得到更多的悲伤。
他的智慧似乎困扰着他，他想摆脱智慧却无法成功：
我在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道，这也是虚空。
但他的智慧似乎还是缠扰着他：
我在心里说，愚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那为什么我该较有智慧？于是我心里又说，这也只是虚空。
因此，我恨生命。日光下所行之事都是悲苦的：所有的事都是虚空，是精神的苦恼。
幸好，现在的人已经不太读年代久远的书籍了，因为如果他们真的读了，他们会认定任何关于水池的描述都是空虚的，新书自然也是空虚的。如果我们可以证明《传道书》不是明智者的唯一选择，我们就可以舍弃它。要证明这一点，首先，我们必须分辨感觉和知性表述。你没有办法和感觉争辩，感觉会因为某件幸事或者生理状况而改变，但没有办法经由说服而改变。我常有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要从中挣脱出来，靠的不是哲学方法，而是必要的行动。如果你的小孩病了，你也许感到不快乐，但你不会认为一切都是虚空。不管你认不认为人类的生命有其终极价值，你都会即刻想办法让孩子恢复健康。一个富人，也许常常认为生命空虚，但如果他失去所有的财富，下一餐到来时他铁定不空虚。空虚是因为生命的基本需要太容易取得而产生的一种感觉，人类和所有动物一样，都需要为生活而努力，某些极富裕者，可轻而易举地满足他们所有的欲望，任何事都不需费吹灰之力就可完成，却也因此失去了基本的快乐。那些想要什么就能得到的人，当然不会认为努力达成愿望可以带来快乐。一个拥有一切的人，居然不快乐？如果这个人有哲学素养，那么他一定会认为，人类的生命基本上是可怜的。他忘记了，欠缺某些想要的东西，是快乐的必要条件。
在《传道书》里有很多情绪，然而也有很多知性论点。
所有的河流都流入海里，海却填不满。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没有人记得过去的事。
我恨我在日光下的劳动，因为所有成果皆需留给后人。
如果我们以现代哲学家的方式来阐述以上论点，那大概是如此：人永远劳动，物永远运动，但是没有一切是永恒的，即使后来的事物和前者并没有两样。人死后，他的后代收割他的劳动成果；江河进入大海，但江河的水并不能在大海停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无止境的无用循环里，人和物生长、死亡，没有进步，也没有永恒的累积进展。那些江河，如果聪明的话，就该留在原处。所罗门，如果聪明的话，就不该种果树让儿子们得以享受果实。
但换个心情来看，所有事情都不一样了。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看看高楼大厦、飞机、政治家透过广播发表的公开演说。所罗门知道这些事吗？如果能够听到示巴女王在返回领地之后对其子民的演说，在无用的果树和水池间的他不就能获得抚慰了？如果有个新闻剪辑单位能够告诉他，报纸上是怎么形容他的建筑的壮丽、房舍的舒适，以及和他争辩的敌对智者的狼狈，他还会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吗？这些事也许无法彻底治愈他的悲观，但是也会给他新的看法。的确，克鲁齐先生对这时代的抱怨之一，就是太阳底下有太多新鲜事了。如果新事物的出现和缺席都会困扰人，又怎能相信其中之一是绝望的真正成因呢？
再来拿以下的论点做讨论：“所有的河流都流入海里，海却填不满；河流从哪儿来，又要回到哪儿去。”在悲观的论点上看，这是在假设旅行是不愉快的。夏季时，人们去疗养胜地，最后又回到来处，但这并不代表夏日去疗养胜地是无用的。水如果有感觉，大概也会享受这冒险的循环，就好像雪莱的诗《云》描写的一样。
关于将所有东西都遗留给后代的痛苦这一论调，我们必须从两种观点来看：从后代的眼光来看，这并不会造成任何灾难或损失。“把所有东西留传后世”这件事本身并非是悲观的。如果接下来的成果更坏了，也许该悲观，但如果更好了，那不是有理由乐观吗？如果像所罗门认为的，接下来的成果和原先一模一样，那么这整个过程真的是徒劳无功的吗？除非整个过程都是痛苦的，要不然可不能这么说。抱持着结果论，认为现在的一切努力，其价值取决于未来的成果，这种想法是不对的。除非每个部分都有其价值，要不然最终的整合也不会有价值。生命并不是一出主角经历千辛万苦最后得到快乐结局作为补偿的戏剧。我活着我的人生，我的儿子在我之后有着他的人生，而在他之后，他的儿子也有他的人生。这里头真的有什么是悲剧的吗？恰恰相反，如果我长生不死，那么生活中的乐趣也会逐渐失去味道。像现在这样代代相继，它们则终年长青。
我在火堆前温暖着我的双手；
火熄灭了，我也准备离开。
这样的态度和对死亡愤慨的态度一样合理。如果可以理性地决定情绪，那么快乐和难过都有一样多的理性成因。
《传道书》是悲剧。克鲁齐先生的《现代的脾性》可怜兮兮。基本上，克鲁齐先生因为中世纪的秩序以及某些现代秩序的瓦解而伤心。他说：“在现今被旧世界的鬼魂吓着，却还未找到自己定位的不快乐时代，这样的困顿，并不是一个彷徨少年找不到人生方向的困境可以比拟。”这样的论述倒适用于某些知识分子，这些人受了文学教育，不知道现代世界的模样，在青少年时期被教导要将信仰建立于情感之上，因此无法将自我和婴幼儿期所需要的安全和保护剥离，而这些需求是科学社会无法满足的。克鲁齐先生和其他的文人一样，执拗地认为科学尚未实现其许下的承诺。他当然没有告诉我们究竟是哪些承诺没被实现，但他似乎认为，六十年前达尔文和赫胥黎对科学的期望至今仍未实现。我认为，这都是那些不希望自己的特长遭到轻视的作家和神职人员所编造出来的妄想。
现在这个时代的确有很多悲观者，当人们的所得下降时，总是会产生许多悲观者。但是克鲁齐先生是美国人，美国人的所得在战后基本上是增加的，欧陆知识分子的收入却在战后锐减。战争带给社会不稳定感，这样的社会变因大大地影响了该年代的氛围，却不大能影响世界的本质。
很少有比十三世纪更惨的时代了，但是克鲁齐先生对之觉得遗憾的信念，除了国王和一些意大利贵族以外，普遍为大众所认可。罗杰·培根这么说道：“我们所处的时代比以往受到更多罪恶的支配，而罪恶和智慧是绝不相容的。看看这世界，这样的情况俯拾皆是：自上层开始，无止境的腐败……淫乱让整个宫廷声名败坏，贪欲成了主宰……如果上层如此，下面的成员呢？看看那些主教：看看他们怎么追逐钱财，忘记该治愈灵魂……让我们想想宗教团体：无一例外。看看它们是怎么一个接着一个从正确的立足点堕落的；而新成立的团体（方济各会）也早就丧失最初的尊严。神职界变得傲慢、淫荡、贪婪：每当神职人士聚集在一起，无论是在巴黎还是牛津，他们之间的斗争、争吵和其他的罪恶让所有的凡人侧目……没有人关心做了什么，或是使用了什么手段，只要贪欲被满足了就好。”在谈论古代的异教圣贤时，他说：“他们的生活比我们好太多了，不论是在文明礼仪还是在对俗世的鄙视上，都享有愉悦、富足和尊荣；大家可以在亚里士多德、塞内加、塔利、阿维森纳、法拉比、柏拉图、苏格拉底等人的作品中找到证明。因此，他们获得了智慧的秘密并发现了所有知识。”培根的意见和他所处的文学界的意见一致，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喜欢自己所处的时代。我不相信这悲观主义有任何形而上的成因，其成因只是战争、贫穷和暴乱。
讨论爱的章节是克鲁齐先生作品中最负面的地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似乎把爱想得极为崇高，但现代人可把它看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怀疑派认为，爱执行他们已失去的神的一部分功能。面对爱，就算头脑最冷静的人也暂时转变了态度，即将爱看作是神秘的东西。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某种东西面前，这种东西唤起了他们内心的敬畏之感，且是其他东西所无法比拟的，甚至在内心深处，他们也感觉到忠诚是必要的。对他们来说，爱和神一样，要求牺牲。爱也像神一般，会赐予信奉者某种其还未能分析的意义，作为给他们的奖赏。我们——比起他们——已经习惯一个无神的宇宙，但是我们还未习惯一个无爱的宇宙，只有也习惯了后者，我们才会了解无神论的真正意义。”
极有意思的是，我们时代的年轻人对维多利亚时代和身处于该时代的人对该时代，有非常不同的看法。我记得两名我年轻时很熟悉的老太太，各是该时代不同特点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清教徒，一个是伏尔泰的信徒。前者抱怨太多诗歌处理爱这个主题，她坚持，爱是个无趣的主题。后者则说道：“没有人能对我有所非议，但我总觉得破坏第七戒没有比破坏第六戒更糟糕，因为它至少需要对方同意。”这两个人的看法都不像克鲁齐先生所描述的典型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的看法。很显然，他是从某些和时代不合拍的作家身上得到的结论。我想，最佳的例子为罗伯特·布朗宁。然而，我发自内心地认为，他设想的爱实在很乏味。
感谢上帝，他最差劲的造物，
自豪于两副嘴脸，一副来面对世界，
一副来展示给他爱的女人。
这假设了对待世界唯一的态度是斗争。为什么？因为布朗宁会说，世界是残酷的；而我们会说，因为世界不会如你所想的那般接受你。布朗宁建议，一对夫妇建构起互相爱慕的社会。若有个人总是称赞你的作品，不管其究竟是好是坏，这的确很令人开心。当布朗宁痛斥菲茨杰拉德胆敢不喜欢《奥罗拉·李》的时候，他一定觉得自己是个很好、很有男子气概的人。我不觉得把两方的批评能力都搁起的方式有什么值得恭维的。这是害怕被公正批评的冷冽伤到，希望总能有个避难所。很多年老的单身汉，守在他们的火炉旁，期望能得到一样的温暖。
根据克鲁齐先生的标准，我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太久，不能算是个现代人。我并没有失去对爱的信仰，但我相信的爱绝非维多利亚式的爱。爱有冒险性，令人开眼界，它能让人学到好多，却不至于让人忘记邪恶，更不会假装神圣无邪。令人期盼的爱之所以会有那些特质，是由于对性的忌讳。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深信性是邪恶的，因此那些可允许的性被附加了许多夸张的形容词。旧时对性的饥渴比现代更甚，无怪乎人们，尤其是那些修道者夸大了性的重要。
我们正处于疑惑的年代，很多旧标准被抛弃了，新标准却尚未建立，这引出很多问题。当众人的潜意识仍信奉旧标准的时候，问题的出现往往造成绝望、悔恨和愤世嫉俗。我认为遭遇这样的情况的人并不多，只是这些人往往是发声机会最多的人。我相信如果对我们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生活在小康水平的年轻人做抽样比较，会发现现在的人从爱中得到更多快乐，也更真诚地相信爱的价值。有些人之所以愤世嫉俗，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还被旧世界的理想支配，还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理性的伦理观规范现代人的行为。治愈的方式不是哀悼或怀念过去，而是勇敢地接受现代的前景，以及下定决心将所有早该舍弃的迷信彻底根除。
要简洁地阐述为什么人重视爱并不容易，但我愿意试试看。我们重视爱的第一原因，是爱本身就是幸福的源泉，这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却是其他原因的基础。
喔，爱，他们误解了你。
他们说甜蜜是苦涩，
但当果实是这样丰硕，
竟找不到更甜蜜的物事。
这数行诗的作者，并非在找寻无神论的解答，更不是在寻觅宇宙的关键，他只是自得其乐。爱不仅是快乐的源泉，它的消失也是痛苦的来源。爱之所以被歌咏，还因为它可以增进所有最好的欢乐，像是音乐、山里的日出以及满月下的海洋带来的快乐。一个从来没在心爱的女人陪伴下欣赏这些美好事物的男人，无法体会这些美好事物可以给他的最大价值。再者，爱可以打破自我的坚硬外壳，因为爱是生物的合作模式，是实现彼此的本能目标所必需的一种情感。
历史上的不同时代，产生过不同形式的独身主义哲学，有些非常神圣，有些却不然。斯多葛学派和早期的基督徒相信，人光靠自己的力量，不靠他人的协助，就有能力了解什么是人类生命能够完成的最大的善。有的学派认为生活的目的是权力，有的则认为是个人的欢乐。总之，所有这些都是独身主义哲学，只要他们认为善能由独立的个体实现，而不须经由社会上的一大群或是一小群人。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不仅在伦理上是错的，在人的天性上也是不对的。人仰赖合作，合作是自然赋予人的天性，尽管这种天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充分，但有了这种本能的装配，合作所需要的友好关系才得以产生。爱是导致合作的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情感形式，而那些曾经经历过爱的人，不管其程度为何，皆不会认为最高的善和他们所爱的人无关。这样说来，父母之爱更是强大，但父母之爱的极致是他们之间的爱的产物。我不想假装爱的最高形式是很普遍的，但我坚持我的论点，即只有在爱的最高形式中，爱才可以揭露其在他种情况下无法触及的价值，一种怀疑论者无法触及的价值，虽然怀疑论者可能还是把无法得到爱归咎于他们的怀疑主义。
真爱是永恒的火焰，
在心中持续地燃烧，
从不生病，从不死亡，从不冷却，
从不转向。
接下来我要谈谈克鲁齐先生对悲剧的看法。这部分我同意他的论点，他说易卜生的《群鬼》不如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就算更强大的表达能力，或是对文字更厉害的运用天才，都没有办法把易卜生变成莎士比亚。后者写作所使用的材料——他对人类尊严的概念，他对人类热情的重要感知，他对人类生命可以企及范围的见识——是易卜生没有的，因为它们不存在于易卜生所处的时代中。神、人和自然都在世纪之间因某些原因缩小了其幅度，并不是因为现代艺术的现实教条引领我们找出平庸的人，而是因为在发展可以合理化我们识见的现实艺术理论的过程中，人类生命的平庸被推到眼前。”
无疑，老式的王公贵族及其那类忧伤的悲剧，已经不适于我们的年代，而当我们用一样的方式来形容平凡人的哀伤，效果也不一样了。这不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期盼变坏了，恰恰相反，这只是因为我们不再认为某些人很伟大，享有悲剧性的权利，而其他人只能苦哈哈地劳动，供给那些少数的尊贵阶级。莎士比亚说：
当乞丐死去，彗星不会划过天际；
上天只为王子的死亡发出光芒。
在莎士比亚时代，这样的想法也许不是人人皆信，但至少反映了当时普遍的价值观，也是莎士比亚深信不疑的。因此诗人辛纳之死是喜剧的，恺撒、布鲁特斯和卡修斯的死是悲剧的。对我们来说，某个人的死亡已不可能再给我们天崩地裂的感觉，因为社会已变得民主，不管是在外在的形式上，还是内心深处的认定上。因此，现代的伟大悲剧不能只和某人相关，而必须与整个社群相关。
举例来说，恩斯特·托勒尔的著作《群众与人》，与以往最伟大时代的最好作品不相上下。它立场高贵，深刻真实，谈论英雄式的行为，并且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悲剧应该“通过怜悯和恐惧洗涤读者”。像这样的现代悲剧非常少，因为旧技巧和旧传统必须被废弃，但又不能仅用普通的今日教育去代替。要感受悲剧，人必须要了解他所处的世界，不仅仅是用心灵去感受，还要用生命和激情去感受。克鲁齐先生在他的书中几次谈到绝望，读者可被他英雄式地接受世界的苍凉感动，但是他之所以感到苍凉，是因为他和他的文学朋友还没学习到如何用旧情绪来回应新刺激。刺激是存在的，只是不存在于文学圈子。文学圈子和社会严重脱节，要想让悲剧取得严肃、深刻的情感，就必须让文学圈子里的人去接触社会。对于那些溺于情感，认为世界上没有值得做的事情的年轻人，我的忠告是，别尝试写作了，而是真正走入这个世界；做海盗、做婆罗洲的国王、做苏联的劳工；找件可以让基本生理需求用光你的能量的事情做。我并不建议每个人都这么做，而那些有着和克鲁齐先生相似疾病的人是可以这么做的。我相信，过了几年这样的日子，这些人必定再也无法抑制写作的欲望，而那时，写作对他来说就不再是一件空虚的事了。
我们必须分辨感觉和知性表述。你没有办法和感觉争辩，感觉会因为某件幸事或者生理状况而改变，但没有办法经由说服而改变。
欠缺某些想要的东西，是快乐的必要条件。
有些人之所以愤世嫉俗，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还被旧世界的理想支配，还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理性的伦理观规范现代人的行为。治愈的方式不是哀悼或怀念过去，而是勇敢地接受现代的前景，以及下定决心将所有早该舍弃的迷信彻底根除。
人仰赖合作，合作是自然赋予人的天性……爱是导致合作的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情感形式，而那些曾经经历过爱的人，不管其程度为何，皆不会认为最高的善和他们所爱的人无关。
要感受悲剧，人必须要了解他所处的世界，不仅仅是用心灵去感受，还要用生命和激情去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