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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推翻幕府，恢复王室的原因，大约可以下列几件事概括一切。是不是武断，大家且去研究日本维新的历史，便可以明白了。
（一）德川幕府本身的腐败。
（二）幕府和各藩的财政难、幕藩武士的生活难。
（三）外国势力压迫渐烈，于是引起国民“攘夷倒幕”的感情。
（四）有力的雄藩，如长萨等，向来不满于幕府，久存待时而动的念头，又兼地理上和海外及京都的交通接近，所以成了“尊王攘夷”的重心。
（五）德川执政以后，古学派的神权王权思想普及和汉学发达的影响。
以上所述的五个原因，如果一一叙述起来，决非这一篇小论文所能尽，总之当时日本幕府和各藩的情形，已经是到了穷极必变的时代。即使没有外来的种种原因，幕府的权力和各藩的地位，已经要动摇起来了。恰好这时欧美的势力，很猛烈地压迫了来，青年的武士们，只要看见外国人跋扈，幕府退让，恨得了不得，就标榜一个“尊王攘夷”的旗号去反对幕府。我们试看几十年欧美人记日本当时情形的书，就可以晓得当时倒幕原动力的浪人，差不多很像是义和团一流人物。在这个时代，各国强迫日本通商的行动，也一天比一天激烈。“黑船”的威力，决不是日本人的力量所能抗拒的。而且和兰的兵学输入日本很久，日本人已经晓得外国是有学问、有力量的。一面尽管说“攘夷”，事实上那里攘得来，于是在积极图强的必要上，当然更一面欢迎欧洲的学问。当时所谓“英学”“佛学”，英吉利、法兰西的学问的价值，渐渐的为一般人所认识。所以幕府一倒，“尊王攘夷”四个字的目标，就变成了“开国进取”。攘夷和开国，是两个矛盾的倾向，而这两个矛盾的倾向，都是造成日本今日绝盛的基础。如果没有义和团的精神，决不能造成独立的文化，这是我们所应当要晓得的。
倒幕府的事业是甚么人做的？就是那受神权思想感化的武士。京都来的几个公卿，本来就不过是装门面的。甚么三条实美、岩仓具视，不过是一般武士穿的号衣。这些武士们，平时脑筋里面，装满了英雄思想。幻想中的模范人格，不过日本战国时代的所谓七雄八将。甚么丰臣秀吉的雄图，加藤清正的战功，塞满一头。在这一种思想下面来标榜起“开国进取”，这开国进取的意思，也就不问可知了。从前丰臣秀吉征朝鲜，他的目的，从答朝鲜国王书里面，可以看得出许多。我且把赖山阳《日本外史》所记的抄出来。
日本丰臣秀吉，谨答朝鲜国王足下。吾邦诸道，久处分离，废乱纲纪，格阻帝命。秀吉为之愤激，披坚执锐，西讨东伐，以数年之间，而定六十余国。秀吉鄙人也，然当其在胎，母梦日入怀，占者曰，“日光所临，莫不透澈，壮岁必耀武八表”。是故战必胜、攻必取。今海内既治，民富财足，帝京之盛，前古无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满百岁，安能郁郁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诸藩，后至者皆在所不释。贵国先修使币，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会军营，以为我前导。
由这一篇拟史汉体的文章里面，我们不单可以看出秀吉的怀抱，也可以看出那时一般人的思想。我们可以断言，这一种气魄，这一种怀抱，是武家时代以前的人所决不会有的。而且当丰臣秀吉以前，日本国内统一之基未立，民族独立思想未成，中国的失败未著，都不会刺激出这种“问鼎之意”来。无论一种甚么思想，似乎是先时代而生，实则也都是后时代而起。精神物质，是一物的两面，过去未来，是一时的两端。时代的生活要求产生思想，思想又促进新时代的要求，如是推移，乃成历史。然而就我们中国民族想来，以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这样古的文化，不能吸收近邻的小民族，反使四围的小民族，个个都生出“是可取而代也”的观念，这是何等的可耻呵！
在日本维新前的“攘夷”思想，是外力的压迫逼出来的，前面已经说过了，外力的压迫，大体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北方俄国的政治压迫，一是南方欧美各国商船的来航，这两件事所引起来的对抗思想、内容和方面，都有不同。由对抗俄国而起的攘夷思想是激越的、武力的，由对抗欧美诸国之航船而起的思想是打算的、经济的。这两个不同的事实所引起的不同的倾向，其后在开国进取思想上的影响，也是不同。直至明治时代，支配日本国防政策、外交政策的北进、南进两个潮流，也都和这两个倾向成很密切的连带，是我们所不能不注意的。
那时候的攘夷论，是些甚么内容呢？我们也可以举几条文献来看看。
（一）肥后国细川山城守的上书中一节说：
本朝自有大法，交易云者，不外通信，此外则一切皆当谢绝。
（二）佐贺藩主锅岛肥前守的上书中有一节说：
幕府之职，世号征夷大将军，此征夷二字，实为万世不易的眼目，当今太平日久，士气偷惰，正宜乘时奋发，耀威国外，乃足以挽回末运，奠定国基。
（三）川越藩主松平太和守的上书中有一节说：
凡诸外夷，对于皇国有敢为不敬者，允宜施以皇国武力，悉加诛罚，以光国威。
只此区区数节，也就可以揣测当时人的思想和知识了。在这样一种空气下面，最有力的刺激文字，就是宋明亡国的历史，蒙古满洲蹂躏中国的事实。一般有志气的人，时时把这一种事实，来鼓舞全国国民团结抵抗的士气。而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战争两件大事，更把日本全国的武士的热血，沸腾起来。一面以亡国的危险，警告国民，一面也学习不少的国际情形。所以中国在十九世纪初中叶所受外国的压迫，也是日本维新的大兴奋剂，梁川星岩《咏鸦片战史》云：
赤县神州殆一空，可怜无个半英雄。台湾流鬼无人岛，切恐余波及大东。
山内容堂《咏英法联军陷北京诗》云：
谁教丑虏入燕城，八百八街膻气腥。开帙独诵淡庵集，失声欲骂小朝庭。
这两首咏中国的诗，不用说是处处都对着日本当时的国情说话，想要激动全国士气的。幕府外受逼于外国的威力，内受逼于志士的责备，其非倒不可，实在已成了必然的事实。所以攘夷和倒幕，成了一桩事情，正和中国排满和排外，成为一个时代倾向，是完全一样的。
大家以为明治初年的征韩论，是萨藩西乡一派鼓吹出来的，其实不然。长藩里面的人，主张征韩，并不在萨藩之后。木户孝允、大木乔任，并且是最初顶热心主张征韩的人。大木乔任有一篇文章《论日本国是》，说“世界各国，惟有俄国，是顶可怕的，是顶能够妨害日本大陆发展的。日本如果要在大陆发展，应该要和俄国同盟，中国的领土，就可以由日俄两国平分”。这个意见，木户孝允极力赞成，以为是日本建国唯一的良策。他这主张，还在西乡隆盛之前。不过是后来大家虽是理想一样，政策上打算就不同。主张征韩的以为“国里面的封建制度废了，不赶快向外面发展，那些没了米吃的武士们，怕要闹乱子”。反对的人说，“日本国里面的政治，还没有改良，力量还没有充足，赶快要整理内政”。相差的地方，不过如此，并不是根本上有什么两样。
在这个时代，还有一般受了欧洲民权思想感化的人，晓得世界潮流，不是继续日本的法律政治，可以图国家发展。所以民权思想就同“开国进取”的思想，同时并进。力量最大的，就是英法的思想。据明治四年统计看来，东京一个地方，教授英法文字的学塾，已经十有一所。合了兰学通算起来，有十九所。就学的学生，有二千多名，可见明治初年时代外国文化输入的势力了。
我们将日本从封建时代变成统一时代历史看来，有甚么感想呢？单简讲来，就是日本的改革，并不是由大多数农民或者工商业者的思想行动而起，完全是武士一个阶级发动出来的事业。开国进取的思想固不用说，就是“民权”主义，也是由武士这一个阶级里面鼓吹出来的，还有一个最要点，就是“世界的人类同胞思想”，在前期和后期，都是由外来思想的感化而起。前期的“世界的人类同胞思想”，是由中国儒家思想给与一种政治和道德的世界大同理论。由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给与以世界大同的信仰。然而这一个观念，在武家时代，渐渐被日本民族优越的统治思想，压伏了下去。连奉中国文化为正宗，认中国为中国的意义，都被“中朝事实”那一种日本正统的神权历史学说压伏了。王道的政治理论，在乱时胜不过霸道的武力，也是必然的现象。这日本式的自尊思想，到得幕末时代，被欧美侵来的势力，又压迫出一个新体态来。民权思想和欧化主义，就是维新后的特产。这一种新的民权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可以说是日本后期的“世界人类同胞观念”。一个闭关的岛国，他的思想的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绝不容易创造世界的特殊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我们观察日本的历史，应该不要遗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