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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代的政权、兵权、土地所有权，是藩主和武士阶级专有的。学问也是武士阶级专有的。教育的机关，除了藩学而外，私立的学塾，也是为武士而设。商人、工人、农夫，不但是在社会阶级上被武士压服，连智识上也是被武士阶级压服了的。日本从前叫商人作“町人”，因为他们是住在街坊上的。叫农夫作“百姓”，这大约是把中国的熟语用错了。这两种人的品性很可研究。农夫完全是靠务农生活，虽是一生一世，没有智识，没有学问，又没有社会上的荣誉地位，但是一生和自然做朋友，所以性格是很纯朴的。兼之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是重农主义，藩主武士们的脑筋里，受着中国民以农为本的感化，至少对于百姓们的人格，不会有很大的轻侮，所以还过得去。惟有商人，在社会阶级上，既然处于被治的阶级，住的地方，又和治者阶级接近，所营的生业，又要依赖治者阶级。只在一种极鄙陋暧昧的空气里面，作世袭的守财虏，性格上自然发生出很龌龊的卑鄙习惯来。人格上毫无地位的商人，当然不会有高尚的德性，因为高尚的德性，不但不能够帮助他的生活，反而可以妨害他的生活的。有名的实业家涩泽荣一，他有一篇论封建时代商人性格的文章，讲得很清楚，看他这一段话，就可以明白六十年前的商人气质了。
从前国家的租税，为主的就是米。也有征收蜡、沙糖、蓝、盐各种货物的。幕府及各藩邦，把自己所征收的货物，用他们的官船，装到江户——就是现在的东京——大阪去，用投标的方法，卖给大商人，大商人再卖给门庄的小店家。此外虽然也有直接向农家收卖米粮等类来贩卖的商人，不过大宗买卖，却是由官府出来的。所以那个时代的商人，不过是一种小卖店。这大一点的商人，所谓“藏宿”（是代官府卖货兼做货栈的商人）、“御用达”（是专替官府做买卖的大掮客）都是历代相传的大家。主人只要在屋子里面招呼一点年节计算，就可以了，其余生意的事，都是交给经理的人。到各藩府里出入，年节非送礼不可，对那些官吏，非请他们吃酒嫖妓不可，只要这种事做得周到，生意就大可以发达了。
这个时代，商人和官吏的社会阶级，相差得很远，绝对是不能够同席谈话的。极端的讲，简直就是没有把商人当人。江户那样的大都会，比较好一点，小藩地方，尤其利害。小小一个代官出门，商人农夫都要跪在地下。商人见了武士，无论甚么事，都是绝对不能够辩论是非曲直。如果武士们出了一个难题，实在不能应承，也不过只敢说，“贵意是一点不错的，请许我详详细细的想过之后，再来回明就是”。总而言之，当时商人对武士，实在卑污到极点的了。
商人既处于卑贱的地位，当然养成了一种卑劣的性格。从前那些武士们，对于商人，是很鄙屑的，他们所读的中国书，也都是充满了贱商主义的文字，以为这是下贱人天生成了习性，叫这种性质作“町人根性”。骂人的时候，也就把这一句话用作顶恶劣卑贱的意义，一直到现在，上流社会里面的人，平常还拿这句话来骂人。就这一点看来，就可以晓得日本的封建的制度，一面是养成一部分食禄报恩主义的武士，一面也造成下贱卑劣的商人。武士的性格，是轻死生，重然诺。商人的性格，是轻信义，重金钱。一面是回教式的神秘道德，一面是犹太式的现金主义。所以承继武士道气质的武人，虽然专制，却是许多年来的历史，把他造就得意志坚强，自尊心丰富；能够不怕强权，同时也就不欺弱小；在战阵上能够奋勇杀敌，而在自己失败的时候，也就能够为惜名而自杀。我们要晓得欧洲尊重女子的风俗，是出于骑士怜爱女子，就可以推想所谓武士道的特质了。我常常想，何以欧洲人对于美洲土人，那样惨酷，竟忍心动辄坑杀数十万的土人，原来这种行径，绝不是出于纯粹的战士，而是出于拿了刀的商人和流犯。日本封建时代的所谓“町人根性”，一方面是阴柔，而一方面是残酷，以政治上的弱者而争生活上的优胜，当然会产生这样的性格。现在日本的实业家里面除了明治时代受过新教育的人而外，那些八十岁级的老人里面，我们试把一个武士出身的涩泽和町人出身的大仓比较研究起来，一个是诚信的君子，一个是狡猾的市侩；一个高尚，一个卑陋；一个讲修养，一个讲势利，这两种极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武士、町人的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