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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华民族之得以继续生存，非仅赖粗线条的神经之忍耐力，实在他们所以能生存以迄今日，却有赖于吸收蒙古民族之成效。此乃一种系统发育的生理移植所发生之作用，你可以观察每一次新血统的输入，必继之以文化上奇葩之开放。观乎中国人民一般的体力情况，很容易发觉他们并未能全然逃免衰老的文化生命之定数，因而发生一种特征，遇有较为新兴而好战之民族向之进攻，辄无法自图挽救。中华民族的生命，好像是在迂缓而安静地向前蠕动着，这是一种沉着坚定的生活的范型，不是冒险进取的生活的范型；其精神与道德习惯亦相称而具和平与消极之特征。这就是历史上常间歇地被北方民族所征服的根源。政治上，这个民族曾经数度被此等侵略者所灭亡。问题至此转至“怎样在此政治上被压迫的环境下，保持其原来之民族”。不是她如何挡拦侵略之军事煞星，有如都尔战争（Battle of Tours）中基督教国联合抗拒回教军之所为；而是她如何在侵略魔手下维护其生存，而且，事实上反吸收了侵略民族的新血胤，转以自荣，而能不丧失其民族特性并保持固有文化之存续。是以中华民族的生命，好似用一种特殊的范型鼓铸出来的，故其祖先的奋斗力的丧失，不致即陷于种族本质与抵抗力之丧失，此种种族本质的抵抗力存在之关键，即为中华民族继续生存之关键。
新血统之混入，很可以说明中国人民今日所具种族自存力之程度如何。历史上，新血统的混入，往往巧遇于相间有定率的周期，大约每间隔八百年，为一个转变的周期，好像是中华民族革新所需的规定时期，而促起此种定期的大改革的，乃为内部道德机构之腐化，而非外来之侵略。《中国科学美术》杂志曾载有D.J.S.Lee的一篇论文，标题为《中国战祸之周期循环》，内容系将中国历代之战乱，做一统计的研究，证明此等一治一乱的循环期，其前后距离大致有一种准确的定率，而非出于偶然。骤思之，如非人事演变中所可能的现象，而李博士则条分缕析，凿凿有据，不可不加以注意。
照李博士说来，中国历史简直很容易每八百年分做一段落，为一个周期。每一个周期的开始，当为一祚命短促而军威强盛的皇系，结束连绵不息的内战而统一中国，此后继之以四五百年之治平时代，过此时期，则朝代又将一易，而起伏不断之内战又起，马上使京都自北南迁，然后形成南北对峙之局，险恶之形势日甚一日，最后跌入异族统治的深渊而结束此一周期。历此乃周而复始，重演过去循环，中国复重新统一而光复本族之统治权，此时期必开放文化上新的光彩。
每一个循环，其史迹之演进，在它的时间上与前后的因果上，表现出一种不可理解的机械式的合同性，故上一循环与下一循环，其形貌如出一辙。像李博士所说：每一循环的相当时期，大约适当文化发扬期之初期，总有一次伟大工程之兴筑，然每度必遭不幸之毁灭。第一周期中，有秦始皇的雄伟的万里长城，以及华丽的阿房宫，曾几何时，阿房宫便毁于火，延烧绵赓三月之久；第二周期，则隋代有运河之开凿，隋炀帝也建筑过瑰伟的离宫，穷奢而极侈；第三周期，则有长城之改筑，此改筑之形式，即遗留至今之面目。当明代永乐皇帝之际，曾开凿几条新的运河，并兴建水闸，著名的《永乐大典》亦为这个时期的一大功业。
此等循环期包括：（一）从秦代到六朝鞑靼民族之入侵（前221—588年），凡八百三十余年；（二）从隋朝至蒙古族入侵（589—1367年），凡七百八十年；（三）目前之一周期，自明初以迄今日，这一个周期还未届结束的期限，但由过去六百年之史迹观之，其演进仍恪遵前期之轨迹，明清两代之五百年太平，好像已完成了它的任务，一八五〇年之太平军革命，掀起了第一阵内战的大波，吾人现正处于荒乱与战祸交进的上升阶段上，此交进之进展，务求所以相称于历史遗传之法式，一九二七年之迁都南京，便可见之。
故吾人直可未卜先知此后两百年之局势：南北之分裂，北部中国之被异族所征服。真将一一重演乎？
李博士又说，前乎第一周期之周代，其史迹演进亦复相同。周代为中国文化第一次放光彩的时期，周室始祖践祚于公元前一一二二年，凡历九百年而灭亡。第一个半期四百五十年，那时中国内部比较平静而强盛，及至公元前七七〇年，已受西北异民族之压迫，京都不得不东迁洛邑，从那时起，战争不息，列国诸侯之并吞攘夺，纠纷日甚，中央政府渐失其统驭封建君主之权力。自公元前七二二年至前四八一年，为孔子编年史《春秋》一书之断代纪年，此时期因谓之春秋时代。自公元前四〇二年至前二二一年则谓之战国时代，彼时楚国逐渐膨大，控占疆土几包括中国南部开化居民区之全部。此周期至秦民族崛起，始皇帝并吞诸侯而统一中国，乃告结束。秦民族乃混合有未开化民族之血胤及外国风俗习惯之新兴民族。
此种事实，宜以人种学的、经济的并气候的原因来解释，而人口过剩，要为一主要原因。然在其自然法则下，可以维持四五百年之治平。世界任何各国，能保持和平及其文化连绵四五百年之久者，历史上殆缺乏先例。中国何以能独处例外，殆无理由可以解答。但试将中国文学史作一观察，似可发现另一显明之解释。每当南北分裂，扰攘纷纭之际，道德机构之崩坏，常反映于诗歌及其他文学作品，本章第一节所举之几首小诗，可见一斑。第一周期北方民族入侵之时期，称为六朝，自东晋以迄隋室统一中国，此一时期中，华北完全被制于蛮族的战胜者统辖之下；第二周期的北族入侵，始自南宋而迄蒙古民族建立之元朝，这一时期的社会风尚之女子气，以及文学风格之卑下，适当于六朝时之生活，六朝以浮华绮靡之骈体文著称；而宋元之际，则发育一种优柔色情之词曲，此等诗文，其风格所以为卑下，并非失于字面之贫乏，而失于字面之过于繁缛；凡铺文陈词，其字义之轻重深浅，分别务求精细工巧，不复含孕淳朴之田野风味，却为扭扭袅袅，浓艳细腻之闺阁气。中国人在此等时期中的表现常有一种文学声韵上的新嗜好，一方面产生精细的文学艺术批评，并崇尚风雅的贵族生活习惯。
因为那些时期中，吾们常见绘画与书法之发达，贵族阶级起而传袭艺术之系统，中国文学批评至六朝时始第一次抬头，而中国第一大书法家王羲之，出身于贵族家庭，亦适当于这个时期。政治的萎弱失统，往往与艺术之纤巧并存，而此时期之南朝各君主，在政治上无力自保其皇位之安全，却能写得一手好诗。帝皇诗人如梁武帝、南唐李后主，皆为短祚之君皇，而是情诗的圣手；南宋徽宗，则为出色的画家。
不过种族对抗的细菌，却也在这种时候下种，因为北朝之雄主，只在朝廷的权力上把握住胜利者的地位，其下层基体仍为汉族。雄武的北魏统治阶级，属于鲜卑族，不但接受汉族文化，且公开相互通婚；南宋时代之金（满族）情形亦复相同，其机体内容，大部仍为汉人。如此史迹之演化，实为一种发酵作用之进行。此等时代又为文化上接受异族影响的时代，第一周期末之佛教及印度雕刻之传入，第二周期末之蒙古戏曲及音乐之传入，均为历史上不可忽视之例证。至于人种混合的最清楚的实效，可发现于今日北方人语言与体格上之特性。他们那含有粗涩的变音的言语，高巍的体格，有趣而质朴的性情，都为其特征。异族血胤的混合与文化之交织，即为中华民族所以长存之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