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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来自生物学、心理学和医学等领域的当代科学家通常会认为，心智纯粹是大脑中的神经元活动的产物。这个一再被提及的观点并不新奇，它已经存在了几百乃至上千年。学术圈里的人一再强调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想表明这么一种态度：“心智就是大脑活动。”
看到这么多受人尊敬且富有思想的学者认可这个观点，并且他们不遗余力地为其背书，你也许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它就是简单且透彻的真理。倘若事实真如此，那么我的那句“你好”留给你的那种内在的、主观的心智体验，就只是大脑中的神经元放电现象了。没有人知道从神经元放电到主观上“知道”的体验之间发生了什么，但上述观点中似乎有个假设，那就是有一天我们将能够计算出物质是如何变成心智的，只是我们此刻还做不到罢了。
就像我在临床和科研训练中学到的那样，科学界和医学界非常关注大脑的核心作用，正是它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感受和记忆中的经验，我们通常把这里的思维、感受和记忆视为心智的内容或其活动。许多科学家把觉察的状态和对意识本身的体验看作神经活动的副产品。因此，如果“心智＝大脑活动”这个公式确实是关于心智起源的简单且透彻的真理，那么对心智的神经基础的研究，以及对感受、思维和我们所谓的“意识相关神经区”（NCC）
的脑机制研究虽然可能漫长而艰辛，但确实是一条正途。
许多人把身为医生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视为现代心理学之父。他在1890年出版的《心理学原理》中这样说道：“大脑是心理运作的一个直接身体条件，这个事实现在确实已经得到了非常普遍的认可，我不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对此加以阐明，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基本假定，然后继续往前走。这部书的所有剩余部分都将或多或少是对这一假定的正确性的证明。”詹姆斯显然认为大脑是理解心智的关键。
詹姆斯同时也指出，用内省法研究人的心理活动是“困难且不可靠”的。这种观点和研究者在量化主观心智体验时，也就是科学家为运用统计分析而必须进行一些操作时遇到的困难加在一起，导致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对神经活动和外在可观察行为的研究。
然而你脑袋里的那团组织，也就是大脑，真的是心智的唯一源泉吗？心智的源泉为什么不可能是你的整个身体呢？詹姆斯认为：“因而，躯体的经历，特别是大脑的经历，必然构成了心理活动的先决条件，它应当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詹姆斯和他那个时代的生理学家们都知道大脑寓于身体。为了强调这一点，我有时候会用到这样一个概念：“具身的大脑”（embodied brain）。我那十几岁的女儿认为这个说法很荒谬。为什么呢？她这样回应我：“爸爸，你难道见过没在身体里的脑子不成？”我女儿有一种独特的本事，就是她总能引发我另辟蹊径的思考。她当然是对的。如今我们经常忘记，位于头部的大脑不仅是神经系统的一部分，也是身体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詹姆斯说：“心理状态也会引起血管粗细的变化或者心跳的变化，还有更精细的过程，比如腺体和内脏的变化。如果我们将这些都考虑进去，再考虑到那些由于心理状态变化而产生的动作，那么提出这样一条一般法则就是安全的，即：心理变化的发生必定伴随着或紧跟着生理变化的出现。”
我们可以看到，詹姆斯明白心智并非局限于颅腔，而是发生在整个身体之中。不过他强调的是生理状态与心智相关联，或生理状态紧随心理状态出现，而生理状态并不引发或产生心理活动。在很久以前，人们就认定大脑是心理活动的源泉。在学术界，心理或者说心智一直都是大脑活动的同义词，即发生在脑袋里而非整个身体中的事件。有一个很有说服力且广为人知的例子，一本现代心理学教科书在其术语表中将心智定义为“大脑及其活动，包括思维、情绪和行为”。
这种“大脑中心论”至少有2 500年的历史了。神经科学家迈克尔·格拉齐亚诺（Michael Graziano）说：“人类将意识与大脑联系起来的科学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克拉底……他认识到心智由大脑产生，且在大脑死亡后随之渐次凋零。”格拉齐亚诺接着继续引用希波克拉底《论圣病》（ On the Sacred Disease ）中的观点：“‘人们应当明白，我们的喜悦、快乐、欢笑，以及我们的悲伤、痛苦、哀愁和泪水，一切皆归于脑，且仅归于脑。’……希波克拉底关于脑是心智源泉的观点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将脑看作心智源泉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精神疾病。例如，我们将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和其他严重的精神疾患，如孤独症，视为大脑器质性病变引起的内在功能失调，而非患者父母的行为引发的结果或患者人格中的缺陷，这是精神卫生领域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令我们能更有效地帮助这些患者及其家人。
将注意力转向大脑，可以让医生们转变固有的态度，不再羞辱或责备这些可怜的患者和他们的亲属。精神类药物的发明也令许多人从中受益，人们认为这些小分子能在大脑活动的水平上发挥作用。我之所以说“认为”，是因为研究表明，人们所持有的信念在某些情况下会发挥出同药物一样的作用，我们称其为“安慰剂效应”。由于安慰剂效应的存在，即使一些人实际上并未服药，他们也会在特定的情况下因为“认为”自己服用了药物而表现出外在行为及大脑功能的显著改善。当我们想起心智有时也能塑造大脑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即使个体之间的大脑存在差异，对心智进行训练也是可以改善大脑功能的。
这种“大脑中心论”还得到了来自特定区域脑损伤个体的研究证据的支持。几百年来，神经科学家们发现，大脑特定区域的特定损伤会导致某种心理活动，比如思维、情绪、记忆、语言和行为，发生特定的改变。在过去的100年间，把大脑与心智联系起来的观点令许多人从中受益，这甚至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关注大脑及其对心智的影响，这种做法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心智的理解和干预。
然而这些研究结果在逻辑上或科学上都不足以证明大脑是心智唯一的源泉。大脑与心智实际上可能并不等同。例如，大量关于心智训练对大脑功能和结构的研究表明，二者可能是相互关联并相互影响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只因为“大脑可以影响心智”，就认定“心智不能影响大脑”。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从“心智＝大脑活动”的立场上后退一步，敞开我们的心智，看看更宏观的图景。
尽管我们知道大脑对于了解心智来说的确至关重要，但为什么要把引起、导致或组成心智的东西局限于肩膀以上呢？哲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称这种普遍的“心智＝大脑活动”的观点为“局限于脑”（brainbound）的模型，即“单一大脑”或者“具脑”（enskulled）的论调。这种论调尽管常见，却忽略了一些构成我们心理活动的元素。我们的心理活动，比如情绪、思维和记忆，即使不是直接由整体的身体状态决定，至少也受到它的直接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心智是具身的，而非仅仅具脑的。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以及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都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心理活动。那么，同理，我们的关系也可能产生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即我们的关系不仅仅“影响”了我们的精神生活，而且是它的起源之一；我们的关系不仅仅“塑造”了我们的精神生活，还导致了它的出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既可以把心智看作具身的，也可以把它看作关系性的。
语言学家克里斯蒂娜·欧内林（Christina Erneling）在2005年提出过这样的观点：
学会有意义的表达，即获得某种语义性的沟通能力，并不只是将大脑活动设置为特定模式那么简单。这种学习还要求其他人将说话者讲出的内容识别为一个语言沟通的片段。如果我口头向你许诺了一些事情，那么我的大脑处在什么状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他人明白我做出了许诺。上述过程不仅需要你我的行为和大脑活动，而且需要一个由意义和规则构成的社会网络。仅仅通过大脑活动来解释人类的心理现象，就像用关于轨迹的物理学原理解释网球这种竞技运动一样……除了用个人行为表现、大脑结构或运算架构等方式分析心理能力，我们还必须将令这些能力成为可能的社会网络纳入考虑。
因此，我们最起码应该意识到，脑袋、身体和我们的社会关系也许不仅是影响心智的情境要素，它们可能也是决定了心智是什么的要素。换句话说，无论心智是什么，它都有可能起源于我们的整个身体和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而非仅仅局限于我们颅腔里的大脑。难道“心智不仅仅限于大脑活动”的观点在科学上就不可能站得住脚吗？我们就不能把大脑纳入一个更大的体系里，将其看作一个包含整个身体和我们的关系并促使心智产生的系统的一部分吗？这会不会是一种比“将心智局限于大脑活动”更完善、更详尽的观点呢？
尽管心智确实与大脑活动存在重要关联，精神生活却不仅限于，也不能被单一归因于我们颅腔里的那一团物质。是否有这种可能，即心智不仅仅限于大脑中简单的神经元放电？如果这种更宏大的图景确实成立，那么心智中不能被神经元放电解释的、“不仅仅限于此”的部分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