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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年五月十三日，我出生在朗格多克地区的一座城市里。和法国南方的所有城市一样，那里阳光充足，尘土也不少，还有一座加尔默罗会修道院和两三处古罗马建筑物。
我父亲埃塞特先生当时做头巾生意，在城门口有一家大工厂，工厂的一角还有一栋住所，这座可爱的住所坐落在悬铃木的浓荫之中，与作坊车间隔着一座大花园。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也是在那里度过了我生命中唯一美好的幼年时光，因此，花园、工厂和悬铃木在我那充满感激的记忆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当父母破产，我不得不和这些东西告别时，我真是依依不舍，仿佛它们是人。
我首先必须说，我的出世没有给埃塞特商号带来好运。厨娘老阿努后来常常对我讲，当时我父亲正出差在外，他同时得知两个消息：我的出生和一位马赛客户卷走了四万多法郎后销声匿迹。埃塞特先生既高兴又沮丧，不知该为马赛客户的逃跑而哭泣呢还是为小达尼埃尔的光临而高兴……应该哭泣，亲爱的埃塞特先生，应该双倍地哭泣。
的确如此：我是父母的灾星。从我出生时起，难以想象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最初是马赛客户，接着是一年里发生了两次火灾，然后是织机女工闹罢工，然后是和巴蒂斯特舅舅的不和，然后是与颜料商那场劳民伤财的官司，然后，最后是一八……年的革命，它给了我们致命的一击。
从此刻起，工厂陷入困境，车间里的人逐渐稀少，每个星期都有一台织机停转，每个月都减少一张印花台面。眼看着生命慢慢地、日复一日逐渐地离开我们的工厂，仿佛离开病人的身体一样，这真叫人难过。有一天，人们不再去三楼的大厅了。另一天，院子尽头的门被封闭了。这种情景持续了两年，在两年中工厂奄奄一息。终于有一天，工人们不来了，车间的钟不敲了，井上的转盘不再吱嘎作响，用来漂洗织物的大池子里的水纹丝不动，不久以后，整个厂子里只剩下埃塞特先生和太太、老阿努、哥哥雅克和我，还有稍远处看管车间的门房科隆布和他的儿子小红崽。
完了，我们破产了。
那时我六七岁，体弱多病，因此父母不想送我去上学。母亲只教我读和写，以及几个西班牙字和两三首吉他曲子，由于弹吉他，我在家里被视为小神童。这种教育体制使我从不跨出家门，因此我目睹了埃塞特商号濒死时的种种细节。我承认自己对那幅景象无动于衷，甚至觉得破产倒闭也有令人十分愉快的一面，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在整个工厂里蹦蹦跳跳，而从前有工人上班时，只有星期天我才能这样做。我很认真地对红崽说：“工厂现在属于我了，它是给我玩的。”而小红崽也信以为真。这个小傻瓜，我说什么他都信。
然而，在家里，并非所有人都如此轻松地对待这次溃败。埃塞特先生突然变得很可怕；他性格外向，容易激动、暴躁和夸张，动不动就大吼大叫和摔东西，但人品极好，只是喜欢动手，言语粗鲁，非得使周围的人胆战心惊不可。厄运没有使他灰心丧气，反而使他脾气更大。从早到晚，他始终怒气冲天，这团怒火不知向谁发泄，于是便针对一切，太阳、干燥的风、雅克、老阿努、革命，呵！特别是革命！……听父亲的口气，给我们带来麻烦的这场一八……年的革命就是专门针对我们的。革命党在埃塞特家里当然不会被奉若神明。天知道我们当时是怎样议论这些先生的……他们是父亲的眼中钉。即使在今天，每当埃塞特老爸爸（愿上帝别夺走他）感到痛风病发作，艰难地在长椅上躺下时，我们还听见他皱着眉头说：“呵！这些革命党！……”
在我谈到的那个时期，埃塞特先生还没有得痛风病，破产的痛苦使他变得可怕，谁也不敢靠近他。每两个星期就得给他放两次血。他周围的人都噤若寒蝉。饭桌上，我们要面包时也压低声音。我们甚至不敢在他面前哭泣，所以，他一走开，整个屋子便是一片呜咽声；母亲、老阿努、哥哥雅克，还有来探望我们的另一个当神父的大哥，所有的人都呜咽起来。母亲是因为看到埃塞特先生不幸而哭，这可以理解；神父和老阿努是因为见到埃塞特太太哭而哭；至于雅克哩，他比我只大两岁，年纪太小还不理解我们的不幸，他哭是出于需要，为了取乐。
哥哥雅克可是一个古怪的孩子！他真有流泪的天赋！从我记事时起，他总是两眼发红、泪流满面的。傍晚、清晨、白天、黑夜，在教室、在家中、散步时，他总在哭，无处不在哭。人们问他：“你怎么了？”他一面抽噎一面回答：“没事。”而奇怪的是他的确没有事。他哭泣就像我们擤鼻涕一样，只不过更频繁而已。有时埃塞特先生很恼火，对我母亲说：“这孩子真可笑，你瞧瞧他！……真是一条河。”埃塞特太太温柔地回答说：“有什么办法呢，朋友。等他长大就好了，我像他这么大时也是这样。”雅克一天天长大，甚至长得很大了，但这一点依然如故。这个古怪孩子无缘无故地泪如雨下的怪癖甚至越来越厉害，因此父母的伤心事对他来说倒是好运……他成天尽兴地哭，没有人来问他：“你怎么了？”
总之，对雅克和我来说，破产也有它可爱的一面。
我可是十分快乐。再没有人管我了。趁此机会，我整天和红崽去荒寂的车间里玩，我们的脚步声在那里回响，就像在教堂一样，我们还去小径上长满野草的、被废置的大院子里玩。看门人科隆布的儿子小红崽是个胖男孩，约十二三岁，体壮如牛，像狗一样忠心耿耿，像驴一样蠢头蠢脑，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一头浓密的红发，因此才得了红崽这个别名。不过，我要告诉你们，在我眼中，红崽并不是红崽。他一会儿是我忠实的星期五，一会儿是野人部落，一会儿是反叛的船员，总之我愿意他是什么他就是什么。那时我自己也不叫达尼埃尔·埃塞特了，而是那个身穿兽皮的怪人，我刚读过他的遇险记，我就是鲁滨孙主人。多么甜蜜的狂热！晚上吃过饭后，我重读《鲁滨孙漂流记》，熟记心中，白天我就扮演他，演得如醉如痴，周围的一切都被我纳入戏中。工厂不再是工厂，而是我的荒岛。呵！多么荒凉！水池成了大洋，花园充当原始森林。悬铃木上有一堆蝉，它们也是剧中人物，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
红崽也没想到他的角色如此重要。如果有人问他鲁滨孙是谁，他准会张口结舌。但我要说他演起来时全心投入，就模仿野人的吼叫声而言，没有谁能比得上他。他是从哪里学来的？我不知道。他从喉头深处发出野人的吼叫，一面摇晃着那一头浓浓的红发，最勇敢的人见了也会发抖。我本人，鲁滨孙，有时也心惊肉跳，不得不低声对他说：“别这么大吼，红崽，你吓着我了。”
红崽对模仿野人吼叫十分在行，不幸的是，他对街头顽童的粗话和渎神的话更是在行。我一面玩，一面也学会了他那些词，于是有一天，在饭桌上，我也不知道怎样从嘴里蹦出一句可怕的脏话来。一片愕然！“你是从哪里学来的？在哪里听见的？”这可是件大事，埃塞特先生立刻说要送我去管教所，当神父的大哥说首先得送我去忏悔，因为我已经到了懂事的年龄。于是他们领我去忏悔。这事可不简单！我必须从意识的各个角落里搜集出一大堆在那里待了七年的小孽种。多么繁重的工作！我有两夜没有睡觉，因为有一大筐见鬼的罪孽，我将小罪放在最上面，但也没用，其他的罪也能看见。我跪在小橡木橱里，将这一切告诉方济各会的改革派神父，感到自己会因恐惧和羞愧而死去……
结束了。我不再和红崽一起玩。我现在知道，圣保罗说过，神父也告诉过我，我知道魔鬼像狮子一样时时在我们身旁转悠，quaerens quem devoret
。呵！这个quaerens quem devoret给我留下多么深的印象！我也知道这个诡计多端的魔鬼随时改头换面来引诱我们，于是我认定它藏在红崽先生身上，好让我说亵渎天主的话。因此，我一回到工厂就告诉星期五此后他不要来了。不幸的星期五！这项专横的命令使他十分伤心，但他毫无怨言地听从了。有时我看见他站在门房门口，靠车间那个方向。他忧愁地站在那里，一发现我在看他，便傻傻地摇晃着红色头发，发出最可怕的吼声来打动我。但是他越吼叫，我便离他越远。我发觉他真像那头著名的狮子在寻找人。我对他喊道：“走开！我厌恶你。”
红崽这样吼叫了几天。后来有一天，他父亲被他在家中的吼声吵烦了，打发他去学手艺的地方吼叫，此后我再没有见到他。
我对鲁滨孙的热情丝毫未减。正巧在这个时候，舅父巴蒂斯特突然玩腻了他那只鹦鹉，将它给了我。它便替代了星期五。我将它放在一只漂亮的笼子里，放在我过冬小屋的深处，于是我比从前更是鲁滨孙，整天和这只有趣的飞禽单独相处，教它说：“鲁滨孙！可怜的鲁滨孙！”你们想得到吗？巴蒂斯特舅舅因为受不了鹦鹉的喋喋不休而将它送给了我，但到了我这里它却一直不声不响，就连“可怜的鲁滨孙”也不说，我没法让它说一个字。尽管如此，我依然很爱它，十分细心地照料它。
我和鹦鹉就这样生活在严峻的孤独中，直到一天早上发生了一件极不平常的事。那天我很早就走出小屋，全副武装地去我的岛上探险……突然间，我看见三四个人朝我这边走来，一面指指画画，一面大声说话。公正的天主呀！有人来到了我的岛上！我刚来得及躲到一丛夹竹桃后面，而且，不瞒你说，趴在地上……那几个人就从我旁边过去了，没有看见我……我好像听出看门人科隆布的声音，它使我稍稍放心，但这也不管用！等他们一走远，我便从躲藏处出来，远远地跟在后面，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事……
这些陌生人在我的岛上待了很久，仔仔细细地从这头看到那头。我见他们走进我的山洞，用手杖探探我的海洋有多深。他们时不时地站住，东张西望……我就怕他们发现了我的住所……老天爷，那我会怎么样！幸好没有出事，半小时后他们便走了，根本没有想到岛上有人住。他们一走，我便跑进一间小屋里闭门不出，一直在想这是些什么人，他们来做什么。
他们来做什么，唉！……很快我就知道了。
晚饭时，埃塞特先生郑重地宣布工厂已经卖出去了，一个月内我们全家去里昂，以后就住在那里。
晴天一声霹雳。天似乎塌下来了。工厂被卖出去了！……怎么！……那我的小岛、山洞和小屋呢！
唉！小岛、山洞、小屋，埃塞特先生把它们都卖出去了；我不得不离开这一切。老天爷！我流了多少眼泪！……
在一个月里，家里人给玻璃镜和餐具打包，我独自在亲爱的工厂里走来走去，满怀忧伤，你们会想我再没有心情来玩了……呵！不！……我去到每个角落里坐下来，瞧着四周的东西，和它们说话，就仿佛它们是人……我对悬铃木说：“再见了，亲爱的朋友们。”对水池说：“结束了，我们再也见不着了。”花园深处有一株石榴树，美丽的红色花朵在阳光下怒放。我哽咽着对石榴树说：“给我一朵花吧。”它给了我。我将花贴在胸前作为纪念。我很忧愁。
然而，在这种痛苦中，有两件事使我开心，首先是我想到能坐船了，其次是家里允许我把鹦鹉带走。我对自己说，鲁滨孙也是在有几分相似的情况下离开孤岛的……这给了我勇气。
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埃塞特先生一星期前就去了里昂，先将笨重的家具运去，因此我跟雅克、母亲和老阿努一起走。当神父的大哥不走，但将我们送到博凯尔驿车站，守门人科隆布也来送行。他推着一辆装满箱子的双轮车走在我们前面。神父大哥挽着埃塞特夫人的手臂走在他后面。
唉！可怜的神父，从此我再没有见到他！
走在他后面的是老阿努，一手提着一把蓝色的大伞，一手牵着雅克，雅克很高兴去里昂，但仍然在呜咽……最后，走在末尾的是达尼埃尔·埃塞特，他庄严地提着鹦鹉笼子，一步一回头地看着亲爱的工厂。
这行人渐渐走远，石榴树尽力伸出花园围墙，好再一次看看他们……达尼埃尔·埃塞特激动不已，偷偷地用指尖向所有的石榴抛去亲吻……
一八〇〇年九月三十日，我离开了我的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