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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而谈论梦的历史恐怕也一样，只是没有那么早地记录下来。庄周是最有名的例子，但是那样的谈论，则不免不够“接地”，止于一个哲学式的发问，立刻变成了玄学逻辑。弗洛伊德是伟大的谈论者，但有些谈论的方式在很多年中并不适用于中国。即便在鲁迅看来，他的有些看法也是有悖于中国人的伦理的。
鲁迅曾谈论过梦，借了弗洛伊德的方式，但他认为中国人须先解决食欲的问题，然后才能谈到性欲之类。当然，那是三十年代的艰难时世，鲁迅很难抱以纯粹学术的态度，因为有现实的不得已。
但鲁迅是针对某个具体事情的，那也是大时代的奇葩。在一份叫作《东方杂志》的刊物上，他看到了由某记者收集的一百多个梦，自然大喜过望。然而翻看之后，不免又失望。因为那记者将这些梦境悉数做了加工，变成了“载道的梦”，与“大家有饭吃”有关，与社会大同有关，再次，也与“渔樵于江渚”等诗意的设想有关。于是他提醒说，梦须不会是为了装点门面的。
“单是做梦不打紧，一说，一问，一分析，可就不妥当了。”鲁迅提点得是，这也是在下的担心。作为无意识的产物，人在梦中当然一般不会作假。有“假寐”而无假梦，这应该是知识人的共识。然弗洛伊德也还说了，有“伪君子式的梦”——他在《梦的解析》中专门谈到了这一点。如果让在下解释，这应该是“超我”在无意中也进入了梦境，并且试图给“本我”以某些影响。他举出的例子，是有人一直梦见自己在无报酬的情况下，一直在童年时的裁缝店里帮助干活。还有他自己，也经常在取得了成功的时候，还会做“失败的梦”，以作为一种自我的提醒和惩罚。
显然，“超我”在进入梦境的时候，依然无法完全掌控主人公的人格状况，故一方面它显示了善的愿望，另一方面又不免很假。
梦境世界给了我们太多启示，因为梦境无意间流露了人的自然天性，暴露了人的生命本相，这也是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分析的价值所在，以及意趣所在。解读梦境便是等于打开了人世的黑箱子，生命的黑匣子。
而且梦境与文学有关，这太有意思了。以至于弗洛伊德在解梦的时候，一方面是拿他所经历过的那些病例来演示，更重要的则是经常拿文学作品来说事。他的最经典的概念中，有很多都是通过分析文学作品提出的。
笔者之所以也来尝试“解梦”，确乎不是想哗众取宠，而是回应了“文学梦”这样的元命题。文学作为虚构之物，承载了人性的诸般秘密，它的装扮背后，定然有无法剔除的真实的精神活动作为根基。所以文学本身也是梦，是“春梦”的另一种形式。不然怎么会有《红楼梦》，有那么多诗歌中的梦，以及与之相似相关的各种幻形、幻想和幻象？
因此上，解梦其实还是解文学、解文本。只是我不愿板着面孔，端着架子来解读，希望能够找一个方式，换一种口味，能够解得有趣。而且不依照逻辑的推演，更不敢弄成学术著述的模样，而是一种发散式的、跳跃式的联想，不在乎观点是否辩证，而在于有所启示——甚至连启示也不要，而是单纯要求好玩、有趣。定位于这样一种格调，我感到了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有了一种多年未有的自我解放的体验。我感觉到了那种学术文体所无法传递，也无法包含的信息量，它们在那里，以混乱和无名的方式，发散着，窃窃私语着，互相感染和激活着，泛出了让我有意外欢喜的道道涟漪。
然而——既属解梦，就有不靠谱之处。坊间的类似说法，如同星座之说云云，多数是模棱两可，半带忽悠的。即便是弗洛伊德的那些分析，也未见得都能说服人，何况在下。所以请读者朋友万勿当真，只当是虚构的随笔文字，而绝无学术的野心。
感谢《收获》的程永新主编以及其他的编辑朋友们。永新先生至少已鼓励我四五年了，希望我能够写一点合适的文字给他看。拖了这么久，我终于鼓起了勇气把这些文字发给他，如果能够入其法眼，则是莫大的荣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