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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天，县上给俺田庄派来了路线教育宣传队。麦收后宣传队马队长兜里装了一沓厚厚的经验材料，凯旋了。
令人寒心的是，马队长前晌刚从田庄拔出脚，俺三队队长志良叔后晌就宣布他不当队长了。
我慌了。
我是副队长，年初选举的时候，大家选我，不过是看我干活不惜力气，办事可靠点儿，让我给志良叔跑跑腿儿。跟他锻炼锻炼。至于四时节令的农活安排，经营管理，全是仰仗他的，我还不入门哩！现时正当忙后三秋管理的紧火时光，他撂了挑子，我怎么办呢？
月色很好。我奔进大队党支部书记田志德家的院子。
香椿树下，田志德被一伙社员包围在中间，吵吵闹闹。
七队妇女郭菊艾，高喉咙大嗓门，喊说：“把俺的围墙挖倒，现时咋办哩？贼娃子要是把那一把粮食灌走，我一家子可怎么活？”
我听出意思了，郭菊艾家的庄基地在村子最西边，打土围墙时，往外放出去一尺。其实，那一尺空地外，就是队里水泥砌的自流渠，集体根本无法使这一尺之地发挥效益，郭菊艾打围墙时就把这一尺空地圈进了院子，干部和社员也没有人嘁喳过此事。马队长不知怎样把这事调查出来，亲自掮上镢头，用军队式的命令动员民兵，把郭菊艾家西边的围墙给挖倒了，为田庄大队争回了一尺之地……
田志德听着，皱着眉，苦楚着脸，说：“嫑急！大队开会，研究研究！”
二队的成林老汉赶紧抢上插话：“把没收俺的羊奶钱……”
这事我也知道。成林老汉的小孙子，一生下来就没奶吃，老汉买了一只好奶羊，一天能捋六七斤奶。孩子吃不完，家里四口人一个胃口，都喝不惯羊奶那股膻味儿，就用孙子喝剩的羊奶喂猪。恰好邻近小学校有个教员患胃疼病，想订奶……同样，马队长认为这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把钱没收了……
田志德眉头皱得更紧了，脸上的表情更苦楚，重复着同一句话：“嫑急！大队开会，研究研究。”
我看着那一堆纠缠不休的社员，心里可怜起田志德老汉了：马队长在田庄东戳一扁担，西砸一杠子，打下一锅浆子，现时他屁股一拍，回县领赏去了，把这一摊黏浆子，全部倒在老汉头上了。
老汉像是麻木了，任谁用高嗓门叫喊也好，用哀求的调调诉述也好，他一概不动声色，开口就是那两句话：“嫑急……”
我敢说，站在这儿的人，谁也没有我心里的事情关系重大。我拨开人，尽量缓和口气说：“支书，俺的队长撂套不干咧！”
老汉猛乍扬起头，吃惊地张着嘴：“啥？”
我又说了一遍。他把头沉重地低下去，一只手撑着下巴，一句不吭。
他没问我志良叔为啥半路撂套。他心里比我更清楚：祸根还在那位马队长身上。
“我早就担着这份心！”他自言自语，站起来对我说：“咱俩一搭寻志良去。”
进了志良家院子，一见面，志良就摇手：
“支书，你嫑找，也嫑说，啥也不顶！”
志德坐在砍柴的木墩上吸烟。他是个实心眼的好人，不发躁，也想不出什么动听的词儿来软化志良，闷了半晌，才说：“马队长在时，你为啥不撂套？他在，你撂，我叫他给三队安排队长！”
“我怕把麦子瞎到地里！”志良说，“现时，麦收了，秋种了，我该作揖退庙咧！”
“算咧！嫑给哥难场受咧！”志德劝说，“你数数咱大、小队儿几十名干部，打下台的不算，谁没受过揉搓？还能计较……”
“你嫑费唾沫儿咧！老哥！”志良烦躁地说，“我的秉性你知道，说不干就坚决不干！”
“不管马队长怎么揉搓你，咱的社员心里对你没个啥啥喀！”志德好容易找着了话头儿，更加耐心，“都替你……”
“咱不说多余话！”志良无情地打断志德老汉的话，生硬地说，“谁再当干部，算是先人在河滩埋着！”
志德老汉尴尬地苦笑着，再也说不出话。志良把话说死了。
无奈，老汉召开三队社员会，选队长。开了三场会，选了四个人，没一个人愿意上场，像是谁教给他们同一句道理：“志良这样的人都挨整，当不下去，谁还能干成？”
我看队长选不出来，自己又驾不起辕，干脆，也撂吧！没等得我开口，老支书难受地拍拍我的肩头，说：“没办法！你就挑起来干吧！”
我急忙推辞。
“叔明白，你不说叔也明白！可眼下有啥办法？”他说，“我给你找几个老农，当参谋……”
看看支书为难的神色，我不忍心再给他加忧愁，想撂挑子的话急忙说不出口。这样，我忐忑不安地当上了三队队长了。
紧张繁忙的三秋管理季节，玉米要锄草，谷子要薅苗，红薯要翻蔓儿，棉花要打掐，接着就要施肥。化肥供应少得可怜，我正发愁这二百多亩秋田，真会成了卫生田哩！天又旱得秋苗发蔫；社员们思想散里散伙，大概对我并不抱什么希望吧！我急得东跑西颠，眼也红了，声也哑了。听说夜晚浇地的人把水放到地里，任水乱流，自己在渠岸上睡觉，我忍不住发火了，说了不少难听话，仍不抵事。
老支书还没给我把参谋找妥，就到公社参加什么学习班去了。我自己找了几个老农商量，有的说这样办，有的说那么干，有的干脆什么也不说——怕我把三队搞烂了，他们要落话把儿。
“缠马，快到公社找志德去！趁早把事卸了！”妈妈说，“再干下去，怕……”
“哼呀！你当那个队长好当？那不是抢篮球！”爸爸教训我说，“一百几十号劳力，二百多亩庄稼，那是闹着耍的？你，本事不大胆子大！”
我吃着饭，听着妈妈担心的劝说、爸爸的训诫，心一横：吃罢饭，上公社，找支书，不干咧——确实干不了呀！
主意一定，我赶紧吃饭。不料，一抬头，富农分子田学厚站在当面。奇怪，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呢？
我问：“你有啥事？”
他答：“我来交思想改造汇报材料。”
噢，我记起了。按照马队长春天给队里严格立下的制度规定，“四类分子”每月逢十，三次向生产队长兼治安员汇报，月底给大队汇报，一季度末，向公社派出所汇报一次。今天逢十，我倒忘了。
我说：“你先拿着。我明天就不是队长咧！”
他说：“我得按时交。你今天还是！”
其实也无所谓，爱交你就交吧！
他从压着蓝布带子的口袋里，掏出折叠着的材料纸，放到我搁着饭碗、菜碟的石桌上，转过身，走了。
我哪有心思看他的什么思想改造汇报材料！他放在那儿，我冷漠地瞧了一眼，连动一指头的兴趣也没有。
一阵风从大门洞儿吹进院子，打着小小的旋儿，把那份材料从石桌上吹到地下，翻了几个过儿，散开了。
我捡起两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又照旧叠好，却发现地上还散落着二指宽的一绺纸条儿，也就顺手拾了起来。
无意间的一瞥，纸条上的字吸引住我的目光，像磁铁吸住铁屑一般，眼睛就再也移不开了。
天呀，你猜这纸条上写的啥哟：
“水肥是关键。抓紧浇地，晚上要派可靠的人去。快组织劳力拆旧墙，换火炕，动手慢就跟不上了。妇女锄秋，搞成定额。其他杂活能缓就缓，你亲自出马抓水抓肥。嫑慌！嫑乱！撑硬！不敢松劲！”
我抬起头，不由得瞧瞧大门口，那个微微有点驼的背影早已消失；低头看看手里的纸条，硬胳膊硬腿的字迹，切切实实还印在纸条上。
怎么理解眼前的事呢？听说他过去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四清”运动给他扣上富农分子帽子那时候，我刚刚脱下开裆裤。我所看见的，已经不是在人前讲话、办事的当权者，而是终年挑着一对大桶，给队里挑稀粪的“富农分子”。冬天和春天，担粪泼麦子，夏天泼玉米。他做着这样一项单独的劳动，很少和社员在一起干活。我对他说不上憎恨，也不甚喜欢，按乡村延续下来的班辈儿，我叫他七爷。他给我写纸条，肯定是看见我狼狈不堪的样子了吧？
我把那两页思想汇报材料扔到桌子上，把写着生产安排的纸条儿，夹在一本从来未用过的红皮日记本中，这是不能让人看见的。
我觉得心里有数了，倒产生了一种试火试火的勇气，忽然改变了主意，不去公社找老支书了。
我把妇女队长和记工员叫来，一块下到田间，逐块查看了苗情和草情，酌情定下了每一块地的工分标准。从后晌起，分组锄地，定额管理。妇女队长笑了：“缠马，这下你放心！嫂子五天给你完成任务！”
当天晚上，我指派了几个老实可靠的社员去浇地，果然，浇得又快又好。
拆旧墙换火炕的活路也拉开了。
十天以后，全部秋田锄过头遍，浇完头茬水，旱象解除了。在打麦场上，堆起了一座小山一般的大粪堆。
又过了半月，二百多亩秋田，全部施过肥，眼见着三队的秋苗由黄变黑，由细弱变粗壮。大队检查评比的时候，流动红旗居然评给三队了。支书田志德老是皱着的眉头舒展了，拍着我的脊背：“崽娃子！没看出，你还有两手哩！”
社员们的赞扬就更多了。三队的社员增强了信心，人心齐了！调皮捣蛋的，偷懒耍滑的，也自行检点了行为。我说话顶话了。
我却总想打听，了解七爷的过去。劳动休息时，我往那些年老的人跟前靠，渐渐地，我明白了：当我诞生到田庄的土地上的时候，田学厚带领田庄的贫雇农，早已把田阎王统治田庄的那一页灾难史翻过去了，崭新的一页正在他手中展开：为从田庄的街巷里彻底驱除饥饿和贫穷，他带头创办农业社，日夜奔忙，把自家田里的农活和屋里的家务耽搁了，真正是公而忘家！农会主任，农业社社长，人民公社田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时代不断变迁，社员和党员把适应时代的官名拥戴到他的头上。在他当权的十五六年里，田庄的土地，从田阎王的大块地分割成一绺一块，分配给一户一家耕种；又从一绺一块上拔除了界石，合并成更大的整块，全村集体耕种；防止河水泛滥的大堤修起来，从后沟的果园里，每年不断开出装满苹果、核桃的汽车，眼见得红瓦新屋一幢一幢盖起来……那是田庄历史上最红火的年月。四十岁左右的男女社员，怀念田庄历史上这一段欣欣向荣的日子，深深惋惜好当家人田学厚不在位了；憎恨“四清”工作组瞎了眼，把他们的好支书，硬给扣上富农帽子压死了……
那个微微有点驼的背影立在我的心中，那么实在，那么亲近，他算什么富农分子！他忍受着政治上的压力和人格上的屈辱，心里怎么想啊？每月逢十，给我交来思想改造汇报材料的时候，里面肯定夹裹着一绺或长或短的纸条儿，心里又想的是什么啊？
七月的最后一个逢十的日子到来了，我照例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吃着饭，不时瞧瞧敞开的大门，盼着那个微微背驼的身影的到来。
期待中，他果然进来了。
快六十岁的人了，步子多轻捷、利索！头上落了一层霜，面孔却红黑红黑！个子虽然不高，肩膀却又厚又宽，腰里终年四季扎一条蓝布带子，浑身恰如一块极富有弹性的钢锭。我瞧着他，忽然想，一旦他那微微驼着的前胸挺起，大约会把整个田庄都扛起来！
他走到我面前，还像往常每次来一样，不卑不亢，不恼不笑，说：“我来交思想改造……”
我听不下去，早已慌忙站起，礼让他坐下。
他把材料塞到我手里，和善而精明的眼睛里有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微笑掠过，随即转过身，走了。
我瞧着他的背影，踏着轻捷的脚步走过院子，消失在大门口。我呆呆地站着，捏着他交来的材料的手，不由得发抖了，绽开来，又有一张纸条！我心头一热，两眼怎么也看不清那纸条上面写着的字了……
一桩横祸却由此而生！
晚上，当我从村里归来，跨进我独身居住的小厦房的时候，无论多晚、多累，都要翻开那个红皮日记本。怪！一翻开它，瞧着那一绺一绺用各色纸头写着字的纸条，我的脑子就格外清醒。有时，因为生产上取得进展而兴奋，纸条教我冷静下来！有时，因一件棘手事而气恼烦躁，纸条又使我心地踏实！甚至因工作中的失误而横遭社员的指责、使人容易灰心的时候，纸条又把我鼓舞起来！纸条不仅是我的智囊，而且成了我思想情绪的“空气调节器”！
我翻开红皮日记本，习惯地瞧瞧亲爱的纸条，拧开水笔，记下我在纸条的指导下，所进行的实践活动中的得失。纸条攒贴了六七条，我的实践记录也有五十多则，一百多页了。我甚至想，明年再当队长的话，我的心里就有数码了。我一笔一笔记着，眼前总有一张奇妙的纸条在飞舞，又有一双和善可亲的眼睛在闪光，渐渐地，那纸条变成一只蝴蝶的翅膀，在青绿的田野上飞旋……
八月中旬，县上又分片组织秋田管理大检查，大评比。我们这一片区的检查团长，就是春上在田庄搞过路线教育的马队长。公社刘主任陪着检查，大队的田支书和各队队长，都参加了检查评比。
检查评比的结果，三队秋田的长势在这一片挂上了号。大家鼓励我的话暂不提起，马队长简直高兴得不得了。他一会儿拍我的肩膀，一会儿递给我一支恒大牌香烟，硬叫我抽。我有点难堪地想：春上，你没死活地批判志良队长的“唯生产力论”那阵儿，也捎带给我多少难听话！你那阵儿脸多难看，口气多歪！
评比总结时，马队长又夸奖我：
“田庄三队的秋田，大家都看见了吧？服不服？不服也不行！这是谁领着干的？不是长胡子，也不是刷刷胡子，是嘴上没毛的小伙儿！有的老先生，有一点生产经验，撞不得，一撞就拿势扣板，撂套示威！其实，你那一套经验，不过是修字号的货色！缠马同志干得好！证明春天在田庄进行的路线教育的深远意义……”
我听得出来，表扬我，是为了骂志良叔，又是为他自己在田庄胡整的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遮羞。我心里像塞了一把猪毛，过分的别有用心的赞扬，使我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无力正视任何人的眼睛，特别是田志德老汉那忧愁的眼光，只盼会议早点结束。
会议结束后，马队长吩咐秘书说：“把缠马同志的事迹好好整理一下，写成材料，一份送我，一份送报社，一份送县广播站。要造舆论，目前正需要这号材料……”
干部们走散以后，马队长居然亲热地提出：“走，咱到缠马家里去，好好谈谈，这个材料要快！”
我无法推辞，就领着马队长和秘书走了，其他随行人员，也跟着田支书休息吃饭去了。
在我的小厦房里一坐定，马队长就指示秘书和我谈，他靠在被卷上休息了。
秘书问我当队长的前前后后。我结结巴巴，说不顺畅。想想吧，马队长在当面，我怎么说呢？编又编不出来。最后就变成提问式的，我越发被动了。他又问我大批判搞了多少场，批判稿写了多少篇，怎么和守旧复辟派做斗争。我流着汗，终于鼓起勇气说：“那都是没来得及做的事……”
秘书为难地摊开手，瞧一眼马队长。
马队长耐心地笑笑：“不要太死板！灵活一点，譬如说批判，你在田间地头，给社员讲话，批评一些错误倾向，那便算数儿嘛！”
秘书得到启发，又问起我来。
我却忽然瞧见，马队长在我的枕头边抓起了那个红皮日记本！天哪，那个东西怎么敢让他看呢？
“马队长，那本本儿记得乱七八糟……”
“随便翻翻！”马队长兴味很高，“好多先进人物的思想，是从日记里发现的……”
想挽救也来不及了。
马队长翻着、看着，奇怪地问：“这纸条是谁写的？”
“村里……一个……老农。”我撒谎。
“这个老农不错呀！给年轻干部撑腰！”马队长兴趣更浓更高了，“材料里插上这一笔，教训教训那些老不识相的，硬占着位子不让给年轻人，看这个老农风格多高！”
我心里简直哭笑不得。
“这个老农是谁？”马队长问。
“一个……老汉……不出名的……”我搪塞。
“啥名字？”他直截问。
“七……七爷……”我慌了，仍不敢说出名字。
“哪个七爷？”
“就是那个七爷！田……”
“唔！田老七？田学厚？富农分子？”马队长忽地从炕上翻身坐起，眼瞪得鸡蛋大，一连串的问话之后，他沉默了，气得说不出话来，半晌，才沉吟着说：“怪道我觉得笔迹眼熟。春天，我在这儿的时候，叫他写过破坏活动的交代材料！想不到……”
他很快变了脸，进屋时眼里呈现的亲热的意思飞得精光，严肃地对我训话：“什么‘七爷’？富农分子！你怎么能把敌人叫爷？阶级觉悟跑到哪儿去咧？”
秘书套上钢笔，合上记录本，把椅子挪得离我远一些。
“难得的反面教材！”马队长说，“严重的问题啊！敌人钻进我们的心脏里来了，还不严重？！”他很快做出决断，立即打发秘书找公社刘主任和大队田志德老汉，又叫他们把七爷传来。他要亲自抓这个“新动向”。
刘主任和田志德一进门，看见马队长的脸上正在刮风走云，不知出了什么事。田志德老汉立时拧住眉头，预感不妙地站在一边，瞧瞧马队长，又瞧瞧我。我给支书惹下了祸，难受地低下头。
刘主任却不在乎，故意嘻嘻哈哈和马队长逗笑：“缠马，得是今晌午没给马主任嘴上抹油？我看人家嘴噘脸吊……哈呀！”
“哼！嫑胡嘻哈！”马队长严肃地警告，很得意的样子，“你们等着看吧！”
“报告！”门外有人喊。
这是七爷的声音。他站在门外（按照规定的条律，面见大小干部，必须先打报告），大概还不知道，我给他招来了怎样的祸事！可怜的老人……
“进来！”马队长威严地命令。
七爷跷上台阶，跨过门槛，站在门里。他谁也不盯，既不惊慌，也不谄媚。
“你最近干什么？”马队长开始审问。
“担稀粪。”七爷答，平静而又坦然。
“有什么破坏活动？”
七爷迟疑了一下，似乎在想：有没有必要回答这个可笑的问题。他轻轻说：“没有。”
“狡赖！”马队长拍了一巴掌桌子。
“你尽可以去调查。”七爷仍然平静而又坦然。
“我要你交代！”马队长说，“老实点！”
“……”七爷闭了嘴，不吭了。
马队长终于忍不住，把他手中的“赃证”——我的日记本——打开，啪的一声压在桌子上：“这是谁写的？”
七爷侧过头，溜一眼那些倒霉的纸条儿，扬起头，盯着马主任，说：“我写的。”
“交代你的动机！”
“我看缠马初上阵，手忙脚乱，给他提几条生产建议！”
“你是什么人，你也配提建议？”
这句话说得太欺人了！我的肝火不由得从心里往上蹿。看看七爷，他眉头间的皱纹轻轻颤动一下，腮帮上咬起两道硬梁，说：“我凭三队吃饭，社员也靠三队过日子，我怕三队烂包！我是什么人我清白，配不配提建议我倒忘咧……”
“胡说！你是狐狸给鸡拜年！”
“……”七爷又闭上嘴，不吭了。
马队长更得意了，挖苦说：“没见过，‘四类分子’倒关心起集体来了？纯粹是想笼络人心！”
七爷仍然沉默着，咬得腮帮上又暴出一道梁来。他大概永远也无法使马队长理解他的话，干脆不吭，任你说什么也不想分辩了。
“为了篡权，收买人心！”马队长再一次重复他的话，逼近七爷，对住脸问：“是不是？”
七爷微微扬起头，盯着马队长的眼睛，不紧不慢，说：“人心，那是笼络不来的，想笼络人心的人，结果一个好人的心也笼络不去；有的人不用笼络，人心打也打不散！咋说呢？全看自个儿的德行……”
“放毒！”马队长的脸由黄变红，又由红变黄，受不了了，喊了起来，“你不甘心下台，企图篡权、复辟！”
“篡什么权！篡缠马那个小队长的权？”七爷说，“太小哩！缠马那个权确实太小哩！要篡，就篡大权，起码像县长……”
“你……”马队长脸上像挨了一鞋底儿，攥紧拳头，简直要动手了。
这当儿，刘主任拿着我的那个日记本，和田支书头挨头在一块翻看。看着看着，他把本子轻轻合起，又放到桌子上，大约这才弄清了这场风波的根由。他站起来，面对盛怒的队长，虚叹着：“啊呀！想不到，实在想不到，一个富农分子，竟然会干这种事！”他转过身，又对七爷斥责说：“你怎么敢和马主任顶嘴？回去写检讨，认真交代你的动机。”
七爷转过身，出了门，跷下石阶。
刘主任给马队长圆场子：“马主任，你今天一来就发现了这事，觉悟比我们高！这事，交给我们处理吧，严肃处理！”
“要给我狠狠地批！”马主任也就此下台阶，“把情况向县委写出书面报告。”
“行呀！行呀！”刘主任点头。
田支书却哭丧着脸，为难地说：“这事，要是公布到群众当中，谁也不会批他！这算啥破坏活动嘛，是好事喀！”
“看看看！根子就扎在这儿！表现在敌人身上，根子扎在党内！”马队长说，“春天对你路线教育了一来回，你总不见提高！我看你这思想，确实跟不上趟儿……”
刘主任又呼呼啦啦说：“马副主任，嫑费你的宝贵时间咧！这些人的问题，都交给我！以后再出问题，你寻我！老田，别吭咧！”
马队长一生气，在我家的饭也不吃了，跟我连一句话都不屑再说。他大约就像老鼠钻进蜂箱，蜜没偷吃着，倒被蜇得鼻青脸肿……
刘主任和田支书去送马队长和秘书，我没动弹。他们出了门，我一下躺在炕上，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下来了。
怪道这几年人都说：好人挨铐，瞎熊坐轿。田七爷从土改革命革到“四清”运动，在田庄真正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临了却被扣上了一顶富农分子帽子！志良叔是七爷手下的一员虎将，合作化培养起来的扎实队长，“四清”运动打下台，多年来三队烂得一锅粥！前年众人硬把他举出来，三队的生产刚刚还了阳，今年春天又挨了整！志德叔“四清”时整了个半死，恓恓惶惶保留下来，如今也是运动一来就头疼……我呢？才当了半年队长，现在又出了“路线问题”……
我不想干了！借着公社刘主任和田支书都在当面，把话说明，正好。
听见街巷里一阵汽车响，估计马队长起身回衙了，果然，刘主任和田支书回我的厦房。
田支书这阵无所顾忌，诉起难场，摊着两手，牢骚满腔：“刘主任，你说，我这支书咋当？马队长春天来，把田庄捣弄得乱咕咚咚，社员整天围着我的屁股嗡嗡！把几个队的班子叫他戳得散里散伙，我好容易才拢到一堆，今天一来又戳了一杠子！你回去和公社党委商量一下，把我免了！我越干越不会干，也不敢干咧！”他委屈得要哭出来。
“好啊，不想干就撂！”刘主任揶揄说。他不给支书解释，也不批评，随随便便：“撂吧！都撂套吧！干革命原来还要受委屈呀？天！我明天也撂他妈的套了！我凭啥给马二㞗赔笑脸？！不当这主任，不受这份气！”
田支书倒没词了，愣愣地瞧着这个领导者。
我一时摸不透刘主任话里的意思，看看他正在生气，尽管话说得豁达，眼睛迷不过人。我就把话咽下。
刘主任转过脸，问我：“小伙子，表扬话还没凉下，耳光又挨上了——撑得住哇？”
我说不出话，眼泪又涌上来。
“想到撂套了吧？”刘主任说，“当干部出力受气又挨整！农村干部又不挣工资，当这干屁呢！去他妈的！凭我这一吊子，哪儿挣不来工分！”
我低下头，他把我的想法全端出来，还说什么呢？
刘主任点燃一支烟，喷出浓浓的一口，换了口气，满怀感情地说：
“从今天的事，你们想没想一下那个田学厚，他为啥要写纸条？要是一般思想不纯净的人，他下了台，看见你田庄越烂，才越高兴呢！他，看见三队乱套了，出来补窟窿，这事，实在少有！论压力，说委屈，我们谁比得他……”
刘主任停顿住了，眼白里泛起一层粉红的丝膜：“我和田老七最熟咧！俺俩一块逃壮丁，在三原一家轧花厂踏了三年轧花机子，村里人都当我死了呢！解放了，我在俺村办合作社，他在田庄办，他比我本事强！他之所以没抽调到乡上去，是考虑田庄村大，工作复杂，需得一个强手儿！那顶帽子，凭啥给他扣上？俺俩逃壮丁走了，他家里没劳力，忙时雇雇短工，收麦时，叫过几个麦客，谁不清楚？怎么能算雇长工？别说他不服，我也不服！我没办法给他解脱，只是相信，总有一天……”
田支书打断刘主任的话：“那你还给马主任答应，批斗老七？”
刘主任释然一笑，不屑地说：“让他等着我给他写报告吧，好好儿等去吧！”
田志德睁大眼睛：“你哄他？”
“对那个货，不能多粘！越粘越麻烦！哄得他快点滚蛋，耳目清静。”
田支书还不放心，啰啰唆唆：“那人家再追问这事？”
“你嫑管，我应付。我耍他小子像耍猴！”刘主任说着，拍着老支书的肩膀，深情地说：“你看得对，谁在田庄批田老七，谁就要倒霉！”
田支书忽地也动了感情，惋惜地说：“俺俩在田庄搭手办事多少年，我不知他啥人品吗？好人！能干人！他当支书，坐镇，稳得很哪！咱不是帅才！咱光能干！现时叫我在田庄坐镇，我才知道我不是帅才……”
这当儿，门口走进一个人来，我一惊，实在想不到，竟是志良叔。
他的脸上很明显地呈现着愧色，一进门就对刘主任说：“事情怪我……”
刘主任瞪起眼：“怎么怪你？”
“我要是不撂套，七叔也不会写纸条，哪来这场……”
“算了吧，伙计，谁想听你的忏悔！”刘主任的脾气真怪，性格生动极了，“回去吧！给老婆抱娃收鸡蛋去吧！这儿是是非之地啊！”
我真替志良叔难为情，这刘主任咋是这样给人做思想工作啊！全不像电影上演的：坐在树下，正儿八经……
志良红着脸，不好意思笑着：“你嫑酿制我！刘主任！我来寻你，就是想说……要是社员同意，我……干……”
实在出人意料，想到我和田支书到他家那一回，他的话说得多难听啊！
刘主任哈哈一笑：“你不怕再挨挫吗？”
田支书惊喜地笑着，说：“志良，你这算做啥？‘闹本县’嘛！”
“不！我今晌午听说七叔写纸条的事，连饭也吃不下！我对不住他的培养！他背着黑锅，想的啥？我挂着党员的牌子，想的啥？愧心……”
“好了好了！”刘主任说，“这才算说了一句人话！”
刘主任哈哈一笑，感慨地说：“志德！还是人家老七厉害。你看嘛！志良不干了，给你赌咒发誓不干！我给人家做工作，也没说服得下。老七挨了县上马主任一顿批评，志良跳起来上阵咧！你说，谁厉害？老七厉害！背着黑锅，还在田庄的事业里，起着榜样的影响的力量，厉害不厉害？！”
田志德老汉笑了，说：“老刘，你看，经过七七四十九，一难又一难，志良上了阵，俺的班子又齐全咧！趁这机会你今黑给俺开个会，给大家鼓鼓劲儿……”
“好！”刘主任满口答应，又悄声说，“今黑，咱们先去看看老七。你们敢去不敢去？”
志良笑说：“我从不把他当富农看！在他家进进出出，家常便饭。你是公社的刘主任，你不怕落罪名，我们谁怕？”
志德老汉也笑了。我这时才看见，一直笼罩在他脸上的忧愁的神色，烟消云散。我这才听到他一声干脆的、充满自信的调门：“走走走！咱几个人一搭走！”
1979年8月 小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