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宋，坊墙倒塌

但是呢，如果你穿越到宋代的城市，就会发现，宋人的城市生活其实跟现代人差不多。让我们先鸟瞰一下宋都开封，看看与唐时长安相比，宋代的城市形态发生了哪些明显的变化。

北宋开封城显然已不如唐代长安城工整，不但城墙修得有些弯曲 （这是宋政府修建城墙时迁就民居的结果） ；城内的街道亦不再一味追求又平又直，斜街、斜巷可见，沿着穿城而过的汴河，自发形成了一条斜斜的临河大街；一格一格封闭起来的坊市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四通八达的开放性街道。

如果将镜头拉近——感谢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让我们在时光流逝了一千年之后仍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到北宋开封的街市——我们就会发现，宋代的城市街道已经跟现代城市没什么两样：从前的坊墙全然不见踪影；临街的建筑物均墙体敞开，成为开门迎客的商店、酒店、饭店、客店；商家挂出的广告招牌琳琅满目；街边还摆满了各种做小生意的流动摊位；民居住宅则密集地分布在商铺建筑的后面。恰如《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城内十字街口：左上方是一个卖小吃的流动摊位、一间招牌为“刘家上色沉檀楝香”的香药铺；右上方是一个说书摊位、一间羊肉铺、一个小吃摊、一个鲜花摊、一家豪华大酒店“孙羊正店”；右下方是一家叫作“久住王员外家”的旅店、一个销售“香饮子” （饮料） 的小摊；左下方是一家“解库” （类似于当铺） 。这样的城市景象，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街市”形态。

也就是说，在张择端绘制《清明上河图》的那个时代，坊市制已经完全瓦解了。只要你在街边有一间房子，便可以拆掉墙体，自由开店，销售任何政府管制品之外的合法商品。政府只向你收取商税，不会干涉你的经商自由。

那么唐朝留下来的坊市制到底是什么时候被突破的呢？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但可以肯定，市民自发的“侵街 （侵占街道） ”行为构成了对坊市制的冲击与挑战，这种挑战在中晚唐的城市中已经零零星星地出现了，只不过，很快就被唐政府制止，如唐代宗大历二年（767），朝廷下诏：“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又有诏令：“京城内庄宅使界诸街坊墙，有破坏，宜令取两税钱和雇工匠修筑。”大唐政府不会允许坊墙有缺损，坊市制受破坏。但在唐末至五代的战乱中，政府丧失了对社会的控制力，许多城市的坊墙都被推倒了。

入宋之后，开封城内可能不复有坊墙，至少很多街段的坊墙已经倒塌，不再修复。失去了坊墙的阻挡，居民自行扩修建筑物，侵街现象非常严重。我想，开封的城市当局应该很希望恢复长安旧制吧，毕竟比起井然有序的坊市结构，喧闹的街市显得太杂乱无章了。所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中记载的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宋廷“诏参知政事 张洎 （jì），改撰京城内外坊名八十余。由是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这则记录记述了朝廷命令参知政事张洎修改京城内外八十多间坊的名称，划定街区的事件，文中的“雍洛之制”便是指唐代洛阳城的坊市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中又载，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朝廷又任命谢德权拆除汴京的侵街建筑物，谢德权以霹雳手段拆迁后，上书建议置立“禁鼓昏晓 ，皆复长安旧制”。这个“禁鼓昏晓”乃是唐代坊市制的配套制度，入夜街鼓击响，便是向市民发出警告：坊门马上就要关闭，请速速回家。

然而，在坊市制趋于解体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梦想“皆复长安旧制”的“复古”终究要被喷发出来的民意与商业力量所抛弃。成书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前后的宋敏求 《春明退朝录》称：“二纪 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二纪为二十四年，由此可推算出，至迟在 1050 年左右，即宋仁宗皇祐年间，开封的街鼓制度已被官方彻底废除。既然坊墙已经倒塌，坊市制已然瓦解，“禁鼓昏晓”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城楼内，竖着一面皮鼓，大概便是街鼓吧，但旁边并无一人守鼓。这个画面，我们不妨将其看作宋代街鼓名存实亡的象征。

到了陆游生活的时代 （12 世纪后期） ，宋朝的年轻人已完全不知道唐代的街鼓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正如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所说：“京都街鼓今尚废，后生读唐诗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宋代的年轻人读到唐诗文中的“街鼓”，往往“茫然不能知”，就如今天的年轻人，恐怕也多不明白“生产队”“挣工分”是怎么回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