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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叔觉得，酒业的发达程度，恰恰是反映一个时代商业是否繁荣、生活是否自由的指标。 理由很简单，酒是一种由粮食酿成的非刚需消费品，如果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人们就不会浪费粮食酿造商品酒，自然也不可能出现发达的酒业。酒又是一种饮用后能释放激情、制造兴奋的饮品，人们极容易酒后失言，如果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趋严，就会倾向于禁酒，或者市民自觉地不敢聚饮。
这可以从历史上获得验证，比如明初，社会气氛是死气沉沉的，万历年间东昌府《博平县志》言：“乡社村保中无酒肆，亦无游民”。明末历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也说，“闻国初严驭，夜无群饮，村无宵行
，凡饮会口语
细故
，辄流戍
，即吾邑
（yì）充伍四方，至六千余人，诚使人凛凛，言之至今心悸也。”“凛凛”在这里是使人心生寒意，害怕的意思。什么使谈迁“凛凛”，至今说起来还心悸呢？那是因为明初统治手段的严酷惨烈：人们晚上不敢聚在一起饮酒，村子晚上也没人出来走动，因为凡是聚在一起喝酒议论事情的，都会被发配戍边。按照谈迁的说法，他所在的县，充军到各地的就有六千多人。你看，饮酒既然成了一件高风险的事情，也就难怪“乡社村保中无酒肆”了。
朱元璋还下过禁酒令；为了防止平民私自酿酒，甚至禁止种植糯稻。顾炎武的《日知录之余》收录了朱元璋的一道诏令：“曩
（nǎng）以民间造酒醴（lǐ），糜米麦，故行禁酒之令。”这是说，以前因为民间酿酒，浪费了米麦。所以朝廷现在要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麦价稍平，予以为颇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得也。其令农民今岁无得种糯（nuò），以塞造酒之源。”今年春天麦价平稳，这对民众来说是有利的，但朝廷认为如果不阻塞造酒的源头，放任自流是不行的。正是出于“以塞造酒之源”的理由，朝廷下令农民不得种植糯稻。
要等到明代中后期，随着“洪武型体制
”的松懈，明朝社会才渐次活跃起来，商业才恢复了宋朝时的繁华。这种转折也体现在酒肆的变迁上，怀旧的晚明人在万历年间东昌府《博平县志》中说，明朝嘉靖中叶之后，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的社会气象，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民间“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从酒庐茶肆中飘出音调各异的歌声曲声，人们乐得享受其中——“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汩汩浸淫，靡然不振”。这种“酒庐茶肆，异调新声”的晚明气象，放在两宋三百余年，则是寻常景象。很多宋诗都描绘了宋代乡村“处处村旗有浊醪（láo）”的景况，跟“无酒肆，亦无游民”的明初乡村相比，明显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宋史学者李华瑞先生在《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一书中，曾经根据北宋熙宁十年的酒课
总额，估算出这一年市场上流通的商品酒至少有 1.59 亿余斗，酿造这批酒需要消耗大米1600 万石。1600 万石大米是个什么概念？以一人一年需 6 石口粮计算，1600 万石米可供 260 多万人吃上一整年。而宋代酿酒的原料，基本上都是通过市场获得，如果不是生产力大为提高、商业网络发达，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剩余粮食流入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