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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在实验室中看到习得性无助，但我立刻就知道了这是什么。别人虽然也在实验室中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把它当作阻碍实验继续的东西，并不认为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或许是父亲的半身不遂给我带来了灵感。我后来花了10年的时间来说服学术界，这个发生在狗身上的现象是无助；它既然可以被学会，那就可以通过学习来把它消除。
我对这个发现感到异常兴奋，但同时也对其他事感到沮丧。我能像其他研究生一样对无辜的狗施以电击吗？这种电击虽然不足以致命，但至少会给狗带来痛苦。我一向喜爱动物，尤其是狗，因此我不愿意做让它们痛苦的事情。周末时，我去找了以前的哲学老师，虽然他只比我大几岁，但我认为他是个智者。我向他描述了我所看到的事以及它背后的意义，最主要的是我心中的疑虑。
我的教授是研究科学史和伦理学的，他问我：“马丁，你有没有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个无助的难题？你觉得去研究那些无助的人的个案怎么样？”
我们俩都知道个案研究在科学上是没有价值的。个案研究只是描述患者生活中的一些逸事，它无法带给我们任何因果关系的推论，我们根本不知道个案背后发生的事，因为它是以讲故事的人的视角来叙述的，这个事件一定会被扭曲。只有严密控制变量的实验才能分离出“因”，而有了“因”才能找到治疗的方法。此外，我不可能对人施以电击，因此，只能用狗来做实验了。
“把痛苦强加到动物身上合理吗？”我问道。
我的教授提醒我说，今天人类以及宠物可以活这么久主要是动物实验的贡献，如果没有这些动物实验，小儿麻痹症、天花到今天还会肆意流行。“反过来说，”他继续说道，“科学史上也充满了没有达到目的的实验，这些实验都承诺说要减轻人类的痛苦，但最后都没有做到。”
“我问你两件事。第一，你是否可能在将来为许多人减轻痛苦，而这种痛苦比你现在加在狗身上的要严重得多？第二，你在动物身上得到的结论可以应用到人身上吗？”我对上面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我的教授警告我说，科学家常常被自己的野心蒙蔽，忘记了实验的最初目的。他要我做出两项承诺：一旦我发现了我要了解的因果关系，就立刻停止动物实验；一旦我得到了需要进行动物实验才能得到的解答，就要立刻停止所有的动物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