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1918年元旦，欧洲已在战火中度过近三个半年头，濒临崩溃。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在战争中丧命、伤残，土地遭到蹂躏，百姓饥寒困顿，流离失所。参战各方深信自己师出有名，势不可当。不论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都将战争本身视作某种大规模的冒险，以为胜利唾手可得。

然而，天长日久，战争陷入了血腥残酷的僵局。双方展开激烈的堑壕战，所得所失不过寸尺之地。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巴尔干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各条战线上，许多国家的士兵不断牺牲，却于战局无补。

前一年的4月，美国意气风发地加入战争，似乎成为了协约国仅存的希望。英国海军大舰队（Grand Fleet）司令、海军元帅大卫·贝蒂（David Beatty）爵士在元旦这天向《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发电报称：“美国必将成为这场世界大战的决定性因素。”不过，美军只有区区10万人，部署在法国；如果潘兴（Pershing）将军能够顺利出师，还会有“至少500万人”的大部队赶来。这支战力比协约国在西线的全部军队还多四分之一，而战争的胜败正取决于西线。

美国的确是协约国的希望，但当时英国高层对美军能否及时赶来拯救战局持怀疑态度。米尔纳勋爵（Lord Milner）是战时内阁成员之一，他曾表示“我军胜利的希望微乎其微”。劳合·乔治（Lloyd George）的密友乔治·里德尔爵士（Sir George Riddell）则更加消沉，他在与温斯顿·丘吉尔共进午餐时曾说：“要是战争再持续12个月，别说击垮德国人了，我们自己就要先垮掉。”丘吉尔曾支持过那场惨败的加里波利战役（Gallipoli Campaign），此时仍致力于使公众淡忘此事，但他没有失去自己的勇气——或者说是乐观：“我们必须战斗到底，谁知道德国人会在什么时候垮掉。”

悲观的论调事出有因。1917年可以称得上多灾多难的一年。灾难未必是由于德军的强大，或许是由于协约国自己的失误与厄运。首先是在春季，法国将军罗贝尔·乔治·尼维尔（Robert Georges Nivelle）策划的那场大型攻势惨遭挫败。将军待人没什么架子，但为人自负，脾气暴躁，且缺乏作为高级指挥官的经验。他满以为一场摧枯拉朽的攻势足以带来胜利，结果却中了德军的圈套。德军悄悄撤回了前线兵力，随即以炮击歼灭了行进中的法军装甲部队。阵亡的数字骇人听闻，法军中出现了哗变。为了平息混乱，军队高层处死了部分士兵，新任司令亨利·贝当（Henri Pétain）也做出了一些让步。然而，法军士气大受影响，当初拼死抵御德军入侵的那股劲头已消失不见。

6月，英国为了结束战争，于佛兰德斯（Flanders）地区独自发动进攻，从而加剧了协约国的厄运。7日清晨，19枚巨大的地雷——填有将近100万磅炸药——同时在伊普尔（Ypres）附近的前线爆炸，拉开了战役的帷幕。甚至连身处伦敦书房的劳合·乔治，都感受到了远方传来的巨响与震动。地雷之后登场的是2330门大炮和榴弹炮，掩护的炮火遮天蔽日。8万士兵从英军的战线展开冲锋，很快达成了初步目标。然而，初期的胜利不过是假象；三个半月后，漫长的战役才终于结束。损失是：244897人伤亡；战果是：推进不足六英里。英军中怨声四起，士兵编了不少讽刺的诗歌俚曲，好在没有发生哗变。

在1917年这一年里，后方的人们日子也不好过。国内面临的不仅是德军的轰炸袭击，还有U型潜艇的劫掠而导致的缺衣少食。百姓为购买食物排起长队，许多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全国上下俨然成风；人们感到神经高度紧张，不过并没有发生暴动。英国人变得有些暴躁起来，但精神上没有崩溃，玩笑还是照开不误。只不过，幽默的背后潜藏着愤愤不平。工人们不满于自己的生活状况；中产阶级感觉自己一如既往地承受着最沉重的负担；高层只知争吵不休，而人们对此已日渐厌烦。

尼维尔惨败造成了巨大损失，新年伊始的法国仍未恢复元气。虽然军队哗变已经平息，但法国军方害怕重蹈覆辙，不敢让部队承受太多压力。于是新的口号应运而生——防御，目标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伤亡。这种心理不仅狭隘，而且危险；由此心理出发，战败主义与不抵抗主义的思潮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泛滥。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一道，为媾和摇唇鼓舌。法国的大金融家们害怕英国在战后建立起工业霸权，一部分作家也与他们同忧共患，这其中就包括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与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还有一群卖国贼，他们在暗处活跃着，希望同德国议和。有个带点传奇色彩的冒险分子，名叫波洛（Bolo），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通敌网，甚至连参议员查尔斯·亨伯特（Charles Humbert）也参与其中。9月，波洛与亨伯特被捕，此事加速了潘勒韦（Painlevé）政府的倒台。

潘勒韦政府的倒台在11月中旬，接替他上任的是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

克列孟梭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曾任蒙马特市长，并亲历德雷福斯事件，于1906年至1909年出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反德立场鲜明，战前就提倡加强防御力量。他生性不羁，爱好自由思想，于公于私都有些离经叛道的气质。当初他在弗吉尼亚州的乡村学校任教，曾目睹1865年格兰特（Grant）的部队进军里士满。他娶过一个美国女子。在女人缘这方面，他与那位同秘书公然保持暧昧关系的劳合·乔治不相上下。两人都是硬汉，如果没有他们的铁腕领导，战争很有可能以失败收场。连续几个月来，克列孟梭投身于反对投降派的运动，尽管遭到包括庞加莱总统（President Poincaré）在内的许多人的憎恶，但还是有众多爱国者——不论右翼还是左翼——对他表示支持。他的绰号“老虎”名副其实，人尽皆知。对于接任总理一职，克列孟梭表现得信心十足，他的内阁宣言坚毅而简洁，使听众深受震撼。克列孟梭表示，他会立刻处理掉叛乱分子，“不再允许不抵抗主义泛滥，不再容忍德国玩弄阴谋诡计，不再放纵大大小小的叛国行径；战争，我们唯有战争一途”。他每周只召开一次内阁会议，政府的权力实际上已集于其一身。

法国实行了天然气、电力和煤炭的配给制度，不过总算恢复了秩序，重振了精神。为了节约燃料，电影院、戏院一周只营业三天。巴黎的博物馆都歇了业，除了荣军院（Invalides）里面会展示一些战利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咖啡馆和饭店都早早关门，“光明之城 ”的街道暗无灯火，晚上过了10点就再无人迹。此外还有许多令人烦恼的事，比如蔬菜、奶酪、砂糖以及肉类的短缺，但人们接受了这一切。他们终于得到了一位值得信任的领袖。

法国的盟友意大利，虽然没尝到这些痛楚，却别有一番苦涩。七个星期前，他们的部队在奥匈帝国的边界小镇卡波雷托（Caporetto）惨败，仅此一役就有275000名意大利军队士兵向奥地利投降。意大利也是想方设法重整旗鼓，民众在两个人的宣传下重新聚集起来：一个是诗人邓南遮（D'Annunzio）；另一个是米兰一个默默无闻的编辑，名叫墨索里尼。

协约国在1917年经受的灾难，德国也未能幸免。全世界只注意到英国在佛兰德斯一败涂地，普遍忽视了德国的损失也相当惨重。德国的主要盟友——奥匈帝国，倒是在卡波雷托战果辉煌，但它其实面临着解体。哈布斯堡王朝已飘摇欲坠，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于1916年驾崩，继位的年轻皇帝卡尔（Karl），正密谋通过几个波旁王族与协约国进行和平谈判。

战争开始时，德国内部政局稳如磐石，然而1916年与1917年之交那个“饥饿”的冬季，使他们稳定的政局开始瓦解。面对困局，民众骚动不安，工人们要求政治权利。尽管中间派及左派政党联合起来，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真正的统治者——德皇与军方，却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俄国三月革命后，情势变得愈加危急：30万德国工人受到俄国革命的鼓舞，在柏林、莱比锡举行了罢工运动。更为可怕的是还出现了兵变，并在部分海军舰队之中蔓延开来。

到新年时，英国海军的封锁使得粮食、衣物短缺更加严重。生活中充斥着代用品：面包由木屑加土豆皮制成，外面裹上一层白垩粉，权当面粉。人们只得以狗和猫（“屋顶兔”）为食，几乎见不到牛奶和其他肉类。除了那些富家大户，国民只能一天到晚裹着大衣取暖，并渐渐开始习以为常。

不过，德国军方领导人仍对胜利充满信心，因为俄国实际上已经退出战争。几星期前，布尔什维克推翻了克伦斯基（Kerensky）的社会革命党临时政府，随即呼吁德国进行和平谈判。首轮谈判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举行，谈判期间，德国提出吞并波罗的海诸国及波兰；两国意见尚未达成一致，谈判便因除夕的到来而结束。但德国最高司令部的主心骨、军需总监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相信，几天后谈判重启时，布尔什维克会签下这份和平条约。

鲁登道夫确信东线80个师中的大部分兵力，将会很快转移至西线；他打算在西线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一举定乾坤。如果顺利，那将是德国在战争中首次以众击寡。在德军高层看来，他们距离胜利原本只有咫尺之遥，却总是苦于兵员、火炮及飞机的不足；因此这个计划足以使他们欢欣鼓舞。陆军元帅、总参谋长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写道，他们三年来苦苦拼搏，终于达成了翘首以盼的目标，“我军已无后顾之忧，可以转向西线大展拳脚；现在的任务是全力备战”。

德军最高司令部认为，只要计划顺利实施，决定性的胜利就在眼前。因此他们断定：狮子大开口的时候到了。鲁登道夫迅速展开了行动。1918年1月2日，德国御前会议于贝勒维宫（Bellevue Castle）召开，鲁登道夫在会上坚决表示，一旦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谈重启，他将向俄国提出更加苛刻的和谈条件。德皇反对完全吞并波兰领土，鲁登道夫便大发雷霆，毫不掩饰。他甚至声称，在他本人参与研讨之前，德皇划定的边界都不能算作最终方案。此言引起与会者一片哗然。这位君主一脸愁苦地望向兴登堡，企图得到支持，不料兴登堡也赞同他那铁腕下属的意见。此外，鲁登道夫还坚持认为，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必须尽快签订，“以期向西展开攻势”。

两天之后，鲁登道夫以辞职相威胁，把事态推到了风口浪尖。电报如潮水般向德皇威廉二世涌来，力陈德国不可失去这位军事天才。更重要的是，兴登堡允诺全力支持鲁登道夫。事情在1月7日达到高潮：元帅亲自向德皇上书，里面的许多词句都带有下划线。这份请愿书像是一道最后通牒，充满怒火与怨气，仿佛兴登堡是一个校长，正在训诫一名不守规矩的学生。“鲁登道夫将军和我本人，都对1月2日的事件极度痛心；我等从中认识到，在关乎德意志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陛下并不关心我等的意见……我国有自身所需的政治及经济形势，为此，打倒西方列强势在必行。”兴登堡称，为了完成这一事业，德皇必须在外交官与最高司令部之间做出抉择。面对兴登堡的犯颜直谏，威廉二世无计可施。如此一来，鲁登道夫或许成了最有权势之人；最高司令部为了一举解决所有问题，快马加鞭备战春季攻势。而德国，则踏上了一条前途未知、生死未卜的漫漫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