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5月，马尔康。

我坐在一台286电脑前，高原上春天来得晚，窗外山上白桦林一派新绿，一树树杜鹃花绽放其间，鲜明灿烂。人的一生，会有无数这样的瞬间，身在世间，又超然物外。

那时我停止文学写作己近四年，做本地诸家土司史调查也近四年。新鞋走破几双，搜得的旧史料堆满了书桌。没有想过要用这些材料来写小说。当年做这些工作，只是填充青春期过后感觉前路迷茫时那巨大的空虚罢了。想要于一个阔大也局促的地域中，至少个人、自己，要知所从来，知所从去罢了。

文学伟大的魅力，会在某一时刻突然将激情唤醒，将人置于了悟洞明的临界处，字词络绎而来。那是时间深处的雪，飘落在1994年的电脑屏幕之上，雪野深处，还传来野画眉声声叫唤。那一瞬间，一句话就情景俱在了。一个失落的世界，在字词中复活，徐徐展开。那一年的5月到12月，我都沉浸在这个世界。文字导引我一路前行，我也不断矫正着文字的方向。

到《尘埃落定》结束时，窗外山上的白桦叶子落尽，林中残雪斑驳。我的心境萧瑟而凄清，身体疲惫，一如海明威笔下与海洋和大鱼搏斗归来，躺在沙滩上的圣地亚哥。

来年春天，万物萌动，精力恢复，我发现自己还沉浸在《尘埃落定》的情境中间，那些人物继续与我纠缠。特别是当初文本中我想要多写，但考虑到要使小说结构均衡，没有充分展开的那些人物。

我重新打开电脑，意图把当时未能写得完全的人物充分展开。于是写了银匠，写了行刑人。有一种关于小说的定义，说：这种文体的魅力不是现实，不是生活表层的拘谨摹写，小说是关于人、关于历史、关于许多本来可能但未能实现的可能性的。现实人生旅程中，经历的是单向的线性时间，每一阶段，都会遇到道路分岔，一个人，选了左边就失去右边，走了右边又错过左边。真实人生之无奈，就在于面对诸多可能时，可以实现的，只有一种可能。所以当我再写行刑人和银匠时，故事走向发生了未曾预料的变化。不是我刻意安排，而是遵从人物的意愿。他们要这样。他们必须这样。我也喜欢笔下人物主动，喜欢他们自作主张。

当时计划要写的人物不只这么多，但两篇写完，情尽了，意也尽了。也就不勉强自己，没有再写。

《尘埃落定》出版延宕了四年之久，1998年底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写的两篇却先面世。1996年，《月光里的银匠》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编辑程绍武我并不认识。接着，《行刑人尔依》在《花城》杂志发表。直到前年，才在广州见到责编王虹昭女士，听她讲当年如何四处打长途电话寻找那个无名的作者。就是这些机缘，让一个写作者对文学虔敬的理想不致幻灭。

又三年，《尘埃落定》成书出版，同时在《小说选刊》长篇版创刊号全文刊出。使这本书得以面世的编辑和终审者，高贤均、何启治、洪清波、周昌义和脚印，真正认识的就脚印一人。因为《尘埃落定》已换了东家，更要把他们的名字郑重写下。尤其高贤均总编，离世已经十余年了。当年在北京初次相见，就应邀去他家中听交响乐谈小说的情景依然如在目前。

书出版后，宣传推广最力的张福海和关正文两兄，也是因书结缘的，如今都在各自领域有大成就了。

这回，曹元勇起意要把这一长一短两个中篇编到一起，心裁别出，叫《〈尘埃落定〉外篇》。呀！犹如被人猛击一掌。想当年我写这两篇小说，全是因为写完《尘埃落定》意犹未尽，出版时却一直都分散编在不同的小说集中，从未想到将其相聚于一本书里，和《尘埃落定》相互映照。这再次证明，小说家写了好小说，其面市推广，还需要眼光独到的出版家。

这本书，还收了我一个短篇小说《阿古顿巴》。阿古顿巴是个民间故事中的人物。以他为主角的短小故事应以千计，我听过的也不下百篇。但没有一个故事说他的家世和样貌。故事一上来就只说阿古顿巴于某处如何如何，阿古顿巴与某人怎样怎样。我就想给这个虚构人物写个小传：长什么样子？出身于什么家庭？那里又是什么样的地理与天气？又因何四处游荡去做各种故事中的主人公？

小说写于1986年，那时多年轻多美好啊！激情和关节一样未被现实磨损，连虚构的人物都愿去再度想象！那时还没有《尘埃落定》，那是我初入小说世界、对故事充满好奇心的时期。这个短篇，用民间故事里的人物来作主角，本身就是对故事可能性的探索：让人物栩挧如生，让字词叮当作响。

写作需要匠心独运，其实编辑编一本书，也需要独具慧眼。尤其是小说集，不该只是凑足字数了事。曹元勇编这本书，让其与《尘埃落定》互相生发，互相映照，足以使文本产生更多意义；也足以使愿意在小说殿堂中洞悉更多秘密的读者，见到故事和人物如何发生，故事和人物在小说中的多样的可能。这也是小说产生魅力的原因之一。

曹元勇要我为自己的书写个序，我想就是让我说说外篇与本篇的联系。我就遵嘱写了这些交代本末的文字在这里。

——阿来，2021年3月 bJO2x7y9ZTMZVPDWo3eT5e4cbd5RtWWRWphW5Rq0kkS/CvKJs+qMU5Q1uLuy+nW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