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生病的头几个月里发生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只知道，母亲做家务时，我要么坐在她的膝头，要么就紧抓着她的衣裙。我用双手去感知每一样器物，揣摩每一个动作，通过这个方法，我了解了许多事物。很快，我感觉到与他人交流的需要，就开始比画一些简单的手势。比如摇头代表“不”，点头代表“是”，拉代表“来”，推代表“去”。如果我想要面包，那我会模仿切面包片和涂抹黄油的动作。如果我想让母亲晚餐做冰激凌吃，我会做开冰箱的动作，用颤抖来表示冷。母亲也总能成功地让我明白很多事情，当她希望我为她拿什么东西时，我总能明白，我会跑上楼或去她指示的任何地方。我真的很感谢母亲的慈爱与智慧，在我漫长的黑夜中，它们就代表着明亮和美好。

我能明白周围发生的很多事。五岁时我学会了折叠和收拾干净的衣服，洗好的衣服从洗衣房拿回来后，我能从中分辨出我的衣服。我能通过辨别母亲和姨妈的打扮知道她们何时要出门，然后总央求她们带我一起去。家里来客人时，我总会被叫出来打招呼；客人离开时，我便挥手告别，我依稀还记得这个手势的含义。有一天，几位绅士来拜访母亲，我感觉到前门的关闭和其他一些表明他们到来的声音。我突发奇想，赶在任何人阻止前冲上楼，换上我以为的会客衣服。我还学着以前见别人做过的样子，站在镜子前，给头发抹上油，往脸上涂抹厚厚的粉末。然后我往头上别了一块面纱，好让它蒙住我的脸，面纱层层叠叠地一直垂到我的肩膀；我还在细细的腰上系了一只巨大的裙撑，它悬荡在身后，几乎就要从裙边钻出来。我就穿着这样的盛装，下楼帮助招待客人。

最早是什么时候意识到我与其他人不同，我已经不记得了，不过我记得，是在我老师到来之前。我注意到，母亲和我的朋友们想要做某事时，不会用手势，而是张口讲。有时我会站在两个交谈的人之间，触摸他们的嘴唇。我不能理解，所以感到很烦恼。我移动嘴唇，拼命打手势也没有任何结果。有时候这让我非常生气，我又踢又喊，直至筋疲力尽。

我想我在发脾气的时候，我自己的心里是知道的，因为我踢打的动作伤害了我的保姆艾拉。火气消了以后，我会有一种懊悔的情绪。但是当我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时，这样的情绪却并不能让我收敛自己的脾气。

那段岁月我有两个亲密的玩伴，一个是厨子的女儿，黑人小女孩玛莎·华盛顿；另一个是猎犬贝尔，它虽然年迈，可年轻时也曾是个好猎手。玛莎·华盛顿明白我的手势，要让她满足我的要求，几乎没有难度。对她颐指气使让我感到开心，她一般都会屈服于我的蛮横，不会冒险直接顶撞我。我那时结实又好动，做事不计后果。我非常了解自己的心性，总是我行我素，哪怕要为此费尽周折。我们很多时间都待在厨房里捏面团、帮着做冰激凌、研磨咖啡豆、为了蛋糕托而争吵、给聚集在厨房台阶上的母鸡和火鸡喂食。许多鸡都很温驯，会从我的手里啄食，也允许我的抚摩。有一天，一只很大的雄火鸡从我手里叼了一个番茄逃走了。也许是受到这只大雄火鸡成功的激励，我们也偷了一块厨娘刚刷好糖霜的蛋糕，拿到柴堆里吃了个一干二净。那之后我大病一场，不知道那只火鸡是否也遭到了同样的报应。

珍珠鸡喜欢在隐秘的地方筑巢，我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到高高的草丛间寻找鸡蛋。想去找鸡蛋的时候，我无法直接告诉玛莎，不过我会把双手抱在一起放在地上，代表草丛里圆滚滚的东西，玛莎总能明白。若是运气好找到一个鸡窝，我从来不允许玛莎把鸡蛋拿回家，我总是打手势强调她会摔倒打碎鸡蛋。

堆放玉米的棚屋、养马的马厩，还有早晚给母牛挤奶的院子，都是玛莎和我无尽的快乐源泉。挤奶工挤奶时会让我将手放在母牛身上，可我的好奇总是引得母牛用尾巴把我好一顿抽打。

为圣诞节做准备一直是我的一大乐事。当然，我并不明白它的全部含义，但是我喜欢屋子里充盈着的怡人气味，以及为了让玛莎和我能安静而分给我们的美味食物。大人们嫌弃我们碍手碍脚，但那丝毫无损于我们的快乐。他们让我们研磨香料、挑选葡萄干、舔搅拌用的勺子。我挂圣诞袜是因为别人都挂，不过我不记得自己对这个仪式有格外的兴趣，我也不会因为好奇而天不亮就爬起床寻找礼物。

玛莎和我一样，都很喜欢恶作剧。一个炎热的七月的下午，两个小孩坐在走廊台阶上。一个肤色黑如乌木，满脑袋毛茸茸的头发用鞋带扎着，向外突出，就像一个个螺丝锥。另一个则是白人，生着一头金色的长鬈发。一个女孩六岁，另一个则要大两三岁。小一些的那个——也就是我——是盲人，另一个就是玛莎。我们正忙着剪纸偶，不过很快就玩腻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剪鞋带，还把能够到的金银花叶子都撸下来剪了，之后我的注意力转移到玛莎的“螺丝锥”上。她一开始是反对的，不过后来就屈服了。她想着要轮流剪才算公平，于是抓起剪刀也剪了我的一个发卷，要不是母亲及时制止，我的发卷可能要被剪完了。

家里的猎犬贝尔是我的另一个伙伴，它又老又懒，宁愿躺在壁炉边睡觉也不愿和我玩。我非常努力地教它学习我的手势语言，但是它却很迟钝，一点都不用心。有时它会兴奋得浑身颤抖，然后又完全僵住，就像猎犬瞄准鸟所在位置时的动作一样。当时我不明白贝尔为什么会这样，但我知道它没有照我的要求做。我很生气，训练课总是以我对它的一顿捶打结束。而贝尔则会站起身，懒散地伸个懒腰，轻蔑地打几个响鼻，然后走到壁炉的另一边重新躺下，我对此感到既疲倦又失望，只得去找玛莎玩。

早年生活中的许多往事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它们虽然互不相干，但历久弥新，让我对那段漫无目的、寂静无声、不见天日的岁月的感受越发强烈。

有一天，我不小心把水洒在了围裙上，于是就把它摊开，放在客厅壁炉边借助闪烁的炉火把它烤干。但是干的速度太慢，于是我就把围裙直接放在火焰上方。结果火苗一下子蹿起来，火焰将我包围，瞬间我的衣服就燃烧起来。我吓得拼命叫喊，老保姆薇妮循声赶来，用一条毯子将我裹住，差点把我闷死，不过总算是扑灭了火焰。除了手和头发之外，我身上没有严重烧伤的地方。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钥匙的作用。一天早上，我把母亲锁在储藏室里，因为仆人们都在房子里的另外一端，她被关在里面待了三个小时。她不停地捶门，我坐在外面门廊的台阶上，感受到捶打所造成的震动，开心地咯咯笑。这是我所有恶作剧中最淘气的一次，这一次让我的父母认识到，必须尽快给我找个老师。我的老师苏利文小姐刚刚到来时，我就找了个机会把她锁在房间里。当时我是按照母亲的吩咐上楼去给苏利文小姐送东西，但是刚把东西交到她手里，我就“砰”的一声关上门锁起来，并且把钥匙藏在走廊的橱柜下面。我不为所动，不肯说出钥匙的下落。父亲只好架了一把梯子，将苏利文小姐从窗口接出来——这让我很是开心。直到几个月后我才交出钥匙。

大约五岁时，我们从爬满葡萄藤的小房子搬去了一个更大的新家。家里有我的父亲和母亲，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后来又添了妹妹米尔德丽德。关于父亲，我能清楚地记得的最早记忆是，我一路穿过大沓大沓的报纸堆来到他身边，发现他独自一人，将一张纸举在面前。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模仿他的行为，甚至还戴上他的眼镜，想着这样也许能帮我解开迷惑。但直到好几年后我才知道答案。那时候我才知道那些纸是做什么用的，知道父亲原来是其中一份报纸的编辑。

我的父亲最是仁慈宽容，而且深深地爱着这个家。除了打猎季，他很少离开我们。据说，他是个出色的猎手，枪法精准，很有名气。他对猎犬和猎枪的爱仅次于对家人的爱。他还极度热情好客，这几乎成了他的一个缺点，每次回家他很少有不带客人的时候。他特别骄傲的是家里的大花园，他在里面培育的西瓜和草莓据说是全县最佳的，他总会把最先成熟的葡萄和最好的浆果拿给我。我记得他带着我在树木和藤蔓之间穿行，慈爱地抚摩我，只要我开心，他就高兴。

父亲是个讲故事的好手，我学会语言后，他常常在我的手心里笨拙地拼写他听说的最精彩的奇闻逸事，如果我能在适当的时机复述出来，他会再高兴不过。

1896年夏天，我正在北方享受夏日最后的优美时光时，听说了父亲的死讯。他生了一场病，短暂的痛苦之后，一切就都结束了。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悲恸——我第一次经历死亡。

我该怎样描述我的母亲？她离我这样近，谈论她简直像是没有教养的行为。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妹妹是个闯入者。我知道我不再是母亲唯一的爱，这个想法让我心里充满嫉妒。她一直坐在母亲的膝头，而那里曾经是我的位置，她似乎夺走了母亲所有的关爱和时间。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在心理受伤的基础上又觉得受到了侮辱。

当时我有一个玩偶，后来我给她取名叫南希，我虽然很宠爱她，但也常常虐待她。唉，她其实只是我喜怒无常情绪的无辜受害者，所以她的衣服总是破破烂烂的。我也有其他会说话、会哭叫、会眨眼睛的玩偶，但我从来都不能像爱破南希那样爱他们。南希有个摇篮，我经常把她放在里面摇晃，一摇就是一个多小时。我怀着最戒备的关爱，守护着南希和摇篮，但是有一次我发现我的小妹妹在摇篮里熟睡。看到一个我不喜爱的人竟然做出这等放肆的行径，我怒火中烧，冲上去一把推翻了摇篮，要不是母亲及时接住，妹妹可能就被摔死了。所以当我们行走在荒僻的山谷中时，很难体会到彼此间亲密话语、举动和陪伴所生发的温柔情感。但是后来，当我重拾人类的本性后，我和米尔德丽德就住进了彼此的心里，不管去哪里，我们总是手牵着手，尽管她看不懂我的“手语”，我也听不懂她童稚的咿咿呀呀。 lhLYX7gl425hdQyLiG2KO29EI8rBRTs0O4woBgS4T2TS8t9c43158gO7zJie4Dd8

第三章

与此同时，我表达自我的欲望与日俱增。我所使用的有限手势已经越来越不够用，每当无法清楚表明自己的意图时，我总会情绪大爆发。我感到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禁锢我，我不顾一切地想要挣脱。我挣扎——并不是因为挣扎有什么用，而是因为体内有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最后我总是会痛哭流涕、精疲力尽。如果母亲刚好在旁边，我便会钻进她的怀抱，因为太过痛苦，我甚至记不起发怒的原因。但片刻之后，我对交流的渴求又变得那样强烈，这样的情绪爆发每天都会发生，有时甚至每小时我就要闹一场。

我的父母非常伤心，但根本不知所措。当时我们住在很偏远的地方，周围没有任何盲聋学校，而且应该也不会有任何人想要来塔斯坎比亚这样的小镇教一个又聋又盲的小孩。我的朋友和亲戚有时甚至会怀疑，我是否能够接受教育。我母亲唯一的希望来自狄更斯的《美国札记》。她在那本书里读到劳拉·布里奇曼的故事，隐约记得她也是个聋盲少女，但接受了教育。不过母亲也记得，探索聋盲者教育方法的豪威博士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这让她感到绝望而痛苦。豪威博士的教育方法可能也随他一同死去了吧，就算不曾死去，一个身处阿拉巴马州偏远小镇的女孩，又如何能从中受益呢？

在我大约六岁时，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杰出的眼科医生，他有过许多成功治愈看似毫无希望的盲人的先例。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巴尔的摩，看看是否能治好我的眼睛。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趟非常愉快的旅行。我在火车上交了许多朋友。有位女士给了我一盒子的贝壳。父亲帮我给贝壳穿了孔，这样我就能将它们串起来，我开心地玩了很久也不觉厌倦。列车长也很善良，他在车上来回检票打孔时，我经常抓着他的衣角跟在他后面。他还把打孔器给我玩，我蜷缩在座椅的角落里，拿它在一片片硬纸片上打孔，玩得非常开心。

姑姑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大玩偶。这个即兴制作的玩偶没有形状，最是滑稽，鼻子、嘴巴、耳朵、眼睛，它一概没有——就算凭借小孩子的想象力，也无法在它身上的任何地方想象出一张脸来。奇怪的是，这只玩偶眼睛的缺失却比其他缺陷更吸引我。我不厌其烦地向每一个人指出这个问题，但是似乎没有人能为这个玩偶添上一对眼睛。我突然灵机一动，问题迎刃而解。我翻下座位，在下面一直摸索，直到找到姑姑的披肩，那上面有镶嵌着大珠子的花边。我扯下两粒珠子，示意姑姑，想让她帮我缝在玩偶的脸上。姑姑抬起我的手放在她的眼睛上，确认我的用意，我激动地点头。珠子在正确的位置被缝好，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喜悦之情，但很快我就对这个玩偶失去了所有的兴趣。整个旅途中，我没发过一次脾气，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让我的脑袋和手指一直忙个不停。

抵达巴尔的摩后，奇泽姆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是他也无能为力。不过他说，我可以接受教育，还建议父亲去咨询华盛顿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他能提供关于聋盲儿童学校和教师的信息。我们听从医生的建议，立即赶往华盛顿去见贝尔博士。父亲很伤心，而且揣着满腹的疑虑，我却对他的痛苦一无所知，只因为要从一地赶往另一地而激动不已。我那时虽然还只是个孩子，却立刻就感受到了贝尔博士的亲切和同情，正是这些品质为他赢得了许多人的爱戴，正如他了不起的成就俘获了众人的钦佩一样。他将我抱在膝头，见我摩挲他的怀表，他便让怀表为我报时。我知道他懂得我的手势，于是立刻就喜欢上了他。但是当时我绝不会想到，那次见面将成为一扇门，穿过它我将从黑暗走向光明，从与世隔绝走向友谊、陪伴、知识与爱。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波士顿帕金斯学校的校长阿纳格诺斯先生写信，询问是否有能为我提供启蒙教育的老师，那里正是豪威博士为盲人接受教育而辛苦建设的学校。我父亲当即照做，几周后我们就收到阿纳格诺斯先生的热情回信，他要我们放心，说已经物色到了一位教师。那是1886年夏天发生的事，但苏利文小姐来到我家已经是来年的三月。

就这样，我像是走出埃及，来到了西奈山 的面前，一股神圣的力量触碰到我的灵魂，赋予它光明，就这样我看到了许多奇景。我听到圣山上有个声音在说：“知识就是爱，是光明，是愿景。” lhLYX7gl425hdQyLiG2KO29EI8rBRTs0O4woBgS4T2TS8t9c43158gO7zJie4Dd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