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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洪
摘 要 ：内勒·拉森是美国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人物之一，其代表性小说《越界》描写了黑白混血儿的身份危机。读者或评论界曾一直将“种族越界”看作该作品的主题。然而，该小说在表层种族叙事的结构之下，还隐含着另一条主线，潜伏着另一个叙事进程，即性别越界。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越界》是一部含有多重隐含作者形象的小说，其关于种族越界的价值规范和关于性别越界的价值规范并存，从而召唤出不止一个隐含作者形象。该小说以种族叙事为主线，同时在潜藏文本中隐晦地描写了同性恋/双性恋关系。采用这样的叙事手法，既能突破传统又可以避免受到传统力量的反弹和压制。
关键词 ：种族越界；性别越界；多重隐含作者；显性叙事；隐性进程
中篇小说《越界》（ Passing ，1929）是美国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人物之一内勒·拉森（Nella Larsen）的代表作，描写了黑白混血儿的身份危机。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之一、黑白混血儿克莱尔·肯德里（Clare Kendry）冒充白人的悲剧故事。克莱尔是一个浅肤色的黑白混血女人，她利用自己浅淡的肤色“冒充白人”，后来如愿以偿，嫁给了一个名为约翰·贝罗的白人极端种族主义者，以白人女性的身份生活。而贝罗对克莱尔的种族一无所知，因此克莱尔能够享受着白人所拥有的优越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越界》通过种族越界的描写，打破了黑白二元对立的主题，所以《越界》又译为《冒充白人》。小说的另一位女主人公艾琳，克莱尔儿时的玩伴和朋友，与黑人布莱恩结婚生子，在哈莱姆过着安稳的中产阶级生活。艾琳基本上坚守着美国黑人的文化传统，维系着黑人的价值观。
小说名为《越界》，但其英文名称“Passing”一词除了“被当成/作……，被误认为……”之外，还有“死亡”的含义。这一含义也与小说结尾克莱尔之死相对应。言下之意，“越界或冒充”意味着毁灭。《越界》自问世以来，读者或评论界曾一直将“种族越界”看作该作品的主题。然而，该小说在表层种族叙事的结构之下，还隐含着另一条主线，潜伏着另一个叙事进程，即性别越界。仔细阅读文本可以发现，其中暗含着对性别取向（sexuality）的叙述。所涉人物具有双性恋倾向，如主人公艾琳和克莱尔均为已婚人士，且育有子女。同时，艾琳对克莱尔有同性恋倾向，而艾琳的丈夫布莱恩的性取向也有同性恋之嫌。所以，可以说拉森的《越界》除了黑白二元对立的描写之外，还同时暗含着有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主题。换言之，小说涉及了种族、性别取向等多重主题，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纽约哈莱姆地区黑白混血人群的生活状况和心理认同问题。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越界》是一部含有多重隐含作者形象的小说。一部文学作品，“由于文本具有并行但不能调和的几套价值规范，还是有可能召唤出多重隐含作者形象”（Klaiber，2011：143）。《越界》涉及并行但不能调和的几套价值体系，其关于种族越界的价值规范和关于性别越界的价值规范并存，从而召唤出不止一个隐含作者形象。
《越界》的叙事首先召唤出的是一个展现种族越界和黑白混血儿身份认同主题的隐含作者形象。因此，种族越界和身份认同即是这一隐含作者意欲凸显的主题，所以成为文本较为明显的叙事链和主要情节。种族越界，顾名思义，即越过了种族的界限，从一个种族的成员变成另一个种族的成员。从此意义上讲，“越界”指的是黑白混血儿利用自身浅淡的肤色去冒充白人并一度获得成功的经历，即种族越界。
在《越界》中，主人公克莱尔成功越过种族的界限，被接受为白人家庭的一员。她冒充白人，获得了白人贝罗的青睐。二人婚后生有一女，家庭生活较为和谐融洽，家庭稳定。但克莱尔的内心深处一直焦虑不安，担心她的黑人身份迟早会被揭穿，从而丧失她目前所拥有的一切。她因而没有安全感，内心恐惧，时常担惊受怕。克莱尔生了一个女儿后，不敢继续生育。她向艾琳说道：
“不，我没有儿子，我也不打算要。我害怕。玛格丽出生前的整整九个月，我几乎要死于恐惧，因为她可能是深肤色的。谢天谢地，结果她一切都好。但我不会再冒险了。绝不！那种紧张感简直太太可怕了。”（拉森，2013：77）
克莱尔为了享受白人社会的舒适和地位，利用自己浅淡的肤色，欺骗白人，嫁给了约翰·贝罗。贝罗是个十足的种族主义分子，极端歧视黑人。贝罗因为坚信克莱尔是白人，只是长得“黑了点”而已，所以常调侃她，称之为“黑子”“老黑”。贝罗的言行不仅引起克莱尔的不快，更加激怒了到他家拜访的艾琳、格特鲁德等客人。她们也是黑白混血儿，只不过被他误认为是白人而已。
克莱尔虽然越界成功，她还是明白甚至怀念自己的黑人种族身份的。克莱尔长期在欧洲城市生活，但她执意要跟丈夫来芝加哥，想来看看她的同伴、朋友和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就是要来。到了这儿之后，我决定要见见旧相识，看看大家都过得怎样。”（拉森，2013：73）实际上，克莱尔并非不在意自己的种族，相反，她内心深处的矛盾说明其黑人种族身份时时刻刻在提醒着她，她要寻找新的自我。因此，她的种族身份意识渐渐加强，她不知不觉地开始想着回归黑人群体，从中寻找精神给养，期望将来有一天重返黑人社区。她甚至出现了一种“不惜代价”的冲动和决心。万一她的丈夫因此发现了她的真实身份，她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她宁可死去也不想太过无聊”（拉森，2013：281）。她想回归本源，回到属于她的黑人群体中去。
不过，关于种族越界这一问题，如文本所示，黑人群体内部的态度也因人而异。艾琳虽然总体上不认可种族越界，但她有时也会有类似的想法和行为。她外出的场所，有的地方在当时来说不一定待见黑人，而她的浅肤色刚好弥补了这一不足。从她与朋友菲丽丝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艾琳时而也会冒充白人。
我是在乎，但不是你认为的那个原因。我觉得我这辈子几乎没怎么融入白人的生活，除了生活琐事、吃饭、看戏这些，为了方便。我指的是社交上，除了那一次，刚刚你路过的那个人就是唯一一个我伪装成白人遇到过的。（拉森，2013：250-251）
也许艾琳并非有意要“冒充白人”，她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麻烦，相比肤色深黑的非裔美国人来说，会少得多。同时，由于当时美国社会种族歧视较为严重，美国黑人常常遭受不公正待遇。他们抗议控诉，但似乎又感到无能为力，因此思想上难免产生波动，希望自己是白人。
一个人静静坐在客厅里，享受着舒适的炉火，艾琳·瑞德菲尔德生平第一次幻想，自己不是黑人出身就好了。生平第一次，她因为无法摆脱种族的压力痛苦而想要反抗。她静静哭泣，撇开为种族所受的苦不谈，她作为一名女子，一个个体，去承受这些已经足够。这太残酷，她不应该去承受。（拉森，2013：246）
艾琳看上去十分在意自己的种族身份，只是在感到无奈、无助时才会有所动摇，产生种族越界行为。就艾琳而言，她虽然表示不会去冒充白人，但似乎并不反对别人那样做。而且，她面对贝罗的种族侮辱性言辞能够忍气吞声，一方面在于维护克莱尔。正因为克莱尔与她同属非裔美国人，艾琳才没有当面斥责克莱尔那带有极端种族歧视思想的丈夫，担心那样做会暴露克莱尔的身份。另一方面，这也源自艾琳对冒充白人这一问题的态度。艾琳和丈夫布莱恩的对话充分体现了黑人群体内部对种族越界问题的不同看法。
艾琳：“‘冒充’白人也挺有意思的。虽然我们不赞成，但同时也不反对。这种行为让我们鄙视，也或多或少地让我们羡慕。带着一种奇怪的反感，我们对其敬而远之，但回过头来，我们又去保护它”。
“那是种族生存和发展的本能反应。”
“扯淡！不是一切都能用某些通用的生物语言来解释的。”
“绝对一切都能。看看那些所谓的白人，什么烂事没干过吧。谁也别说谁。就是种族生存和发展的本能反应。”（拉森，2013：129-131）
如文本所示，黑人对种族越界的态度十分矛盾，即鄙视又羡慕，既排斥又赞同。艾琳偶尔也会因为心理压力过大而产生希望自己不是黑人的念头。人在软弱无助的时候，难免产生奇怪的想法。面对种族歧视的社会环境，作为个体的黑人常常感到无能为力。艾琳的儿子小布在学校被人称为“可恶的黑鬼”，她觉得很无奈，但又无所适从。不过，艾琳总体上一直都在坚持其黑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维护其黑人身份。
克莱尔从小就向往白人的生活，对白人群体产生崇拜，以至于不惜代价以欺骗的方式进入白人群体，成为白人家庭的一员，享受着“作为白人”所拥有的社会地位。但她一直没有彻底忘记其源生种族身份，作为黑人的现实在其内心深处时隐时现。生活经历不断地撞击着她的种族归属感，她渐渐从偏离回归本源，渴望着回到她所归属的黑人群体中。其美国黑人种族的身份印记已经深深地烙在她的身上，烙在她的心里。她曾放弃作为黑人的自我，但她的身份只是暂时被遗忘，或者暂时被压制到内心深处。就像休眠的火山一样，被抑制的岩浆难免有一天会再度喷发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中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克莱尔免不了重新思考她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免不了对身份问题进行反思，甚至像当初准备“越界”那样，重新作出选择，再次“越界”。而这次的“越界”实乃还原，本来就是黑人，回归本源再做黑人。无论克莱尔当年怎么想，做过什么事，她最后对本源群体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谓是“迷途知返”。不幸的是，她的愿望没有实现。她的黑人身份终于暴露，贝罗恼羞成怒、暴跳如雷、恶语相向。克莱尔最后掉到楼下，摔死了。
《越界》描写了黑人越过种族的界限冒充白人的故事，是黑白混血儿的悲剧经历写照。克莱尔的“越界”与后来其预想和期望的“回源”形成对照，该作品暗含的种族问题实际上已经得到解答。作品的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很明确，面对白人强势群体的压迫和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歧视，黑人群体中会产生身份困惑，会有自我憎恨倾向，会有依附白人文化的尝试。但是，总体上看，大多数黑人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我，有着强烈的种族自豪感。面对白人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他们虽时而有困惑，时而立场不够坚定，但他们总体上一直都认同自我，坚守自己的文化身份。艾琳就属于这样的非裔美国人，能够总体上恪守美国黑人的价值观，维护本群体的信念。而克莱尔最后准备“回归”黑人群体的心态也是坚守源根文化的身份认同倾向，她的例子实际上暗示了作品蕴含的主题和隐含作者的思想，即黑人本源身份才是非裔美国人应该认同的身份，而抛弃本我则将导致自我的毁灭。
《越界》的种族越界叙事贯穿于作品的始终，但潜藏在种族越界叙事下面，还有一条性别取向越界的叙事链，涉及双性恋和同性恋的潜在情节。这一叙事链召唤出另一个不同的隐含作者形象，它创造了性别越界的潜文本。所以，《越界》同时也是性别越界。文本在种族越界的表层叙事之下同时暗含着另一条叙事进程，即对主人公的性别取向情结的暗示与含蓄描写。“种族问题只是该作品保持悬念的叙事策略，并非是[通常意义上]令人瞩目的社会问题……它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为故事的结局创造相应的外部环境”（Tate，1980：143）。因此，作品的主题很容易被完全当成是种族越界。拉宾诺维兹（Rabinowitz）认为，“《越界》其实是一部关于性别越界的小说，同性恋者被当成是异性恋者，但却被当成是种族越界的小说”（Rabinowitz，1994：201）。文本的显性叙事向前推进的过程中，隐性的性别越界叙事也同时展开。《越界》看上去自始至终都在讲种族问题，尤其是“冒充白人”的问题。虽然也有关于性别取向的叙述，但似乎只是夫妻两性关系或者对待性的问题的看法等方面的描写，如艾琳和丈夫几近“无性的”婚姻生活，如何对孩子进行有关性的教育，以及艾琳对克莱尔“意欲占有”布莱恩的愤怒等。但该作品暗含的另一条隐性叙事进程涉及了有关性别取向甚至同性关系的描写，这是另一隐含作者所暗示的主题。
艾琳和布莱恩属于中产阶级，表面上拥有体面的婚姻，但二人却向往着一个等级不是那么森严的社会——性别体制，以便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同性欲望。拉森在文本中隐晦地指向这种另类的社会秩序，但因顾忌到资产阶级体面伦理的文化力量，她的叙事却又使得这一潜藏文本面目全非。（Blackmore，1992：475）
文本中，明显围绕艾琳展开的种族越界叙事自然是较为安全的故事讲述方式，“但在种族越界叙事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更为冒险的故事，一个没有明言的故事，那就是艾琳对克莱尔的性意识的觉醒”（McDowell，1986：xxxi）。麦克道尔引用了文本中一连串的细节来支持她关于同性恋次要情节的论断，指出艾琳潜意识里对克莱尔有性爱倾向的种种可能，而这一故事以空间叙事的方式展开。
故事开始于德莱顿酒店楼顶（其中有不少有关不正当性关系的暗示），在克莱尔家的茶会上得以强化，然后便是人尽皆知的“来到家里”，在艾琳的卧室中爆发。（McDowell，1986：xxxi）
出于颜面、社会声誉和安全的考虑，艾琳始终将这些情感压在内心深处。文本的叙述中充满了隐藏和压抑的意向，言而不说乃是《越界》的主要叙事特征之一。
小说的故事开篇时，艾琳收到克莱尔的来信，而信中有很多性方面的暗含之意。艾琳拿起信，“匆匆扫了一遍，尽力推测，或凭直觉猜测这些漫不经心的文字”（拉森，2013：8）。信中写道：
……因为我寂寞，很寂寞……忍不住盼望再见到你，前所未有地渴望；我的生命中向往过很多东西……你不知道在我黯淡的生活里，我一直看着另一种生活的光鲜画面，那种我曾一度认为自己希望摆脱的生活……就像一处病痛，一股永无宁息的痛楚……”一沓又一沓的信纸上写满类似的话，最后还在结尾写道，“这是你的错，亲爱的琳。至少一部分是。因为我现在本不会有这种可怕而狂热的愿望，如果不是那次在芝加哥遇见了你……”
鲜艳的红晕在艾琳·瑞德菲尔德温暖的橄榄色脸颊燃起。（拉森，2013：8-9）
艾琳看着信，拼命地压制着自己的情感，但她的脸上却泛出了“鲜艳的红晕”。她也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决定置之不理，就当“有人刚刚从[她的]坟前经过”（McDowell，1986：xxvii）一样。麦克道尔还指出，拉森文本中采用了火的意象，“这是传统中代表性欲的象征”（McDowell，1986：xxvii）。艾琳回忆起她与克莱尔重逢的那一天：
芝加哥。八月。一个灿烂的日子，天气炎热，烈日的光芒如同熔融的雨倾泻下来。建筑的轮廓不断扭动着，好似对炎热的反抗。抖动的线条从炙烤的人行道窜起，沿着闪亮的电车轨道一路蜿蜒。汽车停靠在马路边沿，反射出舞动的光焰，橱窗玻璃投射出炫目的光辉。尖锐火热的灰尘颗粒自人行道升起，刺痛行人焦灼或汗湿的皮肤。丝丝微风宛如风箱缓缓煽出的火焰的呼吸。（拉森，2013：10-11）
其中的词汇如“灿烂”“炎热”“烈日的光芒”“炎热”“炙烤”“光焰”“炫目的光辉”“火热”“焦灼”“火焰”等，与火的意象相对应，映衬出其象征意义。二人12年后久别重逢，艾琳十分在意克莱尔的相貌，“依艾琳看，这是一个外表迷人的女人，深色近黑的眸子，宽宽的嘴唇衬着象牙色的肌肤，如同鲜红的花朵。”（拉森，2013：17）在克莱尔家的茶会上，艾琳注意到：
[克莱尔的]双唇抹上鲜艳的天竺葵红，甜美，感性，又有点倔强。一张诱人的嘴。额头到颧骨有些宽，但乳白的肌肤透出柔润的光泽。那双眼睛极其动人！深色，有时全黑，在长而浓密的睫毛下，总是闪闪发亮。引人瞩目的眼睛，迟缓而催眠，热情中混合了孤独和秘密。（拉森，2013：55）
这次相聚结束后，艾琳留意着克莱尔的目光，开始对这次与克莱尔的相聚流连忘返。“在那目光的恳求和抚爱之下，艾琳产生了一个愿望，希望这次分别不会成为最后一次”（拉森2013：58）。两年后，艾琳与克莱尔再次相聚。
面对眼前的这个女人，艾琳·瑞德菲尔德突然有一种无法解释的爱怜涌上心头。她伸出手，把克莱尔的两只手抓在自己手里，用一种类似惊叹的声音喊道：“我的天哪！你怎么这么漂亮呀，克莱尔！”（拉森 2013：152-153）
对于艾琳没有回信的事，克莱尔开玩笑说：“他们肯定以为我跟谁有不正当关系，被哪个男人甩了。”（拉森，2013：153-154）文本中的这些描写“显然带有性爱的意味和不正当关系的暗示”（Blackmore，1992：476）。随着情节的推进，艾琳似乎对克莱尔着迷，十分留意克莱尔的举止和容貌特征。“艾琳对克莱尔的描述显得极不寻常，充满情欲，深藏在欲望的话语中。虽然她不敢明确表达她的吸引力，但艾琳无法摆脱克莱尔在她身上唤起的欲望”（Blackmore，1992：476）。由于社会因素，艾琳自然极力淡化她对克莱尔的情感欲望，转而更加关注种族（越界）问题等。在艾琳家中，克莱尔与艾琳交谈着、争论着。其间有一时刻，艾琳突然被“莫名其妙的情感洪流所淹没，性欲取向和种族问题再次搅在一起”（Blackmore，1992：476）。艾琳有丈夫，有孩子，但这并不能完全否定她可能会对克莱尔产生情爱。换言之，艾琳也可能会是个双性恋者。她与丈夫布莱恩的无性无爱生活可以说明她的（或他们的异性恋）生活基本上告一个段落。结婚多年，艾琳和布莱恩的婚姻缺乏性爱和情感表达，艾琳对布莱恩的感受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细微的变化。“布莱恩对艾琳没有任何欲望，她自己也在想：奇怪的是，她现在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知道什么是爱情。即使对布莱恩的情感也不确定了。他是她的丈夫，也是她儿子的父亲。但他还有别的吗？她曾经想要或争取更多的什么吗？在那一刻，她不这么想了”（Larsen，1986：235）。她与丈夫之间的爱渐渐逝去了，二人仅仅只是在扮演者各自的社会角色，维持着经济意义上的家庭稳定。
艾琳的丈夫布莱恩也是个双性恋者。他与艾琳结婚生子，说明其异性恋倾向。但正如艾琳所述那样，看来他似乎开始对女性不太感兴趣了。布莱恩面对女性，显得目空一切，与之相距甚远，还带有点嘲讽。艾琳发现，“虽然他们已一起生活多年，但他这种作风，还是会让她感到惶恐不安。他站在那里，俯视着她，脸上带着他那顽皮的笑容，笑容里透着一丝丝傲慢，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是非他莫属的”（拉森，2013：117）。布莱恩常常情绪低落、焦躁不安，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似乎在内心深处隐藏着什么。作品中有很多细节描写指向了布莱恩的同性恋倾向。艾琳使用“queer”一词描述她丈夫的行为，而这个词一语双关，既指“奇怪的”又有同性恋的含义，即“酷儿”。布莱恩与艾琳在谈及儿子的教育时提到性，即通常意义上的异性恋的性问题，布莱恩立刻说那只不过是个笑话，天大的笑话（拉森，2013：137）。艾琳觉得布莱恩不够男性化，布莱恩也承认自己有点女性化。如他跟艾琳说：“噢，我们男人能问问原因么？还是，这个原因有那么点女性化的男人们理解不了啊？”（拉森，2013：211）布莱恩一直幻想着离开美国到巴西去，艾琳认为这个想法古怪（queer），而且不切实际。艾琳反对布莱恩离开的理由主要是他作为一家之主不能放弃对家庭的义务。艾琳认为，“布莱恩也是属于这里的，对她和孩子们的使命是义不容辞的”（拉森，2013：277）。所以，艾琳对布莱恩的需求是责任、义务，而不是爱。一旦想到会失去依靠，艾琳便心生恐惧而且愤怒无比。然而，布莱恩似乎有点一意孤行的念头。他对艾琳强调说：“几年前我就想带他们[孩子们]离开这个地狱一样的地方，你不让我这么做。因为你反对，我放弃了这个念头。别指望我放弃一切。”（拉森，2013：265）布莱恩幻想着离开美国到南美洲的巴西去，也许在巴西不会碰到像在美国碰到的种族歧视，但他也很可能是为了追求同性恋自由。“同性恋在巴西从未被定为是犯罪行为；在美国，同性恋者[曾一度]普遍会遭遇政治迫害，而在巴西，从未如此。时至今日，巴西仍然比美国更能接受性别和种族差异：‘巴西，西方社会中最没有种族主义的地方，也是对同性恋者最为宽容和最不压抑的国家。’”（Blackmore，1992：477）在哈莱姆，黑人中产阶级的伦理不能容忍同性恋行为的出现，布莱恩自然想着要离开。
表面上看，《越界》主要讲述克莱尔面对种族问题表里不一的故事，所以常被当成是一部描写种族身份的作品，但实际上，小说文本的种种线索暗示了该作品也是一部关于性别取向的小说，涉及双性恋和同性恋。这是作品另一隐含作者所表现的主题，暗含着种族越界叙事之外的另一叙事链。
“隐含作者”是布斯在其《小说修辞学》第一版中提出的概念。此概念一经提出，便一直成为人们特别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一般说来，隐含作者是“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中推论归纳出来的[作者形象]”（赵毅衡，2013：12）。申丹指出，“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就是同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与‘在特定写作状态中’的关系……这位有血有肉的人在进入某种写作状态之后，就会形成不同于该人日常生活状态的‘第二自我’，而作品隐含的作者形象就是这个‘第二自我’以特定方式进行创作的结果”（申丹，2009：33）。申丹将隐含作者分为编码的隐含作者和解码的隐含作者。她认为，“就编码而言，隐含作者就是处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立场来写作的作者；就解码而言，隐含作者则是文本‘隐含’的供读者推导的这一写作者的形象”（申丹，王丽亚，2010：71）。申丹还指出，“虽然是以文本为依据来推导隐含作者的形象，但文本外的因素只要影响了作者的创作立场，在文本内就会有所反应，就属于相关背景因素”（申丹，2009：33）。
隐含作者是从文本推定而出的作者形象，这是从解码意义上来看的隐含作者。以上所述关于《越界》的种族越界和性别越界叙事即是解码意义上的隐含作者创作的产物。《越界》的叙事中存在着两条并行但并不相容的价值规范，说明该作品存在两个隐含作者。
从编码意义上的隐含作者来看，隐含作者是作者进入写作状态的那个自我，是作者的第二自我。真实作者拉森在正式写作之前的所思所想自然也会体现在文本之中。所以，对隐含作者形象的推定，除了文本内的因素以外，还需考虑文本外的一些因素，即与真实作者相关的信息，如传记、对该作者的评论、该作者其他文章或书籍、报告，以及创作背景、创作思想等。真实作者拉森的创作时代背景、其创作意图以及他人的评论等，对于其作品隐含作者形象的推定来说，也同样重要。以文本外因素为依据推定而出的隐含作者形象即是编码的隐含作者。
《越界》发表于1929年，讲述了哈莱姆黑人区的故事，其创作背景与当时美国社会，尤其是纽约哈莱姆地区的时尚有着密切的关联。“20世纪20年代的哈莱姆，女同性恋和双性恋蓝调歌手备受欢迎，说明哈莱姆对同性恋有着相对宽容的态度。也许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哈莱姆（以及格林尼治村等其他一些激进的独立聚居区）为男女提供了机会，公开或半公开地体验同性恋和双性恋”（Blackmore，1992：480）。当时的哈莱姆似乎较美国的其他地区更为开放、宽容，对同性恋的限制不是那么严格。“许多俱乐部都是为了迎合大部分同性恋客户。大量的人群，由于种族和性别取向的缘故，聚集在洛克兰宫和萨沃伊舞厅等地参加经常举行的变装演出活动（drag balls）”（Blackmore，1992：479）。当时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很有可能受到时下社会风尚的影响，在其作品中触及同性恋问题。如莉莲·费德曼（Lillian Faderman）在其作品《奇异女孩与黄昏恋人》（ Odd Girls and Twilight Lovers ，1991）中所言，“在20世纪20年代，大量白人涌向哈莱姆，偷吃禁果，体验同性恋”（Blackmore，1992：479）。哈莱姆成为当时同性恋者的乐园，拉森的创作涉及同性恋的题材也是自然的了。“拉森对非传统性别取向题材的文学实验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哈莱姆区的一个更为明显的趋势。在哈莱姆，女同性恋，尤其是女性双性恋现象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这一现象通常被视为是‘现代’女性不守规矩但又刺激冒险的选择”（Blackmore，1992：479）。同时，哈莱姆地区的同性恋文化无疑会对当地的人们产生影响。如《越界》所示，在当时哈莱姆地区类似艾琳和布莱恩的中产阶级家庭中，夫妻双方由于情感空虚或者性爱贫乏，难免会产生同性倾向。“哈莱姆的女同性恋社区也许是那个时代最明显的女性独立于男权社会秩序的例子”（Blackmore，1992：480）。不过，《越界》对同性恋或双性恋的触及显得十分隐晦，与显性的种族越界叙事形成强烈的对比。“就像艾琳拒绝说出她对克莱尔的情感一样，她也不会说出布莱恩对同性的渴望——只是称之为‘巴西’。实际上，这两个类比之间的含义更加深刻。当艾琳通过关注克莱尔种族越界的危险性来传递她对克莱尔的同性情欲问题时，她让种族关注掩盖了她对布莱恩的性焦虑”（Blackmore，1992：478）。布莱恩确实说过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使之难以忍受，也暗示了巴西是个没有种族歧视的理想之地，但这是《越界》的显性情节所表现的话语。布莱恩在力图摆脱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之余，也在力图摆脱当时那里存在的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只不过他欲摆脱性别取向歧视的愿望在文本中表述得极为隐晦而已。因此，“布莱恩欲逃往巴西的愿望‘被当成’是个纯粹的种族问题，这样一来，他具有同性欲望的次要情节便隐藏在文本的[主]叙事之下。同样，艾琳对克莱尔的同性恋情结也隐藏在文本的[主]叙事下面”（Blackmore，1992：478）。
实际上，《越界》不稳定的性别叙事未能得以充分展现，也没有贯穿于整个故事之中。这并非是小说叙事上的瑕疵，而是隐含作者创作意图的具体体现。如克莱伯（Klaiber）所言，产生隐含作者的原因主要来自审查制度和社会压力，常见于同性恋文学或19世纪女性文学，均以“双声”的方式来“掩盖其颠覆性的话语”，表面是传统的价值观，而文本深层却含有颠覆性的价值观，这样便产生了两个自相矛盾的隐含作者，显得人格分裂（Klaiber，2011：138）。
小说的多重隐含作者产生了多重的声音，一个较为明显而另一个较为隐晦，这其实是社会文化规约产生影响的结果。《越界》中的性别取向叙事与当时的传统叙事主题相去甚远，而且性别取向叙事的手法具有较大的社会风险。因此，隐含作者在叙事策略上，采用以种族叙事为主线，同时在潜藏文本中隐晦地描写了同性恋/双性恋关系。采用这样的叙事手法，既能突破传统又可以避免受到传统力量的反弹和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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