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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反映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一些社会状态之外，《哆啦A梦》一作中还有很多诉说着战后不久日本各种艰难困苦的场景，这个我们在之前就已经做过各种零星的介绍了。
刚刚战败之后的日本，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贫乏。
这里的贫乏指的是各种意义上的，比如物质，比如精神，再比如道德。
今天的日本可能会给你留下物质丰裕治安良好的印象，尤其是犯罪率，堪称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即便是大半夜去ATM拿钱都不用担心什么，但在六十多年前刚战败的那会儿，这个国家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
犯罪率很高，尤其是少年犯罪。
即便是战后十年，日本仍然是很穷的，普通人家即便是在学校教书做老师的，光靠工资也不见得能养活一家人，究其原因，自然得算在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那帮人头上，那场战争不仅给受侵略的亚洲各国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就连日本本身，也遭到了巨大的创伤，在战后，全日本都陷入了极度的贫穷之中。
大人物们发动的战争，却只能让儿童，妇女这些弱势群体逆来顺受地接受着恶果。
父亲死在了战场上，母亲养不活又只能将其抛弃，于是孩子自然就成了孤儿。
别以为那年头会有孤儿院来收养你，大人连自己都养不活还来养孤儿，开什么玩笑呢。
于是无父无母无依无靠的孩子们便只能走上街头，用他们稚嫩的身躯或者用他们自己定下的规则，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存活。
去偷，去抢，去骗，为了得到钱财和食物不惜横夺他人性命，在那些孩子们的心里，别说什么仁义道德之类的高尚玩意儿了，就连最基本的同情和怜悯，也都早已不复存在。
在这种黑暗的时代里，能够滋生的只能是犯罪。
昭和二十年代和昭和三十年代（1945——1955）是日本历史上少年犯罪率最高的10年，尤其是杀人罪，仅在昭和二十六年（1951）一年里，少年杀人犯便高达448人，在动画片发生的那一年（1955）里，这个数据也达到了345人。
事实上，能够像电视剧动画片里演的那样出狱之后成功地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光明正大的吃饭的少年犯，很少，特别少，几乎就是不存在。
更多的人则是出狱了之后再犯罪，犯罪了之后再被抓，如此反复年复一年，最终，为这黑暗的时代所吞噬。
为父母所抛弃，又无法被这个社会所接受，使得很多人对这个世间怀有一种强烈的仇恨和报复心。
不光是战争孤儿，即便是那些有亲人管教甚至是双亲健在的孩子们，其犯罪能力也绝对不容小窥。
请千万不要以为父母健在就一定能成为好孩子，尤其是在那个天下大乱的年代，成年人整日都奔波于生计，连吃饭都成问题了，怎么还可能去顾及孩子们的教育问题，整日里只是放任自由，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这些孩子和孤儿们比起来，除了还算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家之外，其余的也没甚太大差别。
至于学校，那就更别提了，据说广岛原子弹过后造起来的第一座建筑是学校，这个我没有考证过，不知真假。
不过我手头上倒是有这么一组数据，在昭和三十年代的一次调查中，调查人员发现，当时在校读书的中小学生里，有百分之四十的人不知道大化革新，有超过百分之十的同学，不知道明治维新。
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如果按照历史重要程度等价换算成中国历史的话，大致类似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抑或是改革开放。
总之当时就是这样的一种教育环境，虽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人不是没有，但大多数都是抱着一种得过且过能混一天是一天的心态。
说白了谁也不知道这种贫穷会持续到何时，甚至不知道哪天大老美一个不爽就来奴役日本列岛了，毕竟战败国就是战败国，没有任何权益尊严可言。
最要命的是，当时很多为人父母为人师长的成年人都在做着一些作奸犯科的勾当，耳濡目染之下，孩子们的所作所为自然也就无需多提了。
这是国家之罪，社会之罪，绝非单单少年之罪。
闲篇似乎扯了挺久了，在最后说一个发生在战后不久的日本少年犯罪事件吧，尽管这个案件的发生其实和战争余祸没甚太大关系，但它绝对是属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最重大的一次少年犯罪，故而特此拿来一说。
却说昭和二十五年（1950）七月二日清晨，位于京都的金阁寺突然就燃起了熊熊烈火，当时又正值夏天，高温干燥还带强风，所以火势越少越大，虽然消防队紧急赶到，但寺里包括金阁在内46坪面积的建筑被烧毁，其中，被誉为国宝的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的木像，以及各种观音菩萨如来佛等珍贵佛像都被付之一炬，损失极为惨重。
至于金阁寺本身，我们上一本在说一休的时候也有提到，它是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所造，因为其舍利堂的墙上贴满金箔，从远处看金光闪闪，所以得名金阁寺。
换在中国的话，等于是有人哪天吃饱了饭没事儿干放了一把火把少林寺给烧了。
所以当时的日本民众纷纷要求警察局火速破案揪出真凶，还世间一个和平。
警察顿感压力很大，纷纷全力以赴地跑去查案，在经过彻夜摸排之后，基本确定了犯罪嫌疑人，那就是在金阁寺里做小和尚的林承贤。
林承贤当年21岁，在大谷大学读中文专业。
他做的和尚算是兼职，要等毕业以后才能成为专业僧侣。
这里需要指出一点的是，很多人认为这家伙犯案的时候已经都21岁了，本不该将其归入“少年”那一栏里的。
事实上，这是当年日本的一个约定成俗的传统，在二战前后，很多所有刚刚二十过头的罪犯，都被当做少年犯来处理。
比如昭和三十年（1955）三月，有两个21岁的男子已送电报为名骗人开门之后入室抢劫的案件，就被划归少年犯；还有同年同月某无业21岁男性在东京葛饰区的工地上绞死了一名8岁的小学生，接着又杀害了自己4岁的侄子，也被当成少年犯罪来处理。
不过这哥们儿杀侄子的理由相当经典，说是自己经常被侄子欺负，要报复。
总之，这是当年日本的特殊情况，所以，林承贤同学是不折不扣如假包换的少年犯。
林承贤，昭和四年（1929）出生在京都的舞鹤地区，从小口吃，故而特别不受人待见，乡里的小伙伴总喜欢学他说话。进了小学之后虽说成绩很好，总是名列前茅，可要好的朋友却几乎没有，每次放学都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家。
1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离世，在死前，他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儿子进了金阁寺做沙弥，因为那地方有钱，做和尚的话至少能保个小康。于是林承贤就这么一边敲钟念经一边读书，一直考上了大学。
在此期间，他和自己母亲的关系处的特别差，曾经公开表示，但凡家里来了亲戚，自己都会带他们来寺里参观，可要是老娘来了，他连山都不打算下。
与此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林承贤也越来越觉得口吃的毛病给自己带来了太多的不便。
这是很显然的，他干的是和尚，靠嘴吃饭的活儿，每每别人家要做法事，和师兄弟们下山念经，人家一段经文都念完了，这哥们儿还结结巴巴地在南南南南南无阿弥陀陀陀陀佛的，时间一长谁还敢请他去？
而师兄弟们也不止一次地当众呵责他，让他好好说话。
寺院里的种种不顺，也影响到了林同学的大学生活，他大一的时候考试尚且能在全年级70人里混个33名，可到了大二就直接成了吊车尾，至于大三，他干脆连读书都不怎么去了，整日里躲在寺里，什么也不做，望着那座金灿灿的金阁，一看就是半天。
“在这个金阁寺里，我是显得多么的丑陋啊。”
他这么对自己说道。
因为混得太差，所以让林承贤产生了一种厌恶一切以及要报复一切的心态，他偏执地认为在这座寺院里，人人都视他如垃圾，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所以他要报复。
作案当天，林承贤带着火柴和汽油进入金阁，原本是想和这座金楼同归于尽来着的，可当他看着那直往上窜的火苗时，心生怕意，不由地逃了出去，直奔寺庙边上的山林，打算在那里自我了结。
但即便是这厮又喝安眠药又割腕的，却也没能死成，最终还是被前来搜山的警察发现，并当场擒获。
“就算是现在，我也无法明白自己到底在想什么，不过对于这次放火，我并不认为自己有错。因为金阁寺的美丽，所以每天都会有大量的访客，望着这些人，望着金阁寺，我都会感到一种深深的厌恶和反感，对于金阁寺，我觉得是相当丑陋的，但同时，却又对其深感嫉妒而不能自拔，这或许是因为我现在所处的环境太为恶劣所造成的吧，或许，也是因为我因口吃而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压力所致，总之，我不想看到这一切。”
被捕之后，林承贤如此说道。
当警方找到他母亲，希望她去见一见自己的儿子时，却被林承贤给拒绝了，而他的母亲对自己儿子所犯下的罪行只有一句话：“他是国贼。”
之后，便跳河自尽了。
知道母亲死讯后的第二天，林承贤在拘留所里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生也好，死也好，生死又能如何？又有什么意义？我现在写着的这个玩意儿，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每天吃三顿饭，吃了睡，睡醒了又吃，哭哭笑笑喜怒哀乐的，每天都在重复，可那又有什么意义？我这样一边说着没有意义可一边又在做没意义的事情，果然是在自欺欺人，哈哈哈，我敢说，这世界就是没有意义的，一年四季是什么？人类又是什么玩意儿？”
他疯了，确实是疯了，入狱之后被查出了精神分裂。
虽然是少年犯且又有精神疾病，但因此案事关重大，所以林承贤还是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在快要出狱的时候，他不幸染上了肺结核，三个月后医治无效死亡，年仅26岁。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金阁寺的执事长叫江上泰山，是林承贤的师弟，两个人当年交情还算不浅，对于师兄所做的一切，江上师傅并没有做过多的言语，只是淡淡地表示，师兄其实是一个能够明辨是非的人，只是因为对于是非对错过于偏执，从而内心产生了迷茫，失去了自我，却又没能及时回头，最终将修行半途而废，这才酿成了悲剧。
最后想插一句的是，金阁寺大火在当时轰动一时，引得各地媒体纷纷竞相报道，在那一拨接着一拨前去采访的记者里，有一个人后来以写日本历史小说而名扬天下。
此人名叫福田定一，笔名司马辽太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