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中的军事改革是日本向近代化国家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之一,也与日本近代史上的对外扩张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明治政府成立后的两大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天皇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建设天皇统领的国家军队。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社会处于幕藩体制 之下,日本的军制是封建藩兵制度,各藩藩主掌握军队,一遇战事,中央政府向各藩抽调藩兵。藩兵由武士阶级构成,指挥官为本藩大姓、高级武士,士兵为中下级武士,普通百姓没有成为藩兵的资格。武士阶级崇尚个人的武学修为,热衷于研习武道,不注重集体战术。自幕府末期到西南战争时期,武士阶级普遍存在轻视西洋武器的态度,对引进西方军事制度怀排斥心理。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依然沿用藩兵制度,军队由各藩藩主控制,上至将帅下至士兵对所在藩籍仍抱有根深蒂固的归属感。1868年,时任兵库县知事的伊藤博文 提出军队改革,建议将文武大权归还天皇,把各地征讨幕府的军队改编为常备军并以此为国家军队的基础。 1869年1月,政府实行“版籍奉还”政策,即令各地大名向天皇交还领土,以实现中央集权统治。而中央政府若要能真正实现集权并有效控制长期拥兵自重的诸藩,就必须迅速建立起一支强有力的直接隶属于天皇的军队。
最早提倡国家进行近代军事制度改革的是大村益次郎 ,他被后人视为日本的“军制之父”。青年时代,大村就热衷于研究西方兵制兵法,译有大量荷兰陆海军兵法书籍。明治政府成立后,大村任兵部大辅,积极致力于日本军事近代化改革,创建近代军制。大村主张统一各藩军队,习用法国军制,并推动兴办军事学校,培养具有近代军事科学技术的军事人才。1869年6月,作为军事改革派,时任兵部大辅的大村在御前会议上提出创立御亲兵(即天皇军队)的设想,首先倡导国民征兵制度。国民征兵制度势必要取消武士特权,吸收平民组建国家军队,因此触动了旧封建士族武士阶级的利益。结果大村的设想尚未实行,就受到士族的疯狂攻击,于当年被过激武士刺杀而亡。
与此同时,时任兵库县知事的伊藤博文亦提出:“文武之权皆应归于朝廷,然讨贼之兵力,皆出自诸侯,朝廷无一兵一卒亲卫,何以威震诸侯?何以应对海外?夫治国岂可仅论仁德?亦应常备军威之盛”,“朝廷应设常备队,设立总督、军监、参谋等职,以下亦应设立相当之爵位,兵卒亦应各有职位,从而折中欧洲各国兵制,改革我国兵制”。 当年7月,天皇正式颁诏设立兵部省。兵部省不仅准备从各藩征集兵员,还计划建立学校,“雇佣外国人等为师,选拔各藩藩士为学生”。
1870年,明治政府开始推行军制改革。是年,大村益次郎的后继者山县有朋、西乡从道 从欧洲视察军制归国。山县出任兵部少辅,西乡任兵部权大丞。在他们的倡导下,政府决定将各藩军队进行统一改编,制定征兵规则,并布告全国,不论士族、庶民,每禄米1万石征招5名壮丁。 同时,命令陆军仿效法国军制,海军仿效英式军制进行改革。 1871年,日本政府实行“废藩置县”,同时将萨摩(今鹿儿岛县)、长州(今山口县)、土佐(今高知县)三藩的藩兵共计1万名, 调集至东京,改编为隶属于兵部省的御亲兵,这就是日本陆军最初的正规部队。 同年,山县等人联名上奏军事改革议案,提出日本应逐渐将军备重点由对内改向对外;以不断东进的俄国为假想敌,充实对俄军备;采用征兵制,完善教育机构,为陆海军培养人才;军备优先其他国政。 此后,中央政府开始逐渐解散藩兵,取而代之的是实行镇台制 ,即政府在重要地区派驻军队。8月,政府制定了东京、大阪、熊本、仙台4个镇台,分别驻扎常备军,把全国城防、武器、舰队都移交兵部省掌管,完全控制了全国军权。 1872年2月,为了进一步加强天皇对军队的统治,努力发展海军,兵部省一分为二,扩编为各自独立的陆军省与海军省。11月,天皇颁布征兵诏书,明确征兵总方针。1873年1月,正式颁发征兵令,实行征兵制度。
征兵制彻底打破了武士阶级的特权,从社会各层招募兵源,士兵不再为本藩领主效命,而是作为国家常备军隶属天皇。同时,政府将镇台增设为6处,分别设于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开始陆续从全国征兵,这样就逐步建立起直接效命于天皇的国家军队,新政府的军制也完全确立。
1874年,这支军队在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上试探性地迈出了一步。早在1871年12月,60余名琉球人遇台风漂流到台湾南部,其中部分为台湾原民所杀,余下被清政府送回琉球。此事件正好给了日本侵略中国台湾的借口。1873年11月,日本政府派外务卿副岛种臣及随员柳原前光前往中国,向清政府发难。1874年2月,时任日本陆军大辅的西乡从道被任命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5月22日,西乡率领舰队登陆台湾,攻打牡丹社原住民。10月,清政府与日本议和,赔偿日本白银50万两,日本更借口出兵台湾为“保民义举”,企图一并解决琉球的归属问题。
1878年,在山县有朋等人的主导下,参谋本部从陆军省中独立出来,日本形成了陆军省、参谋本部、监军部(后改为“教育总监部”)并立的三部编制,逐渐确立了近代化的陆军军制。
从日本陆军的组建过程可以窥见日本军事近代化道路的两个目标:一是建立为中央集权统治服务的军队,二是为对外扩张做准备。
日本实现对外扩张,不仅仅依靠陆军,海军也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陆军军人石原莞尔的弟弟石原二郎就是日本海军军人,任海军大佐,在卢沟桥事变后死于飞行事故。 故此,本书有必要对日本海军有一简要评价。
近代日本海军的创立要追溯到明治维新以前的幕府时代。嘉永6年6月3日(1853年7月8日),日本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影响近代日本巨变的大事件。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 (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领舰队强行驶入日本江户湾浦贺,打破了一直奉行锁国政策的东亚岛国的平静。日本幕府被迫同意开港要求,与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亦称《神奈川条约》),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因佩里舰队由四艘先进的黑色铁甲军舰组成,故这一事件又被称为“黑船”事件。佩里舰队共配备63门大炮,与江户湾仅有20门海防炮的火力形成鲜明对比。此后,英、俄、荷等西方列强也借机向日本提出通商要求,日本不得已大开国门。“黑船”事件对日本上下震撼极大,全国各阶层掀起了要求近代化改革的救国浪潮。这一事件既是导致封建幕藩体制瓦解的导火索之一,也为日本此后奉行强兵国策拉开序幕。
这里有必要对一个重要人物有所交代,即被后世称为“日本海军之父”的胜海舟(亦称“胜麟太郎”“胜安房”,1823—1899)。胜海舟是幕府海军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明治政府的第一任海军卿,还曾担任过外务大丞、兵部大丞、海军大辅、元老院议官等要职,著有《陆军历史》《海军历史》《幕府始末》《开国起源》《胜海舟全集》等书。他自青年时代起学习兰学 ,研究西方军事学和航海技术。早在1850年,胜海舟就开办私塾,传授所学。 1853年7月12日,也就是佩里率舰队到达江户湾的5日之后,胜海舟就提交了一份意见书。意见书中谈道:“美国军舰之所以能够轻易就入侵到我江户湾深处,盖因我海防方式不佳,应采用十字射击方式,同时必须加紧制造军舰。”他还建议:“第一,重用人才,打开言路。第二,制造炮舰,积极与清朝、俄国、朝鲜等进行贸易,将贸易所得用于国防。第三,巩固江户海防。第四,救助贫困的下级武士,将其编入西洋化编制,在江户周边开设训练军校。第五,加强整顿武器制造体制,囤储火药原料硝石。”
受到西方势力入侵的威胁,幕府不得不放弃坚持了近两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决定着手建设近代化的西式海军。在锁国期间,日本幕府仅允许在长崎与荷兰、中国通商。因此,日本在进行海军近代化改革之初是向荷兰学习。1853年10月15日,日本通过在长崎的荷兰商人秘密向荷兰政府提出请求,希望荷兰援助日本筹建西式海军,向日本出售军舰。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涉,荷兰政府答应派海军顾问到日本,为日本青年讲授近代科学知识、船舰操作技术等。1855年6月,荷兰赠予日本一艘蒸汽军舰(后被命名为“观光丸”)。7月,日本最初的近代化海军军事学校海军传习所在长崎成立,聘请荷兰海军士官担任教官。胜海舟和其他30名日本青年被幕府选为第一期传习生,于1855年9月1日从江户乘船出发,10月2日到达长崎,正式入学。当时,传习所共聘请了22名荷兰教官,其中两名后来先后成为荷兰政府的海军大臣。传习所教授的科目有:航海学、应用技术、船具学、测量学、机关学、造船学、炮术、算术和炮术训练。 长崎海军传习所的建立可以说是日本发展近代海军的开端。
1857年4月,幕府认为有必要也在江户设置海军教育机构,故此要求荷兰所赠“观光丸”回航(即从长崎返回江户)。于是130名长崎海军传习生乘“观光丸”回到江户。这次回航是日本人第一次乘坐西洋军舰进行航海。4月11日,军舰教授所(后改称“军舰操练所”“海军所”)在筑地成立,主要招收下级武士和将军家臣子弟为学生,由长崎海军传习所的毕业生担任教官。
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国家频繁进入东亚,为东亚地区社会带来巨大动荡。1860年就是极为不平静的一年。在中国,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被迫签下不平等的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朝鲜半岛也面临被迫开国。在日本,1858年幕府与美国缔结《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于1860年派员赴华盛顿与美国互换批准书。这段本属屈辱的行程反而促成了著名的日本海军船舰“咸临丸”(从荷兰订购、排水量700吨、木制军舰)实现第一次横渡太平洋。当年2月10日,日使节乘美舰从浦贺港出发。“咸临丸”作为陪同,尾随而行,船长由胜海舟担任,船上共有200名日本船员。3月18日,一行到达旧金山港。5月8日返航,23日到达夏威夷檀香山,6月22日返回浦贺,全程共航行约16666公里。完成这次大航海的日本船员基本都是长崎海军传习所的毕业生。
“咸临丸”返回日本后,幕府进一步加紧了海军的建设。1863年4月,幕府在神户设立海军操练所,由军舰奉行胜海州总管,招收京都、大阪及西日本各藩的士族子弟甚至部分平民子弟入学。在操练所,学员不论出身,一律平等——海军在明治维新前就打破了封建等级制度。起初,神户海军操练所聘请法国人担任教官。后来,驻日法国公使建议幕府,海军的训练更宜聘请英人担任,自此日本开始从英国聘请教官,学习英国的海军战术。主要学习科目有:测量、炮术、腰刀术、航海术、算术、英语等。 这也成为明治维新后海军效仿英国进行改革的背景。
受被迫开港的冲击,日本社会对幕府愈加不满,各地纷纷掀起“倒幕运动”,本就摇摇欲坠的封建幕府统治终于崩塌。1868年,日本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日本进入明治维新的时代。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暂设立“总裁”“议定”“参与”三职,处理国家政务。三职之下又设七科,七科中专门有一科为“陆海军科”,负责管理国家军务,这是近代日本陆海军最初的行政管理机构。
1869年7月8日,明治政府成立兵部省(嘉彰亲王任兵部卿、大村益次郎任大辅),陆海军归由兵部省管理。1871年9月8日,兵部省之下成立陆军部和海军部。海军部下辖五局:第一局为秘史局,主要负责收发、整理文件,后勤行政等诸事务;第二局为军务局,主要负责人事及与军务相关诸事务;第三局为造船局,主要负责制造和修理船只、船具、大炮等;第四局为水路局,主要负责水路勘测、管理灯塔浮漂等事务;第五局为会计局,主要负责被服、粮食等后勤支出事务。这样,近代日本陆海军并列的体制正式形成。1872年2月27日,兵部省被废止;28日,海军省(陆军省亦同时)正式独立,带领日本船舰实现横渡太平洋的胜海舟任初代海军大辅,次年升任海军卿。至此,明治政府开始进一步加大建设近代化海军的力度,其首要任务就是购买船只,培养海军人才。
1877年2月,日本爆发了“西南战争”,以西乡隆盛为首的萨摩藩武士宣布“起义”,对抗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派出军队征讨叛军,这可以说是日本新式军队的第一役。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政府的近代化和中央集权化政策,加深了中央与地方士族即武士阶级的矛盾。“版籍奉还”政策实施后,政府把武士阶级划归为“士族”。但是,由于士族为国家所奉养,造成了政府财政的极大负担。且士族武士多数仍然效忠于本藩,故不利于天皇直接统率的国军的创设。因此,政府不得不采取弱化士族身份的政策。1873年开始实行的征兵制度规定全民皆兵,打破了武士阶级的军事特权。1876年颁发的“废刀令”及封建俸禄制度的废除则剥夺了武士最后的特权。“废刀令”禁止武士佩刀,使武士失去了身份象征;封建俸禄制度的废除,使得大量武士失去生活来源,陷入经济窘困。在此背景下,日本各地相继发生了武士阶级的叛乱。
武士阶级的代表旧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原本为明治开国的功臣之一,与木户孝允 、大久保利通 并称“维新三杰”。西乡1828年出生于萨摩藩(今鹿儿岛县)的武士家庭,自幼尚武,年轻时曾与大久保利通一起学习儒学和佛学。1854年,西乡成为开明派藩主岛津齐彬的随从,随其参与“尊王襄夷”运动。后又至江户积极投身倒幕运动,于1866年3月与长州藩的倒幕派领袖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人缔结了萨长倒幕联盟密约。
1868年1月3日,西乡隆盛与岩仓具视 、大久保利通等人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同年,西乡又在戊辰战争中任大总督参谋,指挥讨幕联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1870年初,由于与大久保等人在内政方面的分歧,西乡辞职回鹿儿岛任萨摩藩藩政顾问。1871年,西乡到东京就任明治政府参议,参与废藩置县,1872年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
1873年10月,因坚持征韩论遭大久保利通等人反对,且不满政府针对士族的改革政策,西乡再次辞职回到鹿儿岛,在鹿儿岛地区开办名为“私学校”的军事学校,拥兵自重。私学校毕业生及相关人士占据了鹿儿岛县政府及地方各行政机构的重要职位,形成“私学校党”。因此鹿儿岛的士族成为明治政府的重点防范对象。1876年12月,政府向鹿儿岛派遣了10余名萨摩藩出身的警察,目的在于时刻监视该地区的局势。
1877年1月,陆军省下令将存放于鹿儿岛的一部分武器、弹药运往大阪。此举极大地刺激了鹿儿岛的“私学校党” ,并演变为事件的导火索。1月29日,“私学校党”袭击了火药局和海军造船所,夺取了武器和弹药。2月3日,日本中央政府派去鹿儿岛的警察被“私学校党”拘捕。2月12日,西乡隆盛被旧萨摩藩士族推为首领,带领萨摩武士宣布起事。随之,九州岛各地的士族也追随西乡,相继叛乱。2月20日,中央政府派出征讨军前往九州岛平乱,史称“西南战争”。
西南战争初期,西乡隆盛率领的萨摩军占据上风,但萨摩军从最高指挥到一般士兵皆为武士阶级,未得到当地一般百姓的支持,很快就被征讨军控制了局势。9月,征讨军将西乡包围在鹿儿岛城山,经过23天的围城战斗,城山为政府军所攻破,西乡中弹后切腹自杀。
西南战争是日本新军的第一战,虽然以取胜告终,但也暴露出许多弱点。首先,从军官到士兵接受新式军事教育的程度各不相同。征兵制实施之后,虽然士兵大多来自普通百姓,但各级军官中仍有不少出身武士。这些军官在指挥中依然固守武士之道,排斥新式战术。比如,武士出身的将官认为利用有利地形掩护部队、向他部求援等都是不战而退的懦夫行为,甚至与在兵学寮 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军官围绕战术运用产生激烈的意见对立。因此,在西南战争后,明治政府认为有必要对军官一级进行更系统的近代化战斗训练,提高其指挥能力。
日本在明治维新中最初学习的对象主要是荷兰和法国。特别在军事上,受拿破仑时代的影响,明治政府非常推崇法式军制。山县有朋、大山岩 等陆军创始人都曾留学法国。1870年,山县等人更促使政府将陆军正式统一改革为法式军制。其后创立的陆军士官学校等诸校皆聘请法籍教官,普及法式战术。陆军大学在建校的最初两年亦采取法式教育,招聘法籍教官。但实际上受1871年普法战争结果的影响,日本陆军中已有人对法式军制产生怀疑,桂太郎 就是提出质疑的第一人。
桂太郎是山县有朋的弟子,他在1870—1878年曾两度赴法、德留学,实地考察过两国的军事情况,对普法战争亦有切身感受。普法战争中暴露出法军许多劣势,法式军制更适用于个人教育、小部队训练;而在操纵大部队上,新兴的德式军制表现出更多优势。桂太郎在留学归国后结合自己的实际观察,开始主张陆军采用德式军制,他提出:“德国军制为欧洲之楷模,日本陆军宜学习德国军制并扬长避短,创立日本特殊之军制。我国陆军采用德式军制,并不仅因其军制为欧洲各国之冠首,还因其立宪君主制之政体、君民一心之国民性与日本相当一致。”
1883年,陆军卿大山岩率领桂太郎、陆军大学副干事小坂千寻等人赴欧洲进行军事考察,任务之一是为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招聘法籍教官。但是,途中在桂太郎的建议下,对德国军制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考察后,大山决定转向与德方接洽,为陆军诸学校招聘德国教官。德方为大山推荐了兵学权威梅克尔(Klemens Wilhelm Jakob Meckel)少校。
1885年,梅克尔正式受聘为陆军大学教官,兼任参谋本部顾问,成为陆大教育的奠基之人。梅克尔强调战术能力、实战能力是军官所应具有的基本能力:“惟论理与学术是用,缺乏实战万万不可。不能有效施行战术,反而因修读书籍众多而自负者,甚为危险”,“将校应有迅速观察地形,了解战况,于战场上做出神速、适当、果断决策之能力。欲有此能力,应深刻修习陆军学,即战术、兵器学、城塞术、地形学等,但且不可惟书籍是用,务必要应用其原理,进行实际演习”。 [1] 此后,日本陆军开始由法式军制向德式军制改革,提倡攻击、偏重战术和重视实战的德式军队教育思想开始贯穿陆军教育的始末。
1888年5月,在梅克尔的影响下,日本将以防卫为主的镇台编制改编为攻击型的师团编制,六师团编制的近代化日本陆军自此诞生。梅克尔的直接弟子、陆军大学的前三期毕业生,大都在中日甲午战争时出任参谋本部、军司令部和各师团的参谋。截至日俄战争爆发,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已达约350名,占据了参谋本部部长、军司令部和师团参谋长及各战线主要幕僚等要职,成为指挥作战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