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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加强军事近代化并提升军事力量的过程，与其企图逐步蚕食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相辅相成，有相通的发展脉络。1871年2月，直属于明治政府和天皇的“御亲兵”的建立，标志着日本近代陆军的诞生。同年12月，时任兵部大辅
的山县有朋等人向明治天皇提交了《军备意见书》（「軍備意見書」），意见书中明确提出扩充军备，在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六地设置镇台，对内强化中央对军队的管理，对外防备俄国的入侵，并提出日本应重视海防和海军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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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陆军幼年学校成立，该校模仿德国军事学校，采取全住宿制教育，招收13—14岁的青少年男子，目的在于从幼年时期为日本陆军培养候补干部将校。1873年，日本推行征兵制，进一步完善国家军队制度。随后,1874年，陆军士官学校建校。该校为日本培养陆军军官，毕业生基本都是日本近代军队的中坚，日本侵略战争中的普通尉官至将军几乎都曾在这里学习过。同年，山县有朋通过《外征三策》（「外征三策」） [2] 、《征蕃意见》（「征蕃意見」）等文书，提出侵略台湾的计划。日本武力出兵台湾，这是日本军事近代化过程中对外扩张的第一次实践，也是近代日本侵华历史的开端。
1880年，日本开始把扩张的目标转向中国大陆。山县有朋于11月30日上奏《邻邦兵备略》（「隣邦兵備略」），论述了清政府的兵备情况，把中国列入俄国以外的假想敌之中，并强调，若要对抗清国强大的军备力量，就必须强化日本陆海军的实力。
朝鲜壬午兵变之后,1882年，为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和研究人才，陆军大学成立。同年，山县提出《朝鲜事变之际对清方针意见》（「朝鮮事変ニ際スル対清方針意見」），明确指明中国是日本对外扩张的目标。
1883年6月5日，山县又在《对清意见书》（「対清意見書」）中进一步强调：如果日本不提高警惕，对清政府加以防备，则清政府有机会文武兼修，必将发展为东亚强国，因此日本当务之急应火速实施军备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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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明治政府制定了十年扩军计划。1888年，日本陆军由侧重防守的镇台制改为侧重进攻的师团制,5月14日以旧东京镇台为母体改编而成的第一师团诞生（该师团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登陆中国辽东半岛，参与进攻金州和旅顺）。至此，日本陆军为发动对外扩张战争做好了制度保障（征兵）、人才培养（军校）、军队编制（扩军、镇台至师团）等各方面准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陆军登陆朝鲜和中国东北，强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至此完成了所谓“大陆政策”的第一步（占领台湾）和第二步（对朝鲜进行殖民统治）。10年后，日本在中国的领土上主动挑起日俄战争，攫取了在中国东北的巨大权益。1910年，日本通过《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并开始筹划如何彻底占领中国东北，也就是所谓的“解决满蒙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中国爆发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五四运动，且各地反日运动持续高涨。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兴起。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次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同时，日本国内却面临危机，急于以侵略扩张的方式来转嫁危机。1927年3月，也就是昭和天皇即位不久，日本国内爆发了“昭和金融危机”，大量工厂、企业倒闭，经济一片混乱。为解决危机，田中义一内阁于1927年6月27日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7月7日，田中提出《对华政策纲》（「対支政策綱領ニ関スル訓令」），指出中国国内政局动荡，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国家统一，因此日本政府有必要介入。
“东方会议”及其决议的制定，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了正当化的借口。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为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各地的侵略权益，以保护居留民生命财产为借口，分别于5月及7月两次派兵进驻山东，试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上。同年,8月15—21日，日本又在旅顺秘密召开“第二次东方会议”，对入侵中国东北等地区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具体策划。
在此期间，日本陆军省、外务省、关东军相继讨论制定了一系列“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其中1928年4月27日，日本驻奉天（沈阳）总领事吉田茂
撰写《对满政策私论》（「対満政策私論」），强调日本的人口及粮食问题只能靠“满洲”大陆解决，“满洲”关系到帝国的生死存亡。日本要在英国的“三C政策”
和美国的“三A政策”
之间立足，完成“三分天下霸业”，必须靠夺得“满蒙”才能打下牢固的基础。
1928年初，国民党领导的第二次北伐再起。5月，北伐军行至山东时，日本为防止北伐军北上统一东三省，再次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国民革命军则绕过济南继续北上。6月4日，在张作霖由北京返回东北途中，日本炮制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不料却促成张学良东北易帜，宣布效忠南京中央政府。1928年至1929年，日本先后派员赴中国东北，或视察，或组织“参谋旅行”，实为收集相关军事、地形、民风等情报信息，并得出“中国军队的统帅指挥拙劣，军队完全如预想般脆弱”的结论。
1931年，日本终于趁蒋介石在南方“剿共”和张学良不在东北之机，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
以上是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陆军勃兴、日本“大陆政策”制定、日军野心勃勃侵吞中国领土的过程所作的大致梳理，也是本书所讨论问题的长时段和整体性的历史背景。
“自古以来，‘满洲’之地，政治上属于中国，但又别于中国本土。一直以来，朝鲜人、‘满洲’人、蒙古人等混居于此。明治以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也迁往此地。直至现在，汉民族也仅居住在‘满洲’南部的一小部地区。因此，‘满洲’之地是诸民族共同的财产。从各民族的立场来说，必须由他们自己来经营此地。故此，从中国本土独立的意愿，在一般民众中非常强烈。”
这是拉开日本侵华战争序幕的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的演说。
日本陆军大佐藤本治毅
在其撰写的石原莞尔传记中写道：“‘满洲’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是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来‘先辈们洒下热血的地方’。‘在那远离祖国数百里的“满洲”大地，赤色的夕阳照耀，吾友就躺在原野尽头的岩石之下啊’。这首日本军歌，在当时大人小孩皆会吟唱，可以说是国民性的歌曲。”
日俄战争后，日本以惨重代价夺取了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旅顺、大连（1905年日俄《朴茨茅斯条约》）
，随后在中国东北大肆进行所谓的“开发”，攫取中国的资源。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满洲”之于日本的地缘利益更加密切；而一战之后，日本受到列强压制，未能如愿在中国获取巨大利益，因此“满洲”愈发被日本视为经济与国防的生命线，必须要全力占为己有。
时至1928年6月4日清晨，主政中国东北的张作霖正乘坐在开往沈阳的专列上。列车行至京奉线和满铁两线交会点的皇姑屯处，遭遇炸弹爆炸，多次抵制日本拉拢的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不治身亡。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
策划的这一事件，被认为是“消灭反日势力的绝好机会”，但也因此导致张学良东北易帜，归附国民政府，田中义一
内阁倒台，河本则被开除出陆军现役队伍。
时任首相兼外相的田中义一的对华外交方针是支持张作霖盘踞东北，使其与南京的蒋介石对抗，从而实现对两者的操纵。而河本暗杀张作霖的谋略彻底颠覆了田中内阁的方针。
在张作霖被炸死的两个月之后,1928年8月10日,39岁的石原莞尔晋升为陆军中佐
,10月10日被任命为关东军参谋。在到达旅顺关东军
司令部后，旋即被任命为作战主任。至此，石原登上了历史舞台，并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实现日本一步步攫取“满洲”的野心。
几个月后的1929年4月，当时已任步兵第三十三联队联队长的板垣征四郎
大佐，也被派往旅顺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与石原曾同被派驻中国汉口，并结为“知己”。二人搭档，随即成为关东军参谋部的核心，被称为“智谋的石原，行动的板垣”。这两位正值盛年的陆军“精英”将中国东北作为实践他们的战争野心的试验场。
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日本及国际的形势都处于动荡之中。中国虽然由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但并未真正实现统一。1930年爆发蒋冯中原大战，张学良因归附蒋介石，率7万余东北军入关助蒋，使东北防务空虚，给了日军以可乘之机。中原大战后，中国又陷入国共内战，蒋介石调动数十万军队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剿”。同时，国民党内部斗争亦十分激烈,1931年5月，汪精卫等人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的蒋介石形成宁粤对峙的局面。而日本则在一战后，迫于国际压力，进行了大规模裁军。然而，沐浴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的巨大光环下，且自幼接受“精英”式教育的日本军人却不满政府的裁军政策和军人地位的降低，急于通过战争提升军人的荣耀。与此同时,1929年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西方列强纷纷陷入各自国内问题的泥淖，暂时无力东顾，这也纵容了日本扩张的野心。
如果回到历史现场，九一八事变前夕的中国东北似乎并不利于关东军行使武力。张作霖被日本暗杀后，张学良易帜，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着手对东北军进行了改编。当时，东北军拥有22万常备兵力。张学良扩大奉天军工厂的规模；斥巨资购置坦克、飞机等近代化武器；强化军事训练机构——东北军在量和质上都得到了扩充。石原莞尔后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上曾供述：张学良的“军队布置，逐渐对满铁沿线我军驻屯诸地形成包围态势，其官兵的抗日情绪也异常高涨”。
反观当时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仅有1.3万人的兵力，且分散在满铁延长线沿线，军事上处于比较不利的状态。因此，当时关东军在战术上的准备是集中优势兵力专攻奉天：“确立无论日中在何地发生冲突，关东军都要抢占先机，最快速度在奉天附近集结全部兵力，一举打击奉天驻军中枢机构和东北军精锐部队，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作战的作战方针。基于此，关东军要事先做好部队教育、训练、运输等准备……鉴于难以寄希望于陆军中央做任何增兵、补给，关东军应充分、灵活利用‘满洲’当地可利用范围之作战资材，增强战斗能力，做到以一敌百的应对”。 ② 关东军司令部在确立作战方针的同时，要求下属所有各兵团、部队，制定各自的作战计划，并进行与之相应的有针对性的训练。
虽然关东军在数量上逊于东北军，但东北军在军事训练、军事指挥和士兵战斗力上却逊于关东军，而且关东军上层对东北军的军事实力也了如指掌。1931年，陆军中将本庄繁
接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是也当时日本陆军中出名的“中国通”，板垣征四郎则是他的老部下。本庄曾任张作霖军事顾问、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等职，非常了解中国的情况。他在1924年应张作霖之邀对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东北军进行了考察。9月5日，本庄将此次考察结果密报给关东军参谋长川田明治
和陆军次官津野一辅
。报告中说道：
8月3日至13日，我作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顾问巡视了吉黑两省的部分军队。保安总司令张作霖及总参议杨宇霆电令两省督军及参谋长，以检阅使身份招待我，按照我的要求实施演习，观察其能力后向张总司令报告结果。和预想的一样，其军队不良，装备不足，缺少耐力，武器储备不足。除此以外，但看其教育程度，从直觉上来讲，我帝国军队一人就可对抗其五六人。比奉天军尚且逊色。以下为我所观察到的吉黑两省军队不振的详细情况。
一、拘泥于形式，缺乏灵活运用能力：中国有很多事情都常常拘于形式，军事上亦不例外。侦察时本应依托地形，采取跃进动作，但两省军队侦察时不论是在洼地还是在隐蔽位置，每次都只前进固定距离，而不是以搜索要点为中心来行动。不论哪个部队，跃进距离都是如射击标尺般地选择1200米、1000米、800米或600米等长距离，与实际距离也并不相符，总之是最为拙劣的一个实例。但这应该也是过去某个时期曾经采用过，并遗留至今的不良案例吧。其他方面，在低级军官乃至更高级别军官的战术指挥方法上，总体上也只是沿用一些固定模型、死记硬背一些战术理论，而几乎没有应用能力，也没有灵活运用的意愿。一般来说，多数中国的将领们一旦不能安于其位，其上级很少认可其实力，因此将领们与其学习战术，不如去考虑自己离职后的谋生之策，所以很少有人有热情去培养自身的实力。这样一来，从上到下都只是学到一些军事学的皮毛，而少有人能领会其中的精神。
二、缺乏独断能力、惯于回避责任：这也是中国文武官场习见的弊端。具体在低级军官的战术指挥上，也存在这种情况。例如前往进攻的中队，其先锋队队长会在敌前停止前进，无所作为地等待中队长的到来，仰求后者指示处理办法。再比如旅长原本负有最高教育训练的职责，但为了明哲保身，还是会在这些问题上完全听从副司令等人的命令。即使我们相信这么做有利于全体的进步，但在很多场合，这就是属于放任不管。
三、偏重于密集队形训练：一说到训练，多数军官如今依然认为就是密集队形训练，几乎不实施战斗演习，这已经成了习惯。不管去哪里的部队观看训练，要么就是枪械操作、走正步，要么就是班排的密集队形训练，如此循环往复。近来奉天军事当局发出训令，要求部队按战斗演习占八成、密集队形训练占二成的比例开展训练，同时明示校阅目的及科目，让部队据此演练，因此有了部分改善。但吉黑两省则如前所述，还没有看到任何进步。
四、拘泥于练兵场的倾向：在练兵场，中国军队一直以密集队形训练为主。除了部分部队之外，练兵场基本上都是边长二三百米的方形场地，部队只能在这些狭窄区域训练。要开展散兵演习，就会感到过于狭窄，射击距离、散兵线的跃进距离，都只能通过假定，而不是实际距离。这会导致各种弊端，这一点不言而喻。而由于长期因袭、拘泥于练兵场的训练，在野外展开实战化演习的风气很淡薄。这都需要加以改革。
五、军官不懂训练士兵的方法：对于士兵们的侦察动作、散兵行动、地形利用、射击姿势及枪械操作等均不熟练。军官也不能对士兵动作进行矫正指导，这并不意味着军官的素质不佳。事实上，由于低级军官对这些动作也不熟悉，因此也无法就此指导士兵。而且不仅是低级军官，其上级军官中也多不注意此类细节性基础教育。校阅军官也是如此。因此上级指挥官只能做出抽象的点评，如甲队成绩不如乙队，乙队比丙队稍好等等。低级军官也只管逢迎上意，对士兵，只能来来回回地进行长时间而无意义的操练，不能带来任何进步，反而导致逃兵的增加。这一现象很普遍。
六、高级将领不能理解新式教育：在东三省，旅长级以下的人，有不少人在东西洋留过学，或是多多少少受过新式教育的，因此就算是流于表面，也能感到教育的必要性。但是旅长级中的部分人，以及吉黑两省的吴、张两位副司令，则完全不能理解新式教育，自然也不能领会其必要性，只不过听到周围人的谈论，他们漫然附和而已。保安总司令张作霖人很聪明，他在直奉战争后也高呼军队教育的必要性。后来张学良、李景林各部在天津马厂附近及山海关一带作战，在战前完全未实施教育，因此张作霖也曾流露出这样的想法：“他们既然未经教育也能如此善战，那么只要能做到军心一致，教育也不是太紧急的事。”高级将领既然如此，那些曾留学东西洋的人及其他有头脑的军人即使在中央军事会议、军队校阅等场合极力陈说教育的必要性，没文化的各级军官及士兵们也会认为那些说法并非大帅和本师师长的本意，因而不愿听从。因为高级将领们感觉不到教育的必要性，所以愿意在养兵上花钱，却对教育方面的支出很犹豫，这让人感到遗憾。
七、上级不信任下级：目前在各旅参谋长及各团副中，也不是没有具备相当的学识和能力的人，但有些旅长和团长则认为，听取部下的参谋长或团副意见并悉数采纳，有损于自己的威望，因此不愿采纳部下意见。吉黑两省副司令则怀疑部下旅长的权力太大会对自己不利，因此干涉其对属下军官的任免，在弹药供给和军费支付方面也不够痛快。中国士兵的国家观念原本就不强，也缺乏为君主献身的忠诚，除了对家乡的感情之外，就是对主官的“感激义气”“士为知己者死”等观念了，在这些思想的激励下，有时也会勇猛奋战。故旅长们在处理与部下军官及士兵的主从关系时，当然要确保对部下的关照。而上述行为则可能导致部下对上级的指挥产生疑惧，招致无意义的干涉，导致中国军队的精神团结出现裂痕。
八、重要将领身兼数职：前项中谈到高级将领对部下的猜忌。与此相对的是，对自己的心腹爱将，高级将领们则会让其身兼数职，尽可能保证其更多的收入。黑龙江省的重要将领刘德权为保安副司令吴俊生所宠爱，他目前身兼该署陆军军官养成所总办、黑龙江省防军营务处总办及全省清乡局总办等要职，还负责监督省城骑兵团队的教育。因为有了实权，兼职还会进一步增加。哈尔滨的张焕相除了担任混成第十八旅旅长之职外，还兼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中东铁路护路军长绥司令及滨江镇守使等多个要职。此类情况并非吉黑两省独有，奉天也是如此。就算张焕相、刘德权都很有能力，但如此多的重要职务兼于一身，怕是也很难履行职责吧。
九、命令的执行不受监督：在中国，无论文武，只要下达了命令，下令者的职责就结束了，没有人监督命令的执行情况。在军事领域情况也一样，下达的命令就如射出的箭，进展情况很少有人关注。这一习惯在直奉战争中也存在。在平时，这种情况也会影响部队的发展；在战时，会导致意想之外的差错。
十、校阅官的校阅多流于形式，不够认真：前清以来，中国的校阅官无论文武，均会中饱私囊。目前在东三省，这一弊端虽未出现，但正如另册中向张总司令提交的部队参观记中所述，由于校阅者本身见识有限，又不愿意引起受阅部队高级将领及重要军官的不满，故经常以含糊的点评来敷衍。校阅归来后，也无法向保安总司令交出一份对改善军队状况有实质性价值的报告。这样一来，总司令和副司令都不了解各地部队的真实情况，同时受阅部队也无法发现自身的不足。
十一、因私心而录用部下军官，其弊甚多：官员的人选，多出自录用者的私心，这也是中国无论古今、不分南北的弊端。在东三省，特别是在吉黑两省军界更为显著。据传已故的孙烈臣担任吉林督军时，吉林八个旅的旅长均与其有渊源。现督军张作相也逐步在要职上安置与自己有渊源的人，在各旅长下属军官调动时，不允许旅长们独自决定人选，而换为自己的熟人，甚至把已退出军界的人也拉来占据空位。到处都能听到对此种做法的怨言。驻扎长春的步兵第五十六团团长赵维桢，虽然只是奉天讲武堂毕业、年龄也才三十一二岁，是一个无经验的青年，也能因与孙烈臣的关系而身居要职。与他相反，从锦州随现任副司令张作相而来的步兵第二十七团团长崔鸣山，年纪已近六十二岁，泪腺松弛，没文化，糊涂老耄。黑龙江省这一问题更严重，文武官员中基本没有值得一提的有识之士，皆为追随吴督军之辈。最近吴督军年仅三十多岁的侄子吴泰来跳过该师两位资深旅长，从第二十九师炮兵团团长一职，直接晋升为第二十九师代理师长。这一任命很明显也出于私心。
由本庄的这份报告可见，日方对东北军的情况，特别是弱点了如指掌。
在本庄繁上任前,1931年6月27日发生了中村震太郎大尉被杀事件。关东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在中国兴安岭索伦一带进行秘密军事调查，被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处决了中村。日方则辩称中村是被中国士兵谋财害命，并威逼中方交出关玉衡。
7月1日，长春郊外发生了万宝山事件。中国农民抗议朝鲜侨民在当地挖渠，日本人出动军警镇压。
进入9月后,9月5日，满铁总裁内田康哉
乘坐的列车遭遇“兵匪”袭击;13日，抚顺附近发生一起中国士兵入侵日军驻地并开火事件;15日，满铁杨木林车站遭遇“兵匪”袭击。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当时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紧接着，皇姑屯事件的套路又一次上演。沈阳（奉天）北大营西侧的柳条湖附近的满铁轨道被炸毁，北大营是张学良部下王以哲的军营。时值9月18日晚，这就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枢纽性事件九一八事变的开端。
关东军司令部接到满铁轨道被炸的报告后，石原莞尔等人立即主张：“事已至此，应在最短时间内制敌于死命。”此时，需要关东军司令官的决断。据石原回忆：“本庄司令官闭上眼睛，沉默了约5分钟后，睁开眼睛，对形势进行了分析，然后做出毅然决然的判断：‘干吧，责任由我来担。’”
这短短5分钟便成了决定中日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关键一刻。
关东军司令部立即下达全军出动的命令,19日凌晨4时，军司令部乘员乘军用火车从旅顺出发北上沈阳。据陪同在本庄身侧的石原莞尔回忆，虽然北上途中全体人员斗志昂扬，但仍有一丝不安的情绪。本庄询问身旁的石原：“石原参谋，怎么样？你觉得我们可以成事吗？”石原回答：“可以！”本庄继续问：“全‘满洲’的敌人大军动静如何？”石原异常自信地回应道：“敌兵力越多，越能让关东军扬名立万。现在全世界来袭，我军也不惧怕。”
与此同时，战争正在进行。次日5时30分左右，北大营被攻陷。在事变爆发48小时内，关东军迅速占领了沈阳、营口、长春。期间，在宽城子、南岭地区的激战中，日方死亡49名，其中包括一名中队长。攻占吉林后，日本陆军中央下达了不扩大的指示，关东军暂时退回到满铁沿线。9月30日，东北军长官部和辽宁省政府撤至锦州。10月5日，本庄繁根据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建议，决定在10月8日以两个飞行中队对锦州进行轰炸。8日，独立飞行第八、第十中队共11架飞机，对锦州进行了轰炸。为实地观察轰炸的效果，石原莞尔亲自乘一架运输机，随同机群飞达锦州上空。
10月下旬，中国东北北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地区的马占山起义，日本陆军中央指示关东军进行应对。关东军出动主力，对嫩江地区进行了“扫荡”。
中山优在其著作《中国的素描》中写道：“柳条湖的直接点火者是不是日本，曾经是个迷。昭和13年（1938年），我到新京的建国大学赴任时，就此直言不讳地询问了石原将军。将军肯定地回答是日本。我问他：‘良心上不感到愧疚吗？’他回应说：‘我当时最困扰的是如何使关东军的行动不给天皇陛下的德行带来伤害’。‘当时处于一点就着的态势，无论哪一方点火都无可避免。’”
那么作为战争导火索的满铁轨道被炸一事，到底是谁做的？九一八事变当时在关东军司令部和奉天特务机关任职的花谷正
少佐后来在《知性》（「知性」）杂志上公布的手记中这样记载：“9月18日晚，半圆的月亮挂在高粱地上空，天色漆黑，能看到满天繁星。奉天独立守备队岛本大队下属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担任铁道线路巡查任务，带领数名部下朝柳条湖方向进发。在距北大营兵营800米处，河本亲自在铁轨上安装了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并引爆。时间是晚10时稍过，伴随着轰隆隆的爆炸声，被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四处飞散。事先，经过工兵的精密计算，直线部分的铁轨即使一边被炸断一小段，列车高速行驶时也能顺利通过，只有一瞬会稍微倾斜。在计算了列车能够通过的安全长度后，定下了炸药的使用量。在现场监督爆破作业的是今田新太郎大尉（张学良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少佐的副官）。爆破实施后，随即用移动电话向大队本部和特务机关报告。驻扎在据爆破地点北四公里处的文官屯的中岛中队长接到报告后，直接率兵南下开始对北大营进行突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1932年1月，战火又从东北烧到了上海，也即“一·二八”事变，而这次事变的导火索仍然是日方阴谋的产物。当时任上海驻在武官辅佐官的田中隆吉
也曾在《知性》杂志上透露内情：“……昭和七年（1932年）1月18日傍晚，我收买了中国人，让他们暗杀在上海江桥路的日莲宗妙法寺僧侣。两僧人受重伤，其中一名不久后死去。由于中国巡警未能及时到达现场，犯人逃逸。待机的日本青年团同志会员30余人持刀、棍棒抗议中方藏匿犯人，并对三友实业社进行了袭击和放火焚烧。过程中与当地警察队发生冲突，出现死伤者。此即上海事变之开端。”
上海作为当时远东第一大都市，牵涉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因此对于“一·二八”事变，日本政府采取不扩大方针。3月3日，中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在西方列强将注意力集中于上海之时，日本则已经悄然开始着手在东北成立“满洲国”的准备，而国民政府和东北军的不抵抗政策，也使关东军能轻易就掌控了中国东北的领土。
此时，在中国东北，日本自本土增派师团，关东军日益膨胀，开展了所谓的“匪贼讨伐”，以镇压东北的抗日反“满”活动，稳定“治安”。1933年初，关东军对辽西地区进行了“肃清”作战。第六、第八师团一部甚至越过长城南侧，入侵华北，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到5月31日，冈村宁次
与熊斌签订《塘沽停战协定》，至此，自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武力战暂时息止。距柳条湖枪声，历时一年零八个月。石原莞尔在东京审判的供述中就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如此说道：“我们熟知政府和中央统帅部希望不扩大的方针。关东军对兵力不足会带来的各方面障碍非常敏感，因此一刻也不能给中国军队反应的机会，必须抓住先机，一举制敌。关东军经常与陆军中央发生激烈的争论。但是，我可以断言，关东军在统帅作战方面，一次也没有违背过奉敕（即天皇）命令或奉敕指示。”
就这样，经过石原莞尔等关东军参谋的大胆筹划，中国东北军被一举击溃，被觊觎多年的“满洲”终于落入日本之手。1931年11月10日，奉天（沈阳）举行了“自治指导部”的成立仪式。由于冲汉出面任部长，是为“满洲国”建国之萌芽。于冲汉时年60岁，是张作霖时代的东北政界元老，与本庄繁熟识。在此之前，于就主张“满洲”统治的根本必须是“独立建国”。石原对此非常赞赏，称其为“‘满洲国’建国最高功劳者”，并承诺：“如果能成立‘独立国家’，日本会把所持有的权益，作为礼物奉上，日本人也会作为‘满洲国’人，与‘满洲国’的构成成员共同努力。”
1932年3月1日，打着“顺天安民、五族协和、王道乐土、国际亲和”等口号的“满洲国”成立。石原莞尔终于实现了日本夺取中国东北的夙愿，也达到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此后，中日之间持续了14年之久的战争，石原莞尔作为战争点火者、煽动战争的主谋被记入历史。
从1928年被派往旅顺的那一刻起，石原莞尔就已经成为近代中日关系史中不可不书的重要人物。但是，石原的“高光”时刻也很短暂。他在1937年后就被排挤出陆军中枢，甚至因此没有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列为战犯。石原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无疑对整个近代中日关系史起到转折性的作用。日本侵华战争就此开端，石原是最初的推手之一。同时，石原也是那个时代受过“精英”教育又陷入疯狂的日本“中坚层”军人的代表，让他有自信可以凭关东军1万兵力挑战东北军20万大军。6年后，又是与他背景相似的“精英”军人深信能够一击制服全中国，甚至以美苏为假想敌，自信能够战胜美国成为世界盟主，而石原却被他们排挤在外。
石原莞尔在日本侵华战争史中扮演的角色，其个人际遇的浮沉，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人”在历史当中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历史的结构性变化决定了人，还是人的能动性主导历史的变化？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这种作用应该是互动的。人被历史发展的结构性变化左右；同时人在历史性的时刻，在一定的战略位置上，又能够对历史的进程做出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将历史人物置于其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研究人与结构性历史进程的互动关系非常重要。这也是本书研究石原莞尔的目的所在：探究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日本陆军“精英”军官的成长经历和他们在侵华战争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从而分析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源起和高涨背后的原因，发现日本侵略行动的深层逻辑，批判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
在年鉴学派看来，事件就像海上的浪花一样转瞬即逝，但是研究者可以通过事件观察海面之下的潜流。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是一片浪花，被之后一个又一个的后浪盖过，但它折射出的是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变化。近代以来，日本对大陆资源的渴望，甲午战争后中日实力的换位，中国推翻帝制后陷入内战，列强纷纷进入东亚争夺利益，宛如一股股历史潜流，如果没有这些潜流的交错激荡，就可能掀不起这片浪花。
中日之间的恩怨纠葛从近代一直延续到今天。作为个体而言，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是复杂的。在东亚的立场上，日本和中国的利益是一体的，因此，近代一些日本志士援助中国革命，在孙中山时代就提出了大亚洲主义。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论也是受此影响。然而，另一方面，作为国与国的关系来讲，中日两国又是竞争关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目的就是把中国占为殖民地，自己成为东亚霸主。今天，中日之间仍然处于这样一种时而同盟共赢，时而对立竞争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通过回顾历史，希望日本能够认识到历史上的错误，认识到两国之间只有互相尊重，平等互助，才能形成真正的“东亚联盟”，实现真正的中日共赢。
战争不是个人发动的，是一个群体合力的结果。本书围绕日本陆军中具有代表性的军人石原莞尔为中心进行论述，外延扩展至石原所属的群体——日本陆军“中坚层”的侵华策略及活动。本书所定义的日本陆军“中坚层”，是指成长于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活跃于侵华战争时期的一批日本陆军中高级军官、参谋。他们或参与陆军侵华政策的制定，或在中国战场实地制定作战计划、参与指挥作战。这一群体中的大部分人生于19世纪末，在日俄战争后开始接受近代化军事教育，系统接受过陆军幼年学校、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的教育。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陆军中央或关东军担任参谋或者基层指挥官，从30年代中期开始，或在陆军中央担任课长以上的重要职务，或在中国战场担任指挥官、参谋长，在侵华战争中逐渐成长为高级将领，参与制定、实施侵华政策，最终军衔基本都升至将军。了解这一特殊群体是如何指挥战争、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对日军侵华政策的影响，以及这一群体的对华观感、对战争及对当时世界局势的认识等面向，对把握日本侵华战争的实态至关重要。
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中坚层”中的代表性人物，受到中日两国及欧美学界研究者的关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以石原莞尔（时任关东军作战主任、中佐）等为首的一批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精英”军官，直接参与并指挥关东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的主要城市。他们的计划是占领整个“满洲”，把中国东北纳为日本的殖民地。石原莞尔是当时日本陆军中坚幕僚团体的成员，他和永田铁山
、东条英机
、武藤章
、田中新一
等人在此后日本陆军内部的派系斗争中逐步取得胜利，掌握了日本陆军的实权。
石原莞尔是典型的日本陆军精英军官，自少年时期开始接受军事教育,13岁进入陆军幼年学校，毕业后以优异成绩先后考入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陆大毕业后，石原被派往欧洲留学，归国后任陆大教官，从事教学与军事研究。这种完整且系统的军事教育背景为他的两个重要理论——“最终战争论”和“东亚联盟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所谓“最终战争论”，是石原在对世界战史作了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世界和平无法通过宗教、教育、政治改革等手段来实现，人类自身制造了发动战争的武器，因而无可避免要经历一场大战，使人类濒临毁灭边缘，方能认识到战争之恶，并从中解放出来。而这场最终战争将在世界两大对立阵营即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东方与西方的对立不仅源于对领土和市场的争夺，而且，由于历史原因，两个集团的价值观是根本对立的——东方行“王道”，西方行“霸道”，因而必然要发生冲突。西方的代表是美国，而日本则必须成为东方的代表与美国进行最后一战。日美之战的前提则是把“满洲”作为日本的“生命线”“补给线”，先打败苏联，并使中国成为日本作战的“盟友”。
所谓“东亚联盟论”与所谓“最终战争论”相辅相成。石原认为东方世界自古奉行“王道”，东亚国家应在“王道”之下结成联盟，与西方抗衡。具体来说就是日本、中国和所谓“满洲国”在“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的原则下互相合作，以期在最终战争中取胜。但是在这一联盟中，日本须处于领导地位。日本学者加藤阳子评价说：“中日开战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没有人可以讲清楚，而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论恰恰在意识形态层面对此给出了明确阐释，因而获得了特别是地方青年的广泛支持。”
石原的两个理论分别从世界秩序和东亚秩序两方面入手，表面看起来是站在东方文明的立场上与西方文明相抗衡，所以有一定的迷惑性，也引起当时日本朝野的共鸣。但其实质却并非弘扬其所标榜的“东方王道”，而是为日本这个新兴现代民族国家的侵略扩张提供合法性依据。他所设计的世界秩序和东亚秩序，都赋予日本“理所当然”的领导地位，迎合了日本国内日益高涨的自大情绪，对日本发动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发动九一八事变和制造伪满洲国就是石原对这两个理论的实践。1928年，石原被派往中国东北担任关东军参谋，他认为日本必将先与苏联一战，然后才是对美作战，为了“以战养战”，必须使“满洲”即中国东北成为日本的“生命线”“补给线”。他的设想得到关东军中不少青年参谋以及在陆军中央任重要职位的“精英”军官的支持，于是他们精心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促成伪满洲国建国，事实上使中国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石原的这次实践，对日本的侵华政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陆军的对华政策表现得较为谨慎。其背景是当时的国际和中国形势对其有所限制。国际上，华盛顿会议后，在美国策动主导下，英日同盟失去作用，日本被迫裁减海军，并从山东撤出，独霸中国的计划被列强打破。在中国，英美扶植的直系军阀势力日益增强，大大削弱了日本对北京中央政府的影响和控制力。同时，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日趋高涨，日本欲凭借“二十一条”对中国实行全面侵略扩张的企图变得难以实现。因此，日本不得不改变侵略策略。
1921年5月，原敬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研讨侵华政策问题。东方会议确定的方针是：暂不直接出兵干涉中国，而是扶植奉系军阀。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方面暗中支持中国军阀混战，制造分裂，阻碍中国实现统一；一方面利用奉系军阀张作霖充当日本在“满蒙”扩张的工具，加强对“满蒙”地区的控制，以退为进。
因此，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主要活动方式，是通过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拉拢和扶植东北地方军阀，暗中进行间谍活动，逐步经营并扩大势力范围。
从策动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陆军在华的多次军事行动都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在事变前，驻中国现地的军队多次擅自行动，而东京的陆军首脑顾虑美国等西方列强的介入，对关东军行动的态度犹疑不定，甚至采取压制态度；事变中，军队在未得到东京命令的情况下，再次采取冒进行动；事变后，陆军当局追认现地军队的做法，使事变合理化。由陆军中参谋级的军官制订计划和由在华驻军少壮派青年军官擅自实施的模式，一度对日本国内的军政关系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而从制造事变、建立伪满洲国到分离华北再到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陆军通过这种模式下的一系列行动使其权力得以不断扩大，侵略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石原莞尔的理论在日本国内得到一定程度认可时，他却与陆军当局
、其他“精英”军人甚至自己的下属在对华策略上产生诸多矛盾。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陆军当局主张向中国增兵，海军也加入进来，使得事态逐渐扩大。而石原则从其对世界和东亚局势的长期规划出发，认为此时日本不宜扩大中日间的战争。他的理由是，以日本当时的经济形势而言，如果陷入与中国的持久战，将不利于对苏、对美战争，且中国民族主义业已崛起，中国人不可能如日本所预期的那样轻易屈服。因此，他主张以“满洲”为据点，逐步蚕食中国。但是，由于当时日本已经从上到下陷入战争狂潮，石原于1938年被排挤出参谋本部。1940年，外务、陆军、海军各省和兴亚院召开联络委员会干事会，通过了《关于统一兴亚各团体指导理念件》，明确提出：“凡违反建国精神、危害皇国国家主权的国家联合理论，及试图促进据此树立国家形态之运动，皆应扑灭之。”
至此，石原提出的联合东亚国家与美国进行最终战争的理论也被否定。1941年，石原被迫转到预备役，事实上结束了军人生涯。
从提出战争理论、发动战争、指挥战争，到退出现役（也因此而在战后逃脱对其战争责任的审判），石原可以说是一位具有特殊战争经历，却又非常典型的日本陆军军人。他个人的事业起伏和思想的嬗变轨迹，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日本陆军侵华政策的变化。他的东亚战略理论和侵华构想与日本陆军的亚太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只是在日军全面侵华之后，他一贯主张的战略构想与日益激进的日本陆军主流渐行渐远，从而被迫离开了日本陆军决策核心。
石原也被称为日本陆军的“异端儿”，因为他在军国主义极度膨胀的时代，坚持对中日战争的趋势做出与陆军当局不同的判断。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战后他虽然因九一八事变而在中国臭名昭著，却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甚至被日本右翼分子美化为“和平主义者”。其经历的吊诡之处说明，日本侵华战争不能单纯从中日两国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而应置于对当时日本所处国际形势和国内政局的考量中，将日本侵略中国与近现代东亚国际关系和亚太局势联系在一起，深入全面地加以审视。
近年来，随着史料的开放、国际学术交流的活跃，以及研究者视野的开阔和研究方法的拓展，国内对中国抗日战争史及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研究领域广泛拓展到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日本、韩国、西方甚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研究成果受到重视并被大量借鉴。
已有研究注意到一些戏剧性事件对日本陆军发展轨迹的影响，但也认为日本陆军中的“精英”才是塑造陆军，影响其决策的关键。
然而，国内现有的抗战史研究和日本侵华史研究中专门针对日本军政人物的研究仍不够丰富，对以石原为代表的日军重要人物还有必要更系统、深入地进行研究。抗战史和日本侵华史的时段有限，而人物研究涉及的时段往往更长，要纵观人物的一生，与战争进程的时段划分不尽相同。
但是，“人是历史研究的‘题眼’”
，人物研究的价值不应被忽略。观察身处历史大潮中的人的思考、言论、行动和选择，是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而且，人物本身的丰富性也有助于我们突破抗战史研究的视野，超越中日两国间的冲突和战争，将视野拓展到整个东亚地区，甚至全世界。因而，对抗战时期日本军政人物的研究，能为抗战史研究提供不同的视角，启发新的研究领域，扩大抗战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从参与并主导战争的核心人物出发，分析其经历、行动和思想，并重新梳理侵华战争的具体操作层面，从而以更多元的视角，运用新的史料、新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抗日战争，对抗战史研究的突破来说非常必要。
有鉴于此，本书试图通过探讨石原莞尔为代表的日本陆军“中坚层”的侵华策略和活动，考察日本陆军的侵华政策，同时寻求在抗战人物史的研究领域有所突破。
对于日本陆军的探讨，中外史学界以往关注的焦点是其形成或者发展的轨迹。由于立场的不同，日本史学界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回答日本是如何战败的，更注重从技术层面讨论战争失败的原因，强调侵华战争各阶段爆发事变的偶然性，而回避对国家、天皇和国民战争责任的反省。相关论著中影响较大的有日本受众最广的主流媒体之一《读卖新闻》连载的《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以下简称“《检证》”）。
该书作者渡部恒雄是《读卖新闻》的主编，也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亲历者。他在该书序言中说：“我本人作为日本陆军最后一届的二等兵（最低级别士兵），体验过军队生活，而在应征入伍之前的学生时代也接触过自由主义思想，如果被宪兵与思想警察发现是要被镇压的。而已经到了81岁的我，剩余的时间不多了。在担当报社的主笔期间，我意识到日本人应该亲自把那场战争的经过和其责任研究明白，这就是策划检证责任活动的动机。”
那么渡部是如何检证日本的战争责任的呢？在书中，他将1928年皇姑屯事件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战争时期纵向分为8个阶段, 对每个阶段的战争责任进行了分析。比如，关于九一八事变，他认为是由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奉天特务机关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参谋本部第二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等人发动的，这一时期应由他们承担主要责任。全面侵华战争则应由先后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广田弘毅、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陆军大臣杉山元、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等承担主要责任，是他们使日本陷入了中日战争的泥潭。
关于天皇的责任，《检证》一书认为，虽然明治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天皇为陆海军统帅”，但实际上军事作战命令是由参谋总长制定方案，经天皇裁可，参谋总长再加以副署后，以“奉敕传宣”的方式传达给军队，天皇并没有实质性的统帅权。所以实质性的责任应由首相、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部长等人承担。《检证》一书认为战争的责任还“不全在最高层的政治军事领导人。支撑最高层的大量的参谋与官僚们的鲁莽行事和错误判断也对日本的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专辟一章, 批评日本军队的参谋制度。
此外，与战争受害国人们的思考比较起来，日本人的思考还有一个特殊的角度, 那就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追究使日本国民成为受害者的国家和国家领导人的责任, 即日本政府、军部等政治领导及与鼓动战争有关的机构的战争责任。总之，该书认为战争责任应基本归纳为政府首脑的“缺乏国际感觉”和“纵容军部独断专行”，军事指导层的“一系列的判断错误”，军队官僚的“鲁莽行事、介入政治、歪曲国策”等等，而普通的日本人则是受到这些官僚和军人的愚弄, 甚至天皇也被这些人架空了。
《检证》一书对许多历史过程，比较侧重从偶然性的角度进行分析。比如多次讲到“卢沟桥事件本身是偶发性极高的事件，如果冷静地加以处理, 全面战争的危机是有可能得到回避的”。这代表了不少日本学者的观点。比如有日本学者将日本之所以战败的原因归咎于6 次日美间决战的失误，如没有料想到美军航空母舰出现的中途岛海战、错误地判断美军全面反攻时机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等。
《检证》一书的观点在日本非常具有代表性，即强调偶然因素和军人的责任，从而为日本政府和天皇开脱战争责任。这正是本书重点驳斥的观点。从近代日本的发展过程来看，用偶然性显然无法解释明治维新后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历史，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策以及发动战争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系列有前因后果的必然行动。孤立地研究这一过程中的具体事件，以致部分日本学者甚至对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等都只有歌颂，而没有批判。
与此相对，中国学界的研究更多的是宏观地审视近代日本发展的过程，从日本大陆政策的源起，一步步地揭示出日军如何有计划地走向侵华战争之路。
针对日本用偶然性解释战争爆发原因，中国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无构造历史观”，即在研究历史问题的过程中，以进行微观的实证研究为理由，强调各事件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而回避诸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与事件的必然性，从而逃避对战争性质的判断，逃避对战略决策是否科学的判断。中国学者提出质问，这种“单纯从技术性的战术角度思考战争失败的原因能够成立的话, 那么追究战争责任又有什么意义呢? ”
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户部良一等人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若干战役的分析，试图阐明日本陆军在组织上存在的不足。该研究开辟了从制度、组织层面研究日本陆军的先河，对日本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政军关系是研究日本陆军的另一个重点。日本学者北冈伸一认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明治国家确立的政军关系随着日本陆军的发展逐渐解体。北冈伸一在研究日本陆军发展轨迹的过程中，探讨了日本陆军中坚宇垣一成
的活动。
同一时期，川田稔也从人物研究出发，关注日本陆军“精英”永田铁山的政治军事构想，主张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破坏此前日本推行的国际和平协调外交，一步一步将日本引入侵华战争、对美开战之路，
认为陆军应该承担主要战争责任。
石原莞尔与永田铁山一样，同属于日本陆军中坚参谋团体“一夕会”成员。在以往研究中，中方研究者较多关注石原在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建立过程中的行为和所发挥的作用，试图通过这类研究，揭示日本侵华的野心和日本大陆政策的一贯性。也有学者对石原提倡的东亚联盟论进行详细分析，着眼于揭露和批判所谓“东亚联盟”的虚伪本质。
但是，中文研究成果中，因研究视野和史料运用等原因，大多将石原作为陆军“中坚层”这一群体的一分子，与同时代活跃在中国战场的日本军人群体联动起来研究，更多地思考他们之间的共性，而缺少对石原侵华思想独特性的研究。日方学者则更多关注石原本人，有关著述多为对其个人的评传或对其战略思想的研究，结论倾向于把日本侵华及日本战败的原因归结为日本当局对石原构想的背离，这些研究多数是从日本国家立场出发，带有为石原和日本战败惋惜的感情色彩。
中国学者关于石原莞尔的专门性研究著作有限。张芝瑾的《石原莞尔的中国认识与亚洲观》
是少数以石原为研究对象的专书。该书侧重于思想史领域，作者结合时代背景对石原莞尔的思想脉络进行了梳理，通过分析最终战争论、东亚联盟论以及石原在“满洲”对其理论的实践，探讨中国与亚洲在石原战略思想中所处的位置。张著认为，石原的思想中一直隐含着亚细亚连带的情感，并形成一种提携东亚、东西方对抗的思考框架。但同时他又将中国视为落后，强化日本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正当性，因而必然引导日本走上与中国冲突的道路。在石原使日本成为世界领袖的计划里，无论提携还是否定，都不得不面对中国与亚洲。
有关石原莞尔的学术论文数量相对较多，但论点多集中于石原与九一八事变或伪满洲国的关系，研究范围、时段有一定局限性，在此仅择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研究进行介绍。
苏振申是中国台湾地区较早研究石原莞尔的学者。他在《石原莞尔的世界帝国构想——九一八事变背景的透视》一文中，结合石原莞尔关于“世界帝国”的思想架构、石原对“满洲占有”计划的政治和经济考虑、石原的“满蒙”统治方案，探讨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根本原因。苏文认为，对石原思想背景的研究的缺失，是无法厘清日本发动事变根本构想的原因。苏文进一步指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的教育以及石原留德期间对于欧洲战史的研究，加上其后对于日莲宗的狂热，构成了石原战争史观、国家观及人生观的架构，因而造成了他狂妄的“满洲领有”论调。
齐福霖认为九一八事变是石原莞尔与花谷正、板垣征四郎三人合力策划的结果。齐在《三名日本少壮派将校与九一八事变》一文中，详细论证了三人从制订事变的概略计划；到为发动事变筹措资金；再到进行三次参谋旅行，为发动事变进行实地考察；最后提前发动事变，占领全东北的过程。
齐文极大程度还原了当时的历史事实，如能更多发掘、使用一手史料，则论证结构更加完整、生动。
许育铭的《石原莞尔与九一八事变》一文从背景、战略、战术、战况四方面详探了九一八事变的发动过程，以及石原莞尔在事变中的角色和作用，指出石原是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意志的执行者，在卢沟桥事变后主张“不扩大”事态，“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放过火的放火犯所作的灭火作业”
，批判了日本建立的石原“英雄神话”的虚伪性。许文除大量参考日文研究、引用日文史料外，还使用了如张学良自传、满铁密档等中文史料，与日文史料相互对照，这一研究方法值得本书借鉴。
王珊的博士论文《石原莞尔与中日战争》，从石原莞尔在九一八事变中的政略构想，武力占领后的理论转变，如何认识石原指导的东亚联盟运动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如何看待石原莞尔与陆军内部派系及人际关系，最终战争论与城市解体、国民皆农的关系五个方面论证了石原莞尔与日本侵华战争的关系。
王云翠的硕士论文以《石原莞尔的“不扩大”思想》为题，引用日文文献进行研究，以时间顺序论述了所谓“不扩大”思想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重点分析了石原与东条英机在战争战略上的对立冲突。王文得出的结论是，石原的最终战争论、东亚联盟论以及石原关于“满蒙”的构想、主张北进的战略都是其“不扩大”思想的理论渊源。石原的“不扩大”思想，有其自身更为隐蔽的考虑，明显带有策略性的因素。这种隐蔽性战略思想一旦付诸实施，可能与东条英机的战争战略的实施同样危险，二者在侵略实质上的险恶程度难分高下。
然而，所谓“不扩大派”是后人的评价，作为当事人石原是否从始至终就怀有所谓“不扩大”思想，石原的所有构想、理论是否可以都归结为“不扩大”思想，不应简单定论。且王文的论述重点在石原与东条的对立冲突上，对石原思想形成的根本原因、形成过程和实践过程等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除了上述关于石原莞尔的专书、论文外，还有学者在研究东亚联盟运动时涉及石原莞尔，或在其著作中以一部分内容述及石原。史桂芳在所著《“东亚联盟论”研究》和《“同文同种”的骗局——日伪东亚联盟运动的兴亡》
中介绍了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论和以此为理论指导的东亚联盟运动的形成、发展，以及对日本侵华战争及战后中日关系的影响。史著认为，东亚联盟的最终目的，是现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构想，打出“王道主义”“民族协和”等招牌，只是为侵略行为穿上美丽的外衣。史著的论述非常详细，使用了大量的日文档案，是目前为止研究东亚联盟运动及其与石原莞尔关系的最全面的专著。
王屏所著《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将亚细亚主义分为“思想”的亚细亚主义、“行动”的亚细亚主义、“外交战略”的亚细亚主义三个层面，对日本不同阶段的亚细亚主义作了新的界定。王著认为，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最初是产生于民间的一种理想主义，但在发展过程中因其不断地走向现实而被吸收到日本政府的“大东亚共荣圈”战略之中，成为日本侵略亚洲的意识形态之一。王著把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运动作为“行动”的亚细亚主义，专辟一章进行了论述，指出石原莞尔作为战略家的局限性：“石原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最终战争而采取的现实主义方针与拥护东洋精神价值这一理想主义观念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与矛盾。石原一方面把未来的战争定位在用东方的王道文明来战胜西方的霸道文明上，一方面又为了在‘最终战争’中取胜而不择手段。近代日本历史发展中的‘二律背反’现象在石原莞尔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宋志勇《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军方的对华认识与侵华战争》
一文介绍了石原的“满蒙”观，即“满蒙”不是汉民族领土，而与日本关系更加密切，满族人和蒙古族人更接近大和民族。中国由于军阀混战，难以树立独立的主权并形成真正的国家武装力量。宋文指出，石原和板垣征四郎等代表性关东军军人只注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一面，而轻视了中国逐渐展开的近代化进程，轻视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家意识的增强。他们的这种对华认识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动机和思想根源之一，而这种对华认识的形成则源于当时国际形势以及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认识的积累。
除此之外，徐勇、臧运祜、熊沛彪等学者分别有专书论述日本侵华政策，对石原的战略构想有所提及或内容相关。徐著首先探讨了战前日本的军国主义源头、大陆政策的制定、军队及技术装备、中日关系及东北亚国际关系等重要问题。然后，侧重于从战略层面分析自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前历次侵华军事行动过程中，日本军方的战略考虑以及中方的应对。臧著更侧重于外交史视角，将近代以来至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的对外政策定义为“亚太政策”，并加以全面、系统的分析。熊著运用日文史料，以日本的东亚霸权战略与东亚国际体制的演变的关系为视角，从外交、军事、经济、思想、国际关系等方面对日本近代霸权战略作了新的探索。这些研究从军、政、外交等方面对日本侵华战略、策略的详细论述，对考察石原莞尔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学者关于石原的研究，全面且深入的专书并不多见，而且研究范围和时段较多集中在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建国前后，也即聚焦于石原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所起作用最大的时期。这样的研究视角有一定合理性，但也有局限性，无法从东亚多边格局的高度来考察石原的战略理论。此外，国内研究或由于日文史料运用的欠缺，还有待对基本史实作更细致的还原；某些结论稍显形式化，把石原理论简单归结为日本侵华的理论工具，对其理论背后复杂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机制还需进一步系统梳理。
日本研究者对石原莞尔的一般评价大致为“军事天才”，策划占领“满蒙”、武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昭和时期日本实施大陆政策和大陆侵略的先驱人物，同时也是出色的军事学家，通过研究世界战争史发现战争进化规律，并据此得出战争已发展到极致阶段，不久战争将会消失并迎来永久和平的结论。另外，因其信仰日莲教，也受到日莲教信徒的推崇。有关石原莞尔的研究，在日本研究成果颇多，主要为评传类的著作，另有一部分研究石原莞尔的主要战略思想如“最终战争论”“东亚联盟论”，石原与九一八事变、“满洲国”的关系，石原的日莲教信仰等等。
曾为石原莞尔部下的藤本治毅，与石原有过较多直接交往，其所著石原评传《石原莞尔》（『石原莞爾』）一书，利用南部襄吉
、和田劲
等人所提供的史料及其相关回忆，对石原生平作了评述，分析了石原与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的关系，并记录了日本陆军其他将领、石原莞尔的军校同学等人对石原的评价。
在藤本看来，石原与板垣征四郎是日本陆军中的“最佳搭档”，石原策划的各种谋略，在上司板垣的支持下得以实施。二人的这种默契，是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取得一系列“成功”的重要原因。而石原离开后，板垣也随之沉寂，没有再取得任何突出“成绩”。
关于石原与东条英机的关系，藤本分析，两人的成长经历、性格的迥异，或许造成了两人观念上的根本对立。石原出生时，家族已经过明治维新而没落，石原在军校一直是优等生，他主张的东亚联盟论和最终战争论是通过刻苦研究国内外的学说和战史并结合实践经验而总结出来的。东条出生于东京的军人家庭，父亲东条英教当时已是陆军中将。他走上军人的道路是必然的，因此个人的努力程度不如石原，在军校表现平庸，但野心却极度膨胀。藤本认为，石原主张的“东亚联盟”是建立在各国平等基础上的联盟，而东条主张的“兴亚同盟”则露骨地主张应由日本来领导亚洲各民族的解放运动。针对石原应由一次世界大战来完结战争的“最终战争论”，东条主张“战争永久不灭论”。这种成长背景和理念的不同使他们从下级军官时期就互相轻视，彼此对立。
入江辰雄曾是东亚联盟运动的活跃分子，也是日莲教信徒，其所著石原评传《石原莞尔“永久和平”的先驱者》（『石原莞爾 「永久平和」の先駆者』）试图以日莲教
信仰为切入点阐释石原的生平。
入江认为石原从发动九一八事变，到放弃“满蒙领有论”，主张“满洲独立建国论”都是出于感受到大圣灵的“灵威”，是在日莲圣人的指引下，对日莲圣人《谏晓八幡抄》所授教义的一种实践行动。这与后来爆发的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性质完全不同。后者是日军当局不顾石原劝阻，违背大圣灵教义的侵略战争。而日本战败后，石原虽然身为军人，却宣扬“战败乃神意”，日本应“交出所有武器”“彻底放弃战争”，实现永久和平，也是受到了法华经和日莲圣人的启示。
早濑利之的《石原莞尔 满洲备忘录》（『石原莞爾満州備忘ノート』）详细介绍了“满洲国”建国前后石原莞尔的活动情况，试图通过解读石原日记和石原“满洲国”备忘录，还原石原关于“满洲国”的构想。
在早濑的解读中，石原所构想的“满洲国”是出于自给自足和自卫的考虑，为了协助日本对抗美国的经济制裁和防御苏军的军事进攻。关于对“满洲”的支配问题，早濑认为石原的想法有一个变化过程。在“满洲国”建国以前，石原主张对“满洲”实行“领有主义”，即占领。在“满洲国”成立后，应“满洲”民间人士的请求，石原转而主张将占领后的“满洲”的统治权和主权移交给“满洲人”，即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运营由“满洲人”承担，日本仅依据国际法负责满铁的防卫和治安。
早濑还认为：石原设想的“满洲国”的体制是模仿美利坚合众国，即实行“五族联合”的共和制。但参谋本部却坚持推举清朝废帝溥仪出任“皇帝”，成立表面“帝制”的傀儡政权，这样一来“满洲国”实际上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显然，早濑对石原的“满洲国”构想认识得过于理想化，他甚至提出一些假设：石原心目中理想的“满洲国”是“满洲人治理的满洲国”，如果能够成功实现这样的国家，蒋介石国民政府也只会羡慕而不会加以干涉；如果“满洲国”能够保持原状，美国不仅不会实施经济制裁，也不会强化驻夏威夷的太平洋舰队；“满洲国”或许会引进美国资本，与美国共同开采石油，并形成针对苏联的共同防卫线。
此外，阿部博行在《石原莞尔：生涯与其所在时代》（『石原莞爾：生涯とその時代』）中，结合时代背景，较为客观地对石原莞尔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记述。
田中秀雄以石原莞尔的友人小泽开作
为主线，通过介绍小泽开作在中国的活动、小泽与石原的交往，展现了石原莞尔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和“满洲国”建国前后、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及战后等各个时期的思想与行动。
石原莞尔留有大量书信等私人档案，且内容丰富。伊藤嘉启的《石原莞尔的欧洲体验》（『石原莞爾のヨーロッパ体験』）一书通过解读石原在赴德留学时期写给妻子的书信，探讨他性格之所以“异端”的原因，并揭示了石原在欧洲留学期间的一些侧面。
除上述关于石原本人的著述外，日本学界关于中日战争史的研究成果中也或多或少会论及石原及其最终战争论、东亚联盟论。比如加藤阳子在《总体战体制下的政军关系》（「総力戦下の政―軍関係」）一文中提出，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论在意识形态层面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制造了理论基础，并因此获得了广泛支持。“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于2月1日成立了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把‘东亚联盟论’视作与重庆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相对抗的意识形态而加以重视。”
加藤的看法也代表了部分日本学者的观点，即认为石原的东亚联盟论明确阐释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为战争提供了意识形态层面的支持。关于这类仅仅是在文章中有一部分涉及石原及其思想的研究，暂不作赘述，在下文中会补充更详细的介绍。
通观日本关于石原莞尔的著述，其中不少研究带有浓厚个人色彩，或把石原美化为民族英雄加以讴歌，或视为悲剧人物表示同情。这些著述很难超越日本的国家立场，其立论本身就已对石原持肯定观点，结论大多认为石原是优秀的军事学家、理想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在这些研究石原的论述中大都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以下几种观点：第一，日本如果按照石原的“不扩大”“东亚提携”“东亚和平”的构想走下去，或许不会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第二，石原或者说日本的本意是实现“东亚联盟”，扶持中国，复兴亚洲，共同对抗欧美列强，但是在以东条英机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派的“独走”之下，日本逐步走上了侵略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道路。第三，“满洲人”备受军阀统治压迫，日本占领“满洲”的初衷是帮助“满洲人”建立“独立的国家”，使日、“满”、汉、朝、蒙五族在“满洲”自由竞争，共建“和谐乐土”。第四，“满洲”不是中国固有领土，“满洲”北部接近苏联地区甚至是未被开垦的无主之地，日本鼓励本国国民移民“满洲”是正当合法的。
这几种逻辑与战后初期日本政府提出的“一亿人总忏悔”
的逻辑是一致的，不仅仅反映了石原莞尔研究者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本质乃至日本战争责任的理解，而且时至今日仍然或明或暗地存在于整个日本社会，成为造成中日两国社会和广大民众在历史认识上存在巨大差距的原因之一。然而，战争中的日本的确有许多人循着这样的逻辑，对近代中国政治和近代东亚社会的演变做出过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判断。特别是对于亚洲和中国的复兴是否应由日本主导，中国东北地区是否可以简单地看作是“化外之地”的认识，完全背离历史和现实，而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兴起、中国多样的民族生态环境等问题的复杂性均认识不足，这也成为其最终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石原莞尔东亚战略理论的研究，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厘清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动机，揭示所谓“东亚联盟论”和平构想背后的侵略扩张本质，梳理“满洲国”建立过程中复杂的民族生态环境等历史问题；同时，也会对正确理解今天中日历史认识的差距和缩小这一差距提供有益的借鉴。
美国关于石原莞尔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是约翰·博伊尔（John Boyle）和马克·皮迪（Mark Peattie）。
在《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
一书中，博伊尔不仅大量引用了与中日战争相关的各国研究成果、回忆录以及日本外务省、美国国务院、东京审判的相关档案，还采访了今井武夫、清水董三、松元重治、陶希圣、高宗武、李圣五等相关人物。该书主要着眼于日本内部关于侵华政策的争论（即“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争），详细介绍了日本侵略中国并在中国扶植傀儡政权的经过。作者认为“要进一步看清楚中国事变（即卢沟桥事变——引者注）怎样使陆军系统分裂为扩张主义派和反扩张主义派这两个阵营，最好考察一下反扩张主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石原莞尔少将的观点和结局”
，“要是石原还能在中央呆下去的话，他的观点很有可能在形成汪政权的性质方面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并使该政权成为一个有活力的‘独立政府’，而不是一个傀儡政府”
。因此，作者在书中对石原本人及其与“扩大派”的矛盾冲突进行了详细论述。
博伊尔首先肯定了石原莞尔作为军事战略家的一面。他认为，“典型的帝国陆军军官们总是一味强调纪律、优秀的精神素质以及大和魂等等之无比重要，认为这些是无价之宝，可以补日本在现代化战争装备方面的不足”
，而石原则与持这种传统意见的大多数同僚不同，他看到了经济对于战争的重要性，因而非常重视统计学家和经济计划工作者的才能。石原在任职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时期的中心工作就是组织下属编写关于陆军未来需要的预测报告以及分析日本经济实力的状况和弱点的调查报告。根据这些调查报告，石原提出必须把经济问题置于总体战体制之上，否则无法适应陆军未来的迫切需要。必须按照轻重缓急来重新调整国民经济，以便适应远离日本本土作战的现代化、机械化、机动性高的军队的需要。
关于石原为何不主张扩大战争，博伊尔认为除了考虑到陷入与中国进行持久战的泥沼中会给真正的敌人苏联以可乘之隙外，还因为石原对中国国民党和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力量有了新的、积极的评价。“到三十年代中期，石原一反军人中普遍存在的观点，开始感到国民党并不仅仅是一个军阀派系，它其实是民族主义潮流的领导者（或许是追随者）。而日本却冒险来顽抗这股潮流”。
“扩大派”则恰恰没有看清中国的变化，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最初企图以“闪电战”结束战争，后来又寄希望于以一次次战役，控制中国主要城市，击垮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但最终并没有打败中国的民族主义，陷入全面持久战争的泥沼。
在博伊尔的论述中，石原莞尔依据最终战争论理论把苏联和美国依次设定为战争对象，并出于“以战养战”方针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制造了伪满洲国，认为日本必须通过武力控制中国，建立东亚联盟，即一个包括日本、中国和“满洲国”的政治和经济集团；在卢沟桥事变后，石原开始抛弃以武力组成东亚联盟的设想，而是主张以道义劝说和以日“满”合作为范例来争取中国与日本成为同一集团。博伊尔对石原这一转变的判断是，石原首先是一名日本帝国的军人，并不是日本研究者眼中的“和平主义者”，他从来没有主张过日本应放弃对“满洲国”的控制。但是，后来石原认识到自己所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促进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因而开始主张“日本有一切理由去促进——而不是阻挠——中国发展成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和独立的国家”
。与此同时，石原出于对欧洲战史的深入研究（特别是拿破仑的失败）、对中国情势的了解、对战时经济的深入调查统计，得出与中国作战将使日本陷入泥沼的结论，因此反对“扩大战争”。博伊尔故而得出结论：石原的所有行为、思想变化都是出于一名军人对如何在战争中取胜，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所做出的考虑。
博伊尔的观察视角有一定的客观性，值得本书借鉴，但他的研究仍然倾向一种假设，即如果日本政府采纳以石原为代表的“不扩大派”的方针，则中日之间可能不会发生战争。这种假设是否合理？是本书需要探讨的课题之一。
皮迪运用英文和日文资料对石原莞尔进行了全面研究。他认为以石原为代表的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将校，大部分接受过从陆军地方幼年学校、陆军中央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到陆军大学的完整的军事教育。与明治时期的军人不同的是，这一批军人在军校中接受了较为先进的西式教育，了解一战中世界各国的战术、战略、战史。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有到欧洲留学的经验。因此，他们对军中元老、旧派阀深为不满，热切希望日本陆军进行军事改革。另外，因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且自日俄战争后日本的军事教育开始强调“国体”精神，因而这一代军人更具有自信，于是在他们中间滋生了由日本领导东亚对抗西方的所谓的亚洲主义。
关于石原，皮迪认为石原通常被视为“军人”“军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但其战略思想、宗教思想及为人处世之原则，又与这些称谓多有矛盾。他以石原“日美决战”的构想即石原的对美认识为焦点，分析石原“最终战争论”的“成败得失”，指出石原虽然预测到日美战争的趋势，但是缺乏对日美国力巨大差异的判断是其理论的根本缺陷，也因此导致日本走向灾难性结局。皮迪的研究结合了日美两国已有的成果，对石原莞尔的最终战争论有着较为完整且严谨的学术评价。他在该书日文版序言中提到，他的研究跳出日本学界的范畴，也有日本学者评价该书为最公正且最值得信赖的石原研究。但是，综观全书，其所谓“脱离日本史研究的范畴”更多体现在从美国的立场来评价石原的战略理论，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史则鲜有涉及。因此，皮迪的研究虽然启发我们不应局限于石原本人所持的立场，跳出以日本为主体的逻辑，也提示了我们既有研究的缺憾，应该从东亚各势力角逐的多边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
从对既往研究的比较分析来看，在中日两国，研究者对石原的评价和关注点存在明显的对立与差异。在中国，石原通常被视为不折不扣的侵略者，有学者认为他的“不扩大”战争的主张实际是更为隐蔽的侵略方式；在日本人的认知里，或把战争责任归结于石原等陆军“精英”军官，或视石原为反对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和平主义者”。
既往研究中，中方研究者较多关注石原在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建立过程中的行为和所发挥的作用，试图通过此类研究，揭示日本侵华的野心和日本大陆政策的一贯性；而对石原提倡的东亚联盟论的考察，主要着眼于揭露和批判其虚伪的本质。
不过，总体而言，中国学界深入研究石原的成果不多，且较集中出现在21世纪初期。部分成果存在史料运用单一、研究视野有待拓宽等问题，往往局限于石原在某一事件中的作用，研究时段也缺乏连续性。日方学者则更多关注石原本人，有关成果多为其个人评传或对其战略思想的研究，结论倾向于把日本侵华及日本战败的原因归为日本当局对石原构想的背离，这些研究多数是从日本国家立场出发，带有为石原和日本战败惋惜的感情色彩，
而欧美研究者的观察视角看似中立，但其更偏重于从美国立场来评价石原和中日战争，缺少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关注。
石原莞尔从提出战争理论，到策动战争、指挥战争，后来又被迫退役，战后逃脱战犯审判，既有其特殊的战争经历，也与同时期的日本陆军“中坚层”军人存在共性。本书的写作初衷之一，是尝试弥补既有研究中存在的视角单一、史料缺失、时段碎片化、研究深度不够、系统性欠缺等问题，探析这些“中坚层”军人的共性和个性。为此重点考察三个问题。
其一，追溯日本明治建军时期的对外扩张政策及为此进行的军事近代化改革之过程，重点关注军事教育对侵华战争中成为中坚的军人的影响，重新梳理自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过程，着眼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日本陆军“精英”即所谓“中坚层”对战争发展的导向，驳斥所谓“下克上”论，日本陆军侵华政策的制定是由于“精英”军人误国，侵华战争具有“偶然性”等日本社会中存在的错误历史认识。
其二，如果单纯看石原莞尔针对与欧美作战的战略理论，在东亚多元格局下思考东西对抗，提倡东亚国家间的合作互助，似乎是近代日本“尊皇攘夷”，争取民族解放主张的顺理成章的发展。然而结合实际战争过程来看，石原的理论非但没有阻止战争，反而恰恰扩大了战争。因为日本当局正是打着对美作战的旗号，来说服国民，对中国行使武力。那么石原的战略理论对日本的侵华战争到底起到了怎样的影响？
其三，为了解释对石原莞尔及其战略理论的评价中存在的矛盾，必须首先阐明石原对“满洲”、东亚乃至世界局势的认识和石原理论中存在的根本错误。石原提出“满洲”有别于中国，标榜要建立“满洲人”治理的“满洲国”，将其变成五族共和的乐土。但实际上，“满洲”在他的战略构想中只是为了抵抗苏联和实施对美作战的“补给线”。而另一方面，日本当局不会让“满洲国”真正独立；同时“满洲人”也不可能脱离中国，接受日本的统治。他对待“满洲”的出发点是占领，强行割裂“满洲”与中国的关系。因此，其标榜的理想的“满洲国”构想必然失败。同样，在东亚联盟论中，石原虽然表面上把中国定位为日本的“盟友”，但并没有把中国当成一个有力量的独立政治实体来平等看待，更无视在受到来自西方压力后孕育在中国内部的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政治要求，看不到日本已经成为“东洋列强”的中国视角，反而始终强调日本的主导地位。石原的认识和逻辑的背后是日本越来越大的侵略野心，这种野心导致战争欲望越来越狂热。直至战后，这种认识和逻辑的侵略本质仍未得到彻底的清算。
本书希望突破既往研究把中日战争作为双边关系考虑的局限性，综合探讨石原莞尔对中国、美国、苏联的不同认识，将石原的战略构想和中日战争置于东亚复杂的国际局势中考察。石原战略构想的主线是以东亚联盟为基础，以“满洲”为日本的“生命线”，先同苏联作战，最后同美国进行决战。这一主线的核心理论就是最终战争论与东亚联盟论。其战略考虑范围至少涵盖了日本、中国、苏联和美国。为叙述方便，本书将石原的战略构想概括为石原莞尔的东亚战略理论，但这并非认为石原有着一成不变的战略构想，相反，其战略构想一直随着东亚局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因此，本书将重点考察其理论与其军事和政治行动的相互影响，并置于东亚的国际环境中，分析石原战略理论形成的动态过程。
石原莞尔以最终战争论和东亚联盟论为核心的东亚战略理论，萌发并成长于20世纪初期（尤其是日俄战争后）的东亚新格局中。在这一新格局中，日本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迅速崛起，并与原来的东亚强国中国、外来的西方俄美势力，形成了多边角力的局面。石原的东亚战略理论正是在这一复杂多元的局势中发展起来，并具体体现在九一八事变、“满洲国”的建立、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其流行和破灭与其自身逻辑的内在缺陷有关，也与当时历史情境的变化紧密相连。本书试图跳出中日战争的既有框架，从东亚国际局势的战略高度分析和评价石原的东亚战略理论，以期充分理解其理论的内在脉络，从而更好地揭示日军侵华的战略意图，在清理史实的基础上对其思想做出更全面、客观的评价，促进中日间历史认识差距的弥合。
在研究过程中，本书将着力爬梳中日史料，通过归纳、对比中日双方研究，同时借鉴美苏相关研究，以更为多元的视角对九一八事变、日本陆军、东亚联盟论等重要事件和问题进行全面的梳理，分析石原战略理论形成的思想根源、石原的战略理论于中日双方的影响、日本战败是否源于对石原构想的背离等问题，揭示石原理论的本质缺陷。同时，通过观察石原与其陆军同僚的合作与对立，勾画侵华日本陆军“中坚层”的群体像。
档案资料方面，本书主要利用《石原莞尔选集》《石原莞尔资料》《日本军队教育相关史料集》，日本官方编修的战史《战史丛书》，《现代史资料》所收“十五年战争”各阶段重要政军文件、密电，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的陆军省、外务省、参谋本部相关档案，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和国立公文书馆网站公布的陆军省档案，关东军对苏情报战资料，满铁相关资料，台湾档案部门收藏相关资料以及日本陆军军人的回忆录、日记，张学良回忆录、蒋介石日记等。
结合上述历史大背景，同时结合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以及世界局势对东亚近代历史的影响等综合因素考虑，本书主要由四章构成。
第一章追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陆军的建军过程和军人培养制度，讨论日本“精英”式军事教育对石原等陆军“中坚层”军人的战争观的影响，并以石原莞尔的生平经历和主要军事战略思想为例，说明该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以此加深对日本军国主义、日本大陆政策形成过程的理解，并追溯日本军国主义形成的思想根源。
第二章讨论日本陆军“中坚层”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计划和战争实践。这同时也是石原对其东亚战略理论的实践。1928年，石原莞尔被派到“满洲”任关东军参谋。他通过参加参谋旅行等活动对“满洲”各地进行调研，实地考察了将“满洲”作为日美作战“生命线”“补给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陆军中央的“精英”参谋的配合下，他们经过周密计划，策动了九一八事变。“满洲国”建国后，石原希望依据他的“东亚联盟论”，在“满洲国”进行一些尝试。但是，因为这些构想的前提是以日本人为中心的虚假的平等，因此“满洲”沦为日本殖民地是必然的，“满洲国”也不可能成为石原所构想的“王道乐土”。
第三章从组织派系和战略思想两个层面，分析自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石原莞尔的事业晋升与日本军队派系争斗之间的关联，及其战略思想与陆军主流思想的离合。本章以一夕会为切入点，介绍这一陆军“中坚层”军人团体从诞生至壮大，逐渐掌握陆军中央权力的过程，并以一夕会的灵魂人物永田铁山的军事和政治思想入手，阐释日本陆军统制派的总体战思想。通过石原莞尔的履职轨迹和政策斗争，透视日本陆军中央内部、中央与地方的人事矛盾和政策走向，进而深入理解日本侵华政策的形成过程。
第四章在国际视野下，考察日本陆军战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深入分析石原莞尔在退出陆军中央后最终成文定型的两个主要理论，即最终战争论和东亚联盟论的理论背景、思想脉络、主要内容、个人特点，以及东亚联盟论的酝酿、出台、主要体系和内容及其最终走向。从战争理论层面探讨、分析石原战略构想的流产及日本侵华战争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1]
大山梓編『山
有朋意見書』、東京：原書房、1966年。
[2]
第一，终止对台出兵，以交涉的方式解决外交问题；第二，如来不及中止出兵，则要有与清国开战的决心；第三，立即开战。参见「外征三策」、大山梓編『山
有朋意見書』。
[3]
「対清意見書」、大山梓編『山
有朋意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