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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定期的官员奖惩制度。例如，每年从秋天开始，基层官员开始向上级送交簿册，接受考核。成绩优秀者，上级长官给予褒奖；成绩低下者，收回官印并施行杖责。对于国家的重要官员，如果在考核中成绩优秀，则由君主奖赏金银、增加食邑以至升迁官职；如果在考核中成绩低下，则降免职务，甚至施行处分直到刑罚。随着考课制度的完善，有时也给有过失的官员以将功补过的机会，所谓“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即根据三次考课的平均成绩进行赏罚，以示审慎。
这个时期，在考课中，成绩特别优异的被称为“最”。对于那些被评定为“最”的，要给予重奖。其余再按优劣排列名次。对成绩优良者的奖励大体是按口头褒奖、行文嘉奖、增加俸禄、赏赐黄金、提升职务、赐爵封侯的顺序由低到高进行的，有时也数奖并行。例如，西汉召信臣为南阳太守，“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被认为各项考课成绩皆优，因此赐黄金 40 斤，提升为河南太守，并诏行全国。又如，赵广汉为阳翟令，以治行优异，越级提拔为京辅都尉。在南朝时，还有“著令：小县有能，迁为大县；大县有能，迁为二千石”。对官吏的提升称为“迁”，一般积功久任的为“平迁”，有特殊功绩和蒙受恩宠的拔擢，称“超迁”或“擢”。考课为“最”者，一般都“超迁”一等，因无官缺不能升迁的则以增秩、赐金、封爵作为补偿。对于治行特别突出的，在死后还要受到奉祀悼念。如西汉的召信臣和文翁，经皇帝批准，在家乡立祠，在原治郡，“岁时郡二千石率官属行礼”，在他们的遗冢前举行祭奠之礼。这些措施无非是为提高官员工作的积极性，让他们尽忠职守。奖励是君主用来笼络官僚，平衡各种政治势力，巩固并加强君主专制的重要手段，当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考核中，成绩较差的被称为“殿”。对那些被评定为“殿”者，要追究其责任。“吏有罪”为汉代“七科谪”之首，处罚是相当严厉的。对不称职或违反朝章法纪者，应视其情节轻重给予不同的处分。处分是按申诫、鞭杖、罚金、降秩、降职、罢官、判刑、抄家、处死、株连家族等顺序由轻到重地进行，有时也数罪并罚。对考课不称职和被监察人员指控的二千石以上官员，先要由三公或尚书派遣掾史或郎吏进行核实，情况属实者，奏请皇帝加以黜免或交廷尉问罪；如情况不实，指控者也要受到处分。如东汉光武帝时，大司空宋弘“坐考上党太守无所据，免归第”；明帝时，太尉赵熹“坐考中山相薛修不实免”。二千石以下的官吏由专管考课的掾史进行了解和责问，并可以进行一些调查，如认为确有犯法嫌疑，经核实后，报主管长官来绳之以法。主管长官对辟用的吏属有直接处死权，如南宋时，历阳太守刘湛，对“奸吏犯脏百钱以上，皆杀之”。但对朝廷任命或经朝廷核准任职的官员，主管长官则不能擅自施刑，要上奏朝廷获准后再行处理。对下属的惩处，往往在一年一度的课吏大会时与奖励同时进行。西汉东海太守尹翁归，“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以一儆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这样借课吏大会以行奖惩，是为了促进吏治。
这个时期，官员的奖惩一般与考课挂钩。考课成绩佳者获得奖励，考课成绩次者接受处罚。例如，唐代官员的升降与考绩挂钩。唐代官员的任期一般以四年为满任，每年以年劳为考绩，四年即四考。四年考绩均为中中，则升进一阶，又四考中，每一中上考，复进一阶，又每一上下考，则进二阶。官员治事考绩优异（列为中上以上者），不仅升级，还可赏禄一季。若考绩低劣（列为中下以下者），则降一阶，且夺禄一季，以作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