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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人才的目的，在于使用人才。中国封建政治文化特别强调用人与事业成败的关系，认为事业的成败，概系于用人，用非其人就不能达到兴庶绩、成事功的目的。但是用人要先知人，知人才能使各类人才各展其才。三国时期的刘邵在他所著的《人物志》中，开宗明义就阐明了这一观点。他把知人看作圣贤品质中最可称道的美德，强调知人是选拔人才和建立功业的首要条件。他认为，古代的圣王贤君之所以能够成就安邦治国的事业，正是由于他们具备这种敏于知人的美德，因而才能够“劳聪明于求人，获安逸于任使”。
“知人”只是用人的第一步，知人必须善任，即善于使用人才。刘邵还认为，“人才不同，能各有异”，自然各有其用。人才的不同表明了各自的专长和能力不尽相同。刘邵把人才归纳为 12 类，并一一说明了各自的特长。由于人才的专长不同，能力各异，所以刘邵提出“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所谓“审”，就是审视人才特长所宜，审度人才能力大小，然后根据人才的不同专长委以不同的任务，做到人尽其才。比如，清节家，他们道德高尚，道德高尚，堪为师表，可以掌管教育；雄杰，他们胆略过人，威猛雄豪，可以委以将帅之任；国体是辅弼之材，可参议大政，作为君主的宰相（清节家、雄杰、国体均为刘邵所归纳的 12 类人才之一）。若用人不审专长就会造成才非所用的人才浪费。刘邵还提出，在用人的时候，不仅要位人以才，使才宜其位，而且还应该注意授官以能，使能当其职。他以烹牛之鼎能否煮鸡为例，说明了能力大小与授官任职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大才不可小用，就像烹牛之鼎不可以煮鸡一样。刘邵则不这样认为，他指出，鼎可烹牛自然也可以煮鸡，能管理大郡的人同样可以管理小郡，小事做不来者，大事肯定做不成。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以大才治小事能否胜任，而是以大才就小任是否适宜。刘邵说：“人才各有所宜，非独大小之谓也。”就是说大才有大才的用处，小才有小才的用处。大才之人可以做小事，但不宜使之做小事。大才而小用就会造成能不尽其用的人才浪费。
用人要各尽其才，就必须“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唐太宗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全才”。他相信，只要不求全责备，就能发现所需要的人才，关键在于要“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因此，他把这作为选任官吏的重要方法。他认为，只有把“广求贤人”和“随才投任”结合起来，“用其所长，掩其所短”，才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唐太宗任用房玄龄、杜如晦为相，就是各取所长的范例。唐太宗认为，房玄龄善谋，杜如晦能断。所以每当决策时，唐太宗总是充分利用他们的长处，使二人相互配合，辅佐自己。“故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又如戴胄，因其厚重少文，忠直秉公，被唐太宗任命为司法官。他在任职大理少卿时，能够秉公执法，受到了唐太宗的称赞。
在中国古代，明智的帝王都懂得在专制王朝里，“为君不易，为臣极难”。在人主刑杀大权的情况下，“臣之对帝王，多顺从而不逆”。因此，仅“善任”是不够的，还必须为“尽其才”创造条件。其中，对君主而言，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用人不疑”，信任贤才。唐太宗认为，“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将人君的“推心待士”作为驱驾英才的重要条件。基于这种认识，唐太宗对待臣下的态度，能够做到“事臣如礼”。对臣下提出的良谋高策，尽量做到言听计从。对于那些敢于进谏的官员，唐太宗也多加鼓励，从谏如流。在唐太宗的鼓励下，不少官员敢于犯颜直谏，指陈朝政得失，对维护唐王朝的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用人不疑还表现在“用人以专”，即看准贤能之士后，就要大胆使用，推心置腹，肝胆相照。中国的知识阶层，自古以来就崇尚“士为知己者死”。只要他们感到备受信任，就会竭忠尽智，肝脑涂地，在所不辞。汉高祖十分明白这一“信其忠，则不疑其伪”的道理。他曾说道：我因为这个人擅长于某事而任用他，而他在其他方面有短处，那又有什么妨碍呢？我因为这个人忠于我而任用他，而他在对待他人方面有伪，那又有什么妨碍呢？所以萧何、陈平、韩信能成就刘邦的帝业，就是因为刘邦推心置腹，用人不疑，充分地信任他们，使他们备感知遇之恩，为刘邦的统一大业竭尽全力。故而王安石强调：“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国士待人者，人亦国士自存。”
总之，中国古代识人、选才、用人的一系列思想是中国丰富的政治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其中难免糟粕与精华并存。然而批判地汲取中国古代人事思想精华，古为今用，对于现今中国的人事制度改革，推行公务员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