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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无论何种思想流派，无论哪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都将“尊贤”“用贤”作为选择人才的最高标准。孟子认为：“不用贤则亡”，将是否“用贤”视作国家存亡的根本大计。吕不韦也把贤能政治看成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原则，他指出：“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只有得贤，才能维持统治。作为一代英主的唐太宗也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他在谈到国家安危治乱的历史经验时，曾经对侍臣说道：“朕闻太平后必有大乱，大乱后必有太平。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因而他将得贤、用贤作为“致安之本”。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唐太宗求贤若渴，多方访求。据《全唐文》记载，唐太宗专门下的求贤举人诏，就有五次之多。唐太宗还要求中央政府官员要注意发现和推举贤才，特别是宰相，更应该将协助皇帝广求贤才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之一。他特别要求当时的宰相房玄龄、杜如晦从一般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帮助自己访求贤哲。对于一些举荐了贤才的官员，唐太宗还予以褒奖，以此来鼓励臣下尽力举贤，造成一种上上下下都知贤爱才的风气。常何举荐马周，唐太宗特赐他三百匹绢，以奖励他知人举贤。所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将“圣人当道，贤者在朝”看作理想的政治境界。
“贤”在儒家学说中，被视为人的崇高德行的标志。不必讳言，中国古代社会的贤的标准，实质上就是封建道统的集中体现，但是它也蕴含着一些积极因素。例如，孟子就认为：“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其贤焉，然后用之。”说的是贤与不贤，要以百姓的赞成与否作为标准。这种对“贤”的民本主义的理解，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用人必须用贤，表明中国古代官员制度将“德行”作为用人的首要标准，而励精图治的君主，总是将“公”作为“德”的核心，看作是德的重要标志。所以“为公”是贤者大节不亏的体现，做官的首要条件是要能“辨别公私二字”。康熙曾经说过：“事君者果能以公胜私，于治天下何难？若挟其私心，则天下必不能治。”当然，在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所谓的“公”是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但是强调用人以德为本，奖励其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操守廉洁者，并把他们选拔为各级官吏，这对于澄清吏治、加强封建国家的统治效能起到了积极作用，对社会的发展进步客观上也具有积极作用。最后，中国传统的用人思想还认为，举贤必须退不肖，贤与不肖犹如冰炭不能并容，要选拔贤者当政，就必须远斥不肖者。“举贤退不肖，正百官也，二者不可偏废。”“如举贤而不能退不肖，则贤者不知其所勉，而不肖不知其所惩，终非劝众之道，惟黜不肖之员，则众人方知所戒，俱勉为好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