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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将时代特征与世界形势和社会主义运动联系起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思考问题的一个优良传统。列宁曾把进入20世纪的时代称为“帝国主义时代”或“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斯大林后来则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认为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必然导致战争，而战争又必然引起革命。历史证明，列宁当时的估计是正确的。但随着这次战争与革命周期的结束，时代也开始了新旧交替，从战争与革命时代过渡到和平与发展时代。这一转变大约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十多年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伴随着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发生和进程：
一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出现稳定的均势，尽管局部战争仍有发生，但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二是世界范围内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殖民主义体系趋于瓦解，众多实现政治独立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而要求经济独立，进行国家经济建设；三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进入了持续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于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各国都更加珍惜发展的机遇，求和平、谋发展成为普遍的愿望；四是对人类历史影响深远、对经济高速增长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新技术革命也发端于50年代，新技术革命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建立了一大批新产业部门，改变了生产和消费以至整个社会的面貌，也把经济国际化推到一个历史新阶段。
邓小平敏锐把握了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他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全球大势，同样也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审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顺利地恢复了国民经济，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错误，特别是在经济上盲目求纯、急于求成，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在政治上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也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以苏联为代表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内部形势相对稳定，却也普遍暴露出计划经济体制日趋僵化的问题，如农工轻重比例失调、对科技进步应对缓慢、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等。至于一些新兴的独立国家，原本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来建立平等、公正的新社会，结果由于措施不当，反倒给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难，“越搞越穷”。对于上述种种问题，邓小平在多次谈话中既没有简单地回避，更没有对之前的制度和历史全盘否定，而是既坚决地维护社会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同时又客观、准确地分析了这中间的错误及其产生的原因，并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指引中国人民探索新路。
综上所述，当时的国际形势决定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和平发展，尽快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而要加快发展，就必须突破社会主义国家之前的发展模式，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也因此应运而生。
2．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
邓小平理论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在当年，想要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征程，首先需要进行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根本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要不要纠正，还能不能固守‘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做法，要不要拨乱反正？这些都是重大而又敏感的政治问题，怎样看待和处理这些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党内存在着分歧，社会上也存在着不同声音。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提出了一种政治原则和标准，也就是毛泽东的失误不能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能承认；‘两个凡是’同时也蕴含着一种哲学原则和标准，也就是判断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个人。因此，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要从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开始，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要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起步。”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的《光明日报》又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由此在全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是一场呼唤社会主义新时期伟大变革的思想解放运动，得到了邓小平等一批领导同志旗帜鲜明的支持。事实上，邓小平早在一年以前即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努力推动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1978年 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思想路线问题一经解决，便意味着党可以依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判断一切工作的成败得失。邓小平曾讲道：“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可以说，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以至于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而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正因为如此，观念上的创新与突破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要亡党亡国”
。但邓小平同时强调：“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
改革开放以来，他时时不忘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实质就是要求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唯其如此，才可以自信地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全面展开，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不断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在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这些思想被初步命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包括：
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
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系统的概括，也标志着邓小平理论轮廓的形成。
1992年初，当改革开放在前进中遇到一些犹疑和困惑之时，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南方谈话）。讲话针对人们普遍存在的疑惑，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如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等等。南方谈话从理论上回答了当时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邓小平理论也逐步走向成熟。
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导下，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不仅写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且从更宽广的视野和更高的理论层次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作出科学的概括，指出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报告同时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对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杰出贡献，称他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到了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并郑重地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199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邓小平理论载入宪法，成为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3．邓小平理论的建构逻辑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邓小平同志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有着十分明确的思路，即首先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很长时间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还是贫困，现实迫使我们考虑这个问题。考虑的第一条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因为发生一些问题就动摇社会主义信念、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但问题是怎么坚持社会主义，怎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就是必须选择好的政策，建立好的体制。那么什么叫好的政策和体制？就是能使生产力大大发展，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的政策和体制。于是问题就深化了：为什么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还要有一个选择好的政策和建立好的体制的问题？为什么好的政策必须是使社会主义生产力能得到较快发展的政策，好的体制必须是能促进社会生产力较快发展的体制？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首创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概念，使我们豁然开朗。这一科学概括，既包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问题，又包括了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问题，它为我们既坚持公有制又完善和发展公有制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继续回答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也因此就有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有了“三步走”的规划，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一系列独创性的思想、观点和发展策略。
概言之，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该理论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迎来了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天”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也正是源自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的事业，“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一以贯之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