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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不但是引领中国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宝贵精神财富，还包含着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进行艰辛探索的经验总结。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山河重整，百废待兴，接下来该怎么走？如何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努力且优先解答的重大时代课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社会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性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并存着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所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要继续向前发展，就要不断扩大国营经济，同时逐步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改变为社会主义经济，使社会主义经济逐步成为我国的经济基础。为此，党在领导人民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便通过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引导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通过对私营工商业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方式，将私人资本纳入国家资本轨道，为全面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基础。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比重逐渐增加，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在1952年底开始酝酿，并于1953年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规定：“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中间的“一化”（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三改”（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体现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继承和重要发展。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就提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并设想用暴力没收与和平赎买这两种方式来变革所有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试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只是后来由于俄国资产阶级选择了国内战争的反抗方式而未能实现。但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我国而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日趋强大，而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相对弱小，农业和手工业的小生产者经营缺乏稳定性、发展困难，再加上比较稳定的国内环境，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以和平方式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党特别注意根据需要与可能因势利导。例如，在农村依靠贫下中农，“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
；对于手工业则是从供销合作入手，逐步发展到走生产合作的道路；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先是主要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和委托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随后通过国家向私营企业投资入股等方式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再发展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对合营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定股定息，委派人员负责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统一调配企业的人、财、物，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这样的和平赎买，既避免了激烈的阶级对抗，减少了改造的阻力，又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邓小平同志曾评论道：“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的目标在几年之内就基本实现了。尽管其中也存在着某些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的情况，但从总体上看，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进行改造正是国家建设之亟须，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期盼，在理论和实践中都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写下了精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