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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世纪前的性科学初探

引言

中国古代医学非常发达,性科学——古代称为“房中术”——作为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不例外。但很久以来,只要一提起房中术,人们往往大摇其头,将它和炼丹、求仙等视为一路货,甚至更坏,斥之为“诲淫”“色情”“腐朽糜烂”。结果造成了性神秘,使许多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不应有的损害。这种情况今天已经改变,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性神秘的帷幕逐渐被拉开。目前国内的书店、图书馆中都有不少介绍性知识的读物,报纸杂志上也时常刊载普及性知识、性卫生的文章。

房中术中固然有非科学的糟粕,但也不乏科学的内容和成就。如果从科学史的角度出发对之加以研究和探讨,应该说也是有意义的。

一、史料及流布情况

史志书目

《汉书·艺文志》成于东汉时,其方技略中载有“房中八家”,这无疑是秦汉间或更早期的著作:

《容成阴道》二十六卷

《务成子阴道》三十六卷

《舜阴道》二十三卷

《汤盘庚阴道》二十卷

《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

《天一阴道》二十四卷

《黄帝三五养阳方》二十卷

《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

还附有一小段议论:“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作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 这种节制的主张,一直为后代所继承。不难看出,班固并未将房中术视为“诲淫”邪道,而是和其他学术分支一视同仁的。可惜他所记这八家著作今天都已佚亡。

魏晋南北朝期间,性科学继续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房中术著作。成于唐显庆元年(656)的《隋书·经籍志》子部医方类中有

《序房内秘术》一卷(葛氏撰)

《玉房秘诀》八卷

《徐太山房内秘要》一卷

《素女秘道经》一卷(并《玄女经》)

《新撰玉房秘诀》九卷

《素女方》一卷

《彭祖养性经》一卷

《郯子说阴阳经》一卷

等书。其中有的流传至今(详见下文),再注意到上述诸书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无一相同,我们可以推测:中国古代房中术的格局大约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定下来的。这还有另一个证据:成书于宋嘉祐五年(1060)的《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医术类中有:

《葛氏房中秘书》一卷

《冲和子玉房秘诀》十卷(张鼎)

《彭祖养性经》一卷

等书,皆为《隋书·经籍志》中已著录者,而不再出现成批的新著作。《冲和子玉房秘诀》当即《隋书·经籍志》中的《玉房秘诀》,后者今存一种,内屡称“冲和子曰”;《旧唐书·经籍志》(945年成书)中亦载有《房秘录诀》八卷,云冲和子撰,盖是同书异名。

《医心方》

有关性的知识在古代医书中常有收载,唐代尤甚。如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卷二七、甄权《古今录验》卷二五、王焘《外台秘要》卷一七等,都有若干记载。不过,作者们通常总是把性知识作为很小的一节,并且往往在书靠近末尾部分才出现。史志书目中房中术著作也多半著录在子部医方类的接近末尾处。

今天我们能在其中找到最系统的房中术材料的医书,当推《医心方》。此书由日本人丹波康赖于公元984年(中国宋太平兴国九年)写成,但直到1854年方才刊行。 [1] 其中收录了《素女经》《玉房秘诀》《洞玄子》等房中术专著中的大量内容,按不同方面的问题分类编排,并在每一段之首载明出于何书。多亏了《医心方》,中国10世纪以前的房中术理论才得以保存其主要内容直至今日。照叶德辉的意见,“大抵汉、隋两志中故书旧文十得八九” 。说“十得八九”虽未必确,但《医心方》作为今天研究中国10世纪以前的房中术的主要材料来源则无可疑。

叶德辉的工作

叶德辉酷好收集古代医书,对房中术著作也有极大兴趣。他从《医心方》和其他医书中辑录出《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玉房指要》《洞玄子》等著作,连同敦煌卷子中的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残卷,于1903—1914年间刻入《双梅景暗丛书》中。 每种都附有他写的序或跋。其中对史料做了一些初步的考证工作,都还正确。还发表了一些评论,也不无可取。比如他已知有普及性知识的西方读物东来,指出其中有些内容中国“古已有之”,即房中术,又主张普及性知识对人民健康有帮助。这些都不失为正确的见解。

性知识在唐代相当普及

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残卷在20世纪初发现于敦煌鸣沙山藏经洞,这篇赋在文学史上虽无多大价值可言,却为研究房中术在唐代的流传情况提供了不少信息。此赋专门描写性生活,文辞浮艳,极尽铺陈之能事。其中多处出现房中术专著中的术语,如“九浅一深”之类,而且在有些地方白行简还加了注,注中提到《交接经》、“素女曰”和“洞玄子曰”等语。可以推知白行简是看过或至少知道《素女经》《洞玄子》之类著作的。还可推知唐代流传的房中术著作除《医心方》中所涉及的之外还有一些,《交接经》即其一。

白行简(776—826),白居易之弟,新旧《唐书》皆有传。《新唐书》本传十分简略,关于其为人只说“敏而有辞,后学所慕尚” 。《旧唐书》稍详,也只说“有文集二十卷。行简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居易友爱过人,兄弟相待如宾客” 。没有他对房中术或医学感兴趣的任何记载。他贞元末进士及第,做过幕僚,担任过校书郎、左拾遗、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等官职,写了传世唐人小说中的名篇《李娃传》。这是当时很典型的文士,没什么奇特的经历和造诣。《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多半是他的游戏笔墨,正如他在赋前序中所说:“唯迎笑于一时。”但在赋中竟有大量房中术术语,对这一现象最好的解释恐怕只能是:房中术著作在白行简时代普遍流行,至少在士大夫阶层是如此,否则白行简不会那么熟悉。

联系到唐代两部重要医学著作,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中都有相当大的篇幅(与一般医学著作相比而言)论述房中术,加之当时又有许多房中术专著流传,我们可以推想性知识在唐代是相当普及的。

二、主要内容的初步分析

“多交少泄”可以延年

所谓“多交少泄”,就是主张男子多性交,越多越好,但少泄精,认为这样可以益寿延年。《素女经》说:“法之要者在于多御少女而莫数泻精,使人身轻,百病消除也。”这是古代性学家一个普遍信念,即所谓“采阴补阳”。几乎每部房中术著作中都有这种观点。这种观点不仅反映了对妇女的轻视,而且本身也是违背今天的科学常识的。事实上,过度频繁的性生活(无论男方射精与否),将对男女双方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对健康有害无利,更毋论益寿延年。

上述错误信念是如何产生的呢?很可能,它一方面来源于某些观察归纳,另一方面来源于传统的哲学思辨。古代性学家已经知道性压抑的害处,《素女经》说:“黄帝问素女曰:今欲长不交接,为之奈何?素女曰:不可。”同书中还注意到长期性压抑造成的精神恍惚状态,称之为“鬼交之病”:“由于阴阳不交,情欲深重,即鬼魅假像与之交通。”《备急千金要方》也说“阴阳不交伤也” 。性压抑既不可取,中国古代又早有阴阳之说,地与天、女与男等都是和阴、阳对应的,而阴阳交合才是好事,是事物的生机,《周易》里就有这种思想。也许就是这两方面引导性学家确立了“多交益寿”的信念。

上述猜测的可靠程度目前尚难断定,如能发现早期的房中术著作(比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者),或许可以得到较为明确的线索和证据(参见本文末附注二)。

在“多交少泄可以延年”的错误信念支配下,古代性学家把控制射精作为重要课题来研究。他们追求“坚持勿施”(《玉房秘诀》)、“动而不施”(《素女经》),甚至还有“但能御十二女而不复施泻者,令人不老,有美气;若御九十三女而自固者,年万岁矣”(《备急千金要方》卷二七)这样荒诞不经的说法。孙思邈等人主张在即将射精的瞬间做各种动作以阻止射精,如屏住呼吸、紧握两手等。

又有“还精补脑”之说,主张在将要射精的瞬间用手于阴囊与肛门之间处压迫输精管,使精液不从阴茎射出,认为这样精液就会上行而达脑子,起滋补作用。 这无疑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实际上这是现代仍在采用的避孕方法之一(但并不可靠),在这种情况下,精液进入膀胱,以后随小便排出,根本谈不到什么“补脑”。

多交少泄延年之说带有明显的封建统治阶级烙印。“御女”越多越好——谁能做到这一点?恐怕只有后宫佳丽上万的封建帝王、侍妾成百的富豪显贵才能如此。而且这种说法把妇女视为附庸,《玉房秘诀》和《备急千金要方》中都对女性身体的外观做了细致的描述,提出与有某些特征的女子交接可以“益寿延年”,而与有另一些特征的女子交接则“贼损人”。《玉房秘诀》中还列举了17种“不御”的情况。当然,有时也有男女平等的思想,如《玉房秘诀》说“非徒阳可养也,阴亦宜然”,《备急千金要方》中也谈到“男女俱仙之道”。

多交少泄可以延年这一信念可以说是房中术理论中最成问题的。 然而,很可能正是这个信念成为推进中国古代性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由于相信“多交”可以祛病延年,就促使性学家们以极大的兴趣对性知识作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不少科学成就——这将在下文依次论及。这一点也可以帮助解释房中术的流传。在宋明理学盛行之后,道学家们高唱“存天理,灭人欲”,而性又是人欲中被视为最低下者,一方面是普遍的性神秘,另一方面却是研究房中术者仍代不乏人,房中术的著作仍能代代流传,以至于我们今日还能读到。

性生活的和谐

古代性学家在这一点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几乎和现代的认识完全一致。

首先是认识到不和谐的性生活之不可取:“若男摇而女不应,女动而男不从,非直损于男子,亦乃害于女人。”(《洞玄子》)因此“交接之道无复他奇,但当从容安徐,以和为贵”(《玉房指要》)。不仅在整个过程中要力求“安徐”,更重要的是在达到性高潮之前要做一系列准备工作,以使高潮逐步到来:“必须先徐徐嬉戏,使神和意感。”(《备急千金要方》卷二七)

关于这些准备工作,《洞玄子》中论述甚详,诸如拥吻、爱抚等,和现代普及性知识的读物中所建议的几乎毫无二致。古代性学家对性知识探讨之深入细致,于此可见一斑。《洞玄子》还注意到男女性欲高潮的配合:“凡欲泄精之时,必须候女快,与精一时同泄”,这正是现代性知识的结论,各种普及读物几乎一致主张夫妇之间应力求达到这一状态。

由于男性通常很容易达到高潮,因此《洞玄子》主张男方在女方未达高潮时应控制射精,这和现代的主张完全吻合。它建议采用“闭目内想,舌拄下腭,局脊引头,张鼻歙肩,闭口吸气”的方法,这和孙思邈等人的“坚持勿施”的方法颇相类似。这不奇怪,因为两者基本上是一回事。

女方达到高潮需要较长时间,判断女方是否已达高潮,是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性学家对此十分重视。《素女经》用了大量篇幅来探讨此事,提出女方在逐渐达到高潮时出现的“五征”:“面赤”“乳坚鼻汗”“嗌干咽唾”“阴滑”“尻传液”,与现代科学的研究颇相合。当然,现代的研究更加细密,趋于定量,如乳房的外形变化等。 此外,还有女方的“五欲”“九气”“十动”,男方的“四至”(《素女经》)之类,都与“五征”相仿,力求通过对某些动作和现象的观察来确定男女(主要是女方)在整个性反应周期中所处的阶段。

高潮未必每次都能达到(特别是女方),双方同时达到更不易,有时一方甚至无意于过性生活。《素女经》主张在这种“男欲接而女不乐,女欲接而男不欲,二心不和,精力不感”的情况下,不要进行性交。

性生活与健康

中国古代性学家虽有多交少泄可以延年的错误信念,倒也使他们对过多射精会造成危害这一点有了认识。各种房中术著作几乎一致认为过于频繁的射精将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因此纷纷提出以几天射精一次为好,我们姑称之为“射精周期”。较典型的可举《备急千金要方》为例:“人年二十者四日一泄,三十者八日一泄,四十者十六日一泄,五十者二十一日一泄,六十者闭精勿泄,若体力犹壮者一月一泄。”《素女经》中的“素女法”与此完全一样。一般说来,各家周期中对应相同年龄的天数出入颇大。比较详细的一种见于《素女经》,将人分成盛、衰两类(详见附表Ⅱ)。

机械地规定几天射精一次并不科学,因为各人身体状况千差万别,绝非盛、衰两类所能概括。现代医学主张每人自己建立自己的周期——以每次性交后第二天不感疲劳为原则。事实上,各家周期的天数大有出入,这本身就反映了不同的人之间差异之大。因为古代性学家不可能像今天的医学家那样通过调查成千上万人的情况来获得统计资料,他们的研究对象(毫无疑问,首先是他们本人)肯定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因此一到定量的问题,很容易以偏概全。

上述周期理论主张年纪越大越少射精,这也是符合客观情况的。随着年龄增大,性机能一般总要衰退。孙思邈在谈到老年人的性生活时特别强调不要射精,如果有一个阶段突然觉得性欲大增,他认为这对老年人来说是回光返照,十分危险,“必谨而抑之,不可纵心竭意以自贼也,若一度制得,则一度火灭,一度增油;若不能制,纵情施泻,即是膏火将灭,更去其油,可不深自防”

古代性学家几乎都把在何种情况下不宜性交作为房中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家论述大同小异,内容则科学与谬误杂陈。照他们的理论,忌性交的情况名目繁多,主要可分成人的状态和外界环境两类。

附表Ⅲ中搜集了14种不宜性交的状态,包括双方的情绪、身体状况等方面。这些说法未必都有科学根据,但和房中术的其他论点是自洽的,于此也可见中国古代性科学理论相当完备。

据前所述,古代性学家主张性生活要“从容安徐”“神和意感”,力求双方和谐,获快感,既然如此,双方在性交时的情绪就非常重要。如大喜大怒、无性欲或性欲极强烈等情况,自然不可能“从容安徐”“神和意感”。

关于性交时身体的状况,附表Ⅲ中有些说法也是科学的。比如酒醉后性交、受孕的害处,现代已有明确结论。又如刚吃饱饭就性交,必然不利于消化。劳作之后身体疲乏,不宜性交,这在今天的健康常识来看也是正确的。至于性交之前的大小便问题,在现代性科学理论中虽不重要,但从在性交前应力求身体舒适这一点来看,附表Ⅲ中的说法也无不妥。对于在这些不宜性交的状况下进行了性交会造成什么后果,《素女经》提出“七损”之说:绝气、溢精、裸脉、气泄、机关厥伤、百闭、血竭,不过对症状(多半是性功能障碍)的描述都很简略。

另一类不宜性交的情况是就外界环境而言的,其中科学成分可能不多。如《素女经》提出在晦朔弦望、大风、大雨、雷电霹雳、大寒大暑、地震、四季节变之日、每年五月十六日等时刻皆不宜性交。其他著作也有类似说法。若说雷电风雨地震等使人惊怕,大寒大暑使人不适,因而会妨碍“从容安徐”,还讲得过去;但四季节变之日或一年中的某一天性交了就会有灾殃,就没有什么道理。至于太阳、月亮的相对位置对人有什么影响,因而在晦朔弦望之时性交是否有损健康,现在下结论可能还为时过早。注意到古代性学家曾提到这一点,或许会对性科学的研究有一点启发也未可知。

受孕

在这个问题上房中术理论主要研究两个方面:一是什么情况下不宜受孕,二是在月经周期中的哪些天宜于受孕。

凡前一节所述不宜性交的情况都不宜受孕,这在古代性学家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理论上的自洽要求如此。《素女经》提出受孕时“必避九殃”:日中、夜半、日食、雷电、月食、虹霓、冬夏至日、弦望、醉饱。《玉房秘诀》中的说法更详,列有十几种情况,认为在这些情况下受孕所生的孩子都不好,有“大醉之子必痴狂”“劳倦之子必夭伤”等说法,其中有些为现代科学所支持,也有些并无什么根据。当然,说“必”是错误的,按照现代的理论,只能说大醉之子中出现痴呆的概率比较大。

关于受孕时刻,各家之说有截然相反者。如《素女经》把“夜半”列为“九殃”之一,认为不可受孕,应在“夜半之后,鸡鸣之前”,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也主张夜半后受孕。但《洞玄子》却说“夜半得子为上寿,夜半前得子为中寿,夜半后得子下寿”。在今天看来,这种争论可能没什么重要意义。

关于在月经周期中的哪些日子才可能受孕,古代性学家几乎人人皆错。他们异口同声地主张“以妇人月事断绝洁净三日而交”,孙思邈甚至说:“待妇人月经绝后一日三日五日……有子皆男;……二日四日六日施泻,有子皆女,过六日后,勿得施泻,既不得子,亦不成人。”这和现代科学理论明显相左。妇女排卵一般在月经周期的中间阶段,这段日子里方能受孕。上述错误在中医著作中代代相传,直到明清时才获改正。

怀孕之后的注意事项,也是房中术理论的内容。《洞玄子》中谈到“胎教”,主张女子孕后应“端心正念,常听经书”,和现在很流行的“胎教”理论相比,具体内容当然随时代而异,但在认为孕妇的心理、精神状态会对胎儿产生影响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封建时代以听“经书”为尚,现在则建议孕妇听音乐、欣赏艺术品等。《洞玄子》还列举出许多孕后的禁忌,颇为科学:视恶色、听恶语、淫欲、诅咒、詈骂、惊恐、劳倦、妄语、忧愁、食生冷醋滑、乘车马、登高、临深、下坂、急行、服饵、针灸,几乎没有一点荒诞玄虚的成分,全与今天的卫生常识相合。

性功能障碍及其治疗

房中术理论描述了阳痿、阴冷、射精不能等性功能障碍,并主张通过性行为来治疗。男方一般不要射精,并且双方要采取一些特定的性交姿势。这些并非全是谬说,有些与现代性医学十分吻合。比如《素女经》中有“八益”之说:固精、安气、利藏、强骨、调脉、蓄血、益液、道体,用八种不同的性交姿势,来治疗女方阴冷、月经不利等症。其中“蓄血”主张采取女上位姿势,这正是现代性医学在治疗女性性欲高潮障碍时建议采取的方法之一。 此书在谈到“七损”的治疗时,对气泄、机关厥伤、百闭也都建议采用女上位姿势,尤其是对于百闭,指出是由于“自用不节,数交失度”导致射精不能,这和现代理论及推荐的治疗方法完全一致。《素女经》对“七损”(皆为男性性功能障碍)的治疗方法,都要求双方用特定的姿势多次交接(男方不射精),“日九行,十日愈”。这种多次“操练”的方法,正是现代一些性医学家向男方有性功能障碍的夫妇推荐的重要的治疗方法之一。

古代中国和现代西方在治疗方法的一些细节上吻合得令人叹为观止,如对“百闭”即射精不能的治疗,《素女经》主张采用女上位姿势,并且由女方来完成插入动作,而在科洛德尼(R. Kolodny)等人所著的《性医学》中,对治疗射精不能(以及阳痿)推荐了完全相同的方法。 可见,中国古代性学家在这些问题上曾作过广泛的探索。

和现代性医学理论一样,房中术著作也主张用药物来治疗性功能障碍。许多书中有治阳痿之方 ,还有壮阳之方 ,治妇女“阴肿疼痛方” 等。这些药方在古代中医著作中也常可见到。但还有一些如“阴长方”“令女玉门小方”之类 ,危言耸听,恐无太多科学成分可言。

三、结论

以上对中国10世纪之前的性科学——房中术作了初步探讨,大略可得如下结论:

秦汉间或更早即有房中术专著问世。

房中术理论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形成目前的格局,以后日臻完善。房中术理论中“多交少泄可以延年”之说是最不可取的部分,但在性生活的和谐、性生活与健康、受孕、性功能障碍及其治疗四方面,中国古代性学家有过很多科学的成就。

上述五方面构成中国10世纪以前房中术的主要内容。

房中术在唐代十分普及。

孙思邈是非常重要的性学家。

有一些重要的性学家已佚其名。

最后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在古代中国的房中术研究者中,除早期情况不甚明确外,道教徒几乎可以说是主力军。附表Ⅰ中出现的大多是道教人物,也可间接证明这一点。但道教典籍芜杂浩繁,本文又仅限于10世纪之前,故还有不少道教徒的研究工作未能论及。笔者不揣浅陋,姑以此文作为引玉之砖。

附表I 《双梅景暗丛书》所收五种古代房中著作称引人物表

附表II 《素女经》射精周期表

附表III 房中理论中十四种不宜性交之状况

原载《大自然探索》第5卷第2期(1986)

修订附注

一、本文作于1985年,发表于《大自然探索》杂志第5卷第2期(1986),当时曾在国内外引起很大轰动,被认为是国内最早对房中术理论进行客观学术研究的成果。

二、本文写作时,笔者尚未看到刚刚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中的房中术文献。本文发表后不久,笔者得到了这些文献,其中《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等早期文献,完全证明了笔者在本文中的猜测——中国房中术理论的基本观念早在秦汉之际甚至先秦时代已经形成。另外,关于现代性学的材料,那时对于一个非专业研究者来说,能够得到的也只能是吴阶平编译的《性医学》一书了,而今天比《性医学》更全、更新的现代性学著作早已司空见惯。


[1] 见《医心方》序,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李约瑟云此书成于982年,恐误,见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h.10(i,4),Cambridge,1956。 hAmCZt628lQjA7HGqIQ8BYDCG8Z1OQu/RPSd3pU58bDcXs5X/Nt+yPphN6osVb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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