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缘起

《参考消息》2011年10月31日报道，第70亿位地球公民在菲律宾出生了。这不过是人口问题争论的一朵浪花，此前相关报道已经铺天盖地。1998年人类人口突破60亿，而1900年为25亿，1800年为10亿，1000年为2.5亿。如果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到2100年人口可能达到150亿，这是一个让所有人类成员都感到忧虑的数字。当然，也有舆论认为人口的增长即将结束，不少发达国家人口已经停止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也许我们应该忧虑的不是人口增长，而是人口减少了该怎么办。1万年前，全球人口估计为500万，这是与本项研究相关联的数字，毫无疑问，这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是从此以后，人类的人口数量似乎如脱缰野马，一路飙升，扩张了1400倍。如此之多的人口是怎么来的呢？《环球科学》2010年第9期登载马雷安（Marean）的文章，距今19.5万到12.3万年间，冰期降临，非洲环境恶化，他认为那时人类繁殖个体最多不过1万人，最少可能只有几百人，人类濒临灭绝。然而，短短十多万年，人类已经占据整个地球。我们是应该为适应成功而感到自豪，还是应该为未来的命运未雨绸缪呢？

人口的增长与人类适应策略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从五六百万年人科成员出现到解剖学上的现代人（ Homo Sapiens ）的人口危机，以流动采食为生的人类，人口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增长（其间还有濒临灭绝的危险），但之后人类人口暴增。值得注意的是，1万年前后，原始农业起源。究竟是人口危机导致了农业起源，还是农业起源促进了人口增长，抑或二者是互相促进的关系？21世纪，人类数量还在迅速增长，我们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呢？在这个背景下，研究农业起源的发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与狩猎采集的生计方式相比，农业能够以同样面积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当然，它不是没有成本的，农业占用了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成本由其他物种承担了。农业极大地改变了地表的景观，数百万年来“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局面结束了，地表为人类所主宰。随之而来的是今天全球变暖的争论，焦点问题是人类活动多大程度上干涉了自然的进程，人类需要做出怎样的改变才可以扭转走向深渊的命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万多年来，人类是如何影响环境，环境又是如何影响人类的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是否有点杞人忧天？这是否是个大而无当的问题？考古学家是否应该置身事外？我们在解决棘手的问题时需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需要了解类似问题的解决方法，需要对存在的风险与机会做适当的评估。考古学家研究史前史，但考古学家并不生活在史前，考古学家也有责任！

我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呢？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那个南方的山村坐落在一个巨大而清澈的湖边，坐在渔船上可以看到水底油油的水草、游动的鱼群。村后还有一片带着神秘传说的老林，林中埋葬着我们的祖先，人们仍居住在先辈们建筑的老房子里。短短30年，湖水已经不复清澈，插满湖面的竹竿构成一个个养鱼场，老林也被更有经济价值的马尾松林取代了，老房子纷纷被拆掉，村里已经很难见到年轻人。而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城镇在迅速地扩张，这是每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城市化进程。社会变化之迅速即便亲历者也不免感到不适应。数百年来，古老的村庄经历了改朝换代、兵荒马乱等剧烈的社会动荡，但是形态并无太大改变。为什么最近30年的和平发展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如何发生的呢？

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18世纪末开始席卷欧洲、北美，后来不断扩散。耳熟能详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变化与影响只能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好坏姑且不论。持续了数千年的农业经济为工业生产所取代，人类最主要的居住模式从村落走向城市，社会结构也由以家族为中心发展成为以市民、公民为主。举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乃至艺术等各个方面，都有划时代的变化。

有关这场革命动因的解释，或认为是海外扩张带来的商业革命；或如制度经济学所认为，所有权的确立为资本主义开辟了发展道路，而推动制度创新的则是人口增长；或采纳多因素、多线的解释，推动工业革命的有多个轮子，前面两个叫“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后面的是海外扩张、世界市场、技术进步等 。但这所有的动因，商业或者说“市场”是最根本的。保护所有权、海外扩张、世界市场、技术进步等都是围绕它展开的，可以说，没有商业也就没有工业，不然，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卖给谁呢？挣到了钱，买不到东西又有何用！中国在近代所遭受的屈辱促使几代学人都在苦思：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长期对“商”的抑制造就了高度稳定的小农经济社会，即便是在当代，制约正在进行的“工业革命”的主要因素还是对“市场”的约束。

有趣的是，学者们争论的不仅仅是工业革命起源的动因，他们还质疑有没有一场“工业革命”，历史突变论与历史连续性的论争犹酣。自从19世纪初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提出“工业革命”这一说法以来，对它的质疑就从未停息。随着后现代思想中相对主义、多元论等观念的流行，“革命”一词越来越受到批判，几乎成了脏词。历史的宏大叙事成了贬义词，对普遍性的探索等同于简化问题的“还原论”，是现代主义的毒药。然而，要是我们完全否定普遍性，那么现代科学研究都将难以为继，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农业起源与工业革命有可比性，欧洲史前史泰斗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早在20世纪初就注意到了，他称之为“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 ^[1] ，农业的出现无疑是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农业起源与工业革命有着怎样的可比性呢？

第一，农业起源与工业革命的起源一样，首先需要厘清概念，究竟什么是农业？农业跟驯化是什么关系？解决这些问题后，我们才可以接着往下谈。

第二，农业起源是远比工业革命漫长的过程，从萌芽状态的驯化到农业生态系统的建立历时数千年，跟工业革命以百年计的时间尺度有很大差别。但是，农业起源跟此前数百万年的狩猎采集生活相比，千年的尺度也只是弹指一挥间。更长的时间尺度是考古学研究所具有的特征。

第三，商业是工业革命的基石，商业革命推动工业革命，其实更应该叫它“工商业革命”，商业（市场）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左右着社会的进程。相比而言，农业起源的基石又是什么呢？推动农业起源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

第四，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人口增长推动制度创新，制度奠定工业革命的环境——还是商业。就农业起源而言，它是否存在制度约束呢？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对狩猎采集经济学的研究，提出其固有的平均主义使得任何剩余生产的积极性都会被扼杀 ，平均主义是怎么打破的呢？它与农业的产生又有何关系？从考古学材料中又如何能够了解呢？

第五，工业社会是市民社会，农民离开农村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进入城市，成为以社会为中心的市民。而相对于狩猎采集社会而言，以农业为基础建立的农村社会，使之前高度流动、分散的狩猎采集群体逐渐固定下来，地域、财产、血缘关系更为明晰。其间必然要经历一系列的变化，考古学材料上又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

第六，工业革命开始于煤铁——最需要也最薄弱的环节。农业起源开始于什么呢？是粮食作物，还是奢侈消费品——调料作物？为什么？

第七，工业革命有农村起源说，还有城市起源说；与之相比，农业起源是否有唯一源头呢？为什么农业只起源于某些地区？哪些狩猎采集者会最先遇到食物危机呢？谁最有条件开展农业呢？

第八，工业革命带来社会转型，信仰系统也在发生转变，社会严重失范。从狩猎采集社会到农业社会是否也会有社会转型的问题？考古材料中是否可以看到呢？

把农业起源跟工业革命相提并论并不只是为了强调这次变革的重要意义，更主要的目的是从中得到研究启示，存在于工业革命起源过程中的问题是否同样存在于农业起源过程中呢？这种比较也并非要获得所谓的历史统一性或文化发展必然规律，而是要了解变化过程本身，从变化发生的初始条件、机制、阶段，到多样的形式，既达到了解史前史的目的，也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今现实。当代中国工业化如火如荼，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所以研究中国农业起源问题就有了特定意义，不仅对中国考古学研究来说如此，而且对于当代中国现实发展来说也是如此，这也是本书冠以“史前的现代化”这个名字的重要原因。

李鸿章曾说晚清中国所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近代中国所经历的变故不仅仅是三千年，实际可达上万年。中国这块土地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地之一，而且是一个孪生的农业起源中心，产生了北方的粟作农业与南方的稻作农业，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中国也是人类文明的主要起源中心之一，而且文明绵延五千年，其中农业的稳定发展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超稳定社会结构也因此饱受诟病，成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东西方不同的历史路径可以追溯至更久远的根源，理解东西方历史命运的差异需要我们对史前史有更多了解。如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上万年来最深刻的革命，小农经济正在迅速瓦解，快步走向现代化。而在大约1万年前，中国这块土地上率先开始农业“革命”，开创了近万年的文化繁荣，直至近代被西方超越。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很有必要重温那段历史，那场开创“史前的现代化”历程的伟大革命。那一次，我们的祖先似乎做得比我们好一些。

每个时代每个地方自有其独特的问题，每个时代每个地方自有其相应的学术研究。即便针对同样的问题，每个时代每个地方也可能有特定的回答。作为年轻一代中国学人，面对前贤学贯中西的根底不免惭愧，面对发达的西方学术也不免望洋兴叹，但是这些都不意味着我们必定就无所作为。何况，再伟大的先贤也解决不了我们现在的问题，西方学术也是立足于他们自己的问题的。如果我们能够切中自己时代的问题，立足于自身的思考，那么我们也可能有所作为，此项研究可能浅陋，但也有所期待，那就是让它属于这个时代。

布鲁斯·特里格（Bruce G. Trigger，也译作崔格尔或炊格尔）在其名作《考古学思想史》（ 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中强调，考古学的发展总会受到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社会思潮以及科学发展等条件的深刻影响 。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地对某个问题感兴趣，生活在当代的人们所要了解与所能理解的都离不开现实，这也与克罗齐的著名论点“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谋而合。不过这里强调的不是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而是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无法脱离对现实的关注，即使面对一些看似学科终极难题似的问题。

我并不赞同纯粹相对主义的历史观，虽然我们对于史前史的研究深受当代现实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是一种完全相对的看法。研究者理解上有偏差不等于事物本身就是相对的。我不想在此展开我并不擅长的哲学本体论的讨论，我所强调的是本项研究所置身的是科学的范式，毫无疑问，它并不完善，但它是目前我们尚可以依赖的研究范式。基本的唯物观、有限的概念合理性等将此项研究限定在过程考古学的范畴之内。

[1] V. G. Childe, Man Makes Himself . Watts, London, 1936. 中文版参见《人类创造了自身》，安家瑗、余敬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JLt1L4B8s3ibUCKJr+78VCSd9mAE3va1aqfFvwGELFfwW1+XpDidgCy7ybrRqJ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