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总认为书的序言若非为了推介，是应该自己写的，因为作者应该向读者交代著作的起因、过程、关键节点或角度，以及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著者思想的阅读建议。书如朋友，能够打开本书并进行阅读的人，就是可能把著者当作朋友的人，自序就宛如自我介绍一般。朋友之间贵以坦诚，所以自序不能如同推销广告。然而，培根云：阿谀我者无过于我。人总是愿意肯定自己的，所以，我所说的仍然是一己之见，判断还须依赖读者。好的读者仍然能够从我如泥沙般而下的写作中筛选出金子来。

本书的基础是我2004年在南方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的博士论文《中国更新世至全新世过渡期史前狩猎采集者的适应变迁》（Adaptive Changes of Prehistoric Hunter-Gatherers during the Pleistocene-Holocene Transition in China），指导老师是弗雷德·温道夫博士（Dr. Fred Wendorf）和路易斯·宾福德博士（Dr. Lewis R. Binford）。两位老师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绝大多数中国考古学者都知道宾福德的大名，对于温道夫博士了解不多，他是北非史前考古学专家，是研究尼罗河流域农业起源的权威。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获得了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1987年已是院士，比宾福德早十多年。能在两位世界顶尖考古学家门下受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幸运。当然，把老师搬出来并不会增加我的学问，我唯一的期望是自己的努力不至于辱没先师的谆谆教诲。

对许多人来说，博士论文可能是一生中最下功夫写的东西，甚至是一生学术的巅峰。我不希望自己如此，然而我又不得不承认，博士论文是我至今为止最为系统的研究。还记得通过答辩之后，我扪心自问，自己写得怎么样呢？我对自己所搭起来的论文框架还是比较满意的，对针对不同文化生态区农业起源特征的宏观判断也相对称心，但对于考古材料的收集，尤其是在具体材料的分析上，深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我开始拓展，特别强化了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适应特征与细石叶工艺的研究。到吉林大学任教之后，我开设了“晚更新世以来史前史”的研究生课程，这是恩师宾福德教授的课程“Post-Pleistocene Adaptation”的延续。我曾经尝试用两种方式来讲这门课，一种是从我自己的体系，也就是中国农业起源的角度出发；另一种是从世界不同地区的角度出发，希望能够进行比较。这门课前后上了四次，有的同学也听了四次，可能因为我每次讲的都不一样吧。对于我来说，课程也是非常好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入此课题的方式。课上每位同学都需要提出问题，想知道什么，怀疑什么，我非常感谢他们的思考。这些思考无疑促进了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我另外还开设了三门研究生课程：当代考古学理论、石器分析、遗址过程研究。在开课的时候我就说过，并非是我的学术水平高到可以在这些方面教授同学，而是希望通过这些课程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学习这些课程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从前的缺憾，石器分析与遗址过程分析的方法对于我从考古材料中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非常有帮助，而理论的修养也深化了我之于农业起源研究的认识。与此同时，围绕中国农业起源这个问题，我开展了一些专项研究，其中一些已经发表出来，第三章有关中国狩猎采集者的模拟研究曾发表在《人类学学报》上，第四章关于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适应辐射的内容见于《第四纪研究》，有关细石叶工艺的研究见于《考古学研究》，还有第七章燕山南北地区的研究发表于《考古学报》。本书对这些章节做了进一步补充或删节，以适合全书整体构架。这些专项研究是在博士论文相关论断基础上系统与深入的发展。最近这些年来，有关中国农业起源的发现与研究日新月异，书中也尽可能地把最近的发现与研究融入进来。正是通过课程、专项研究以及结合最新的进展使得本书较之博士论文有了比较大的提高。它立足于博士论文，但绝不是它的中文翻译，二者构架基本一致，内容却做了全面更新。

我对于农业起源这个问题的兴趣始于1993年在北大读硕士时严文明先生给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如果还可以追溯的话，就是我本科的田野实习，1991年我参加发掘内蒙古白音长汗遗址。那些保存完好的房址、石器工具以及考古的美妙之处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天高地远的西拉木伦河河畔，你不可能不去构想古人在这里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是最早的农业生产者吗？20年后，当我回到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工作站重新研究白音长汗石器工具功能的时候，问题已经变得非常具体而细微。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是以泥河湾盆地籍箕滩与西水地的细石核为研究对象的，纯粹的技术研究，这些材料的年代已经到了新石器时代的边缘。我不知道当时是否想到要把它们与农业起源联系起来，即便想到，也无能为力。美国六年的学习，得到宾福德与温道夫两位教授的悉心指导，尤其是宾福德教授的精心点拨与直接帮助，我得以把博士论文顺利完成，我对于中国农业起源的过程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虽然还是相当粗略。2004年以来，沿着这一问题我做了进一步研究。现在奉献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新鲜出炉、其实可能已经酝酿过头但仍未完成的成果。无论如何，这是对自己20年努力的一个交代，也是一个阶段工作的总结。

整个研究构架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研究，从理论上回答农业为什么会起源，以及为什么有的地区农业没有起源；第二部分是模拟研究，是基于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生态学原理，运用现代气象站的资料模拟狩猎采集者的适应方式，并预测不同地区可能的适应变化；第三部分是研究农业起源的初始条件，包括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适应与环境的变化；第四部分是按地区研究各地的农业起源与适应变迁，其中回答了两个大问题，一个是中国农业起源的基本模式，另一个是非农业起源核心区狩猎采集者的适应变化，以及最后接受史前农业过程。每个部分实际上由一系列相对独立的研究构成。如果读者对本书有兴趣的话，建议先看看理论研究部分，然后再看看感兴趣的地区；如果觉得有点意思，再拓展到其他地区；再进一步，可以看模拟研究部分与我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适应的分析，这两个部分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有点难以理解。分区域的研究各章都是自成体系的，很少有人会对所有区域都感兴趣，包括我自己在内，侧重于自己所感兴趣的地区，浏览一下其他地区概况，也就可以了。

本书的看点，这里我先做一下归纳，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于它回答的问题，它回答的是“why”与“how”，即农业为什么会起源，为什么又不起源，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可以分成哪些模式、哪几个阶段等。当代中国考古学在研究农业起源这个问题时很少考虑这两类问题，所以不管成功与否，本书都有点填补空白的意思。

第二，相对于农业起源作为热点问题，农业不起源的问题更少受到关注。本书回答了非农业起源核心区在更新世之末到全新世之初这个关键时期内的文化适应变迁。每个区域实际上都有基于当地条件的适应策略。在强调农业作为具有统一性历史事件的同时，我亦注意到不同地区的多样性。

第三，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立足点都是狩猎采集者的文化适应机制研究。农业起源问题的实质就是狩猎采集者放弃了流动采食的方式，转向了定居的农业生产，所以农业起源研究必须侧重于对狩猎采集者文化适应机制的剖析。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生态学视角是本书最重要的角度，也是理解此项研究的关键。

第四，正因为从狩猎采集者的研究出发，所以研究农业起源需要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农业起源的根源发生于旧石器时代，要追溯农业起源的过程，必须回到旧石器时代研究中。因此，本书所研究的考古材料主要是旧石器时代的，这跟当前中国农业起源研究集中在新石器时代有所不同。

第五，从考古材料的分析上，除了引用相关学科分析的研究成果外，我所偏重的石器分析与遗址过程研究两个角度，使之成为农业起源研究新的信息来源。所以，它不是现有研究成果的简单汇总，而是提供了新证据。

第六，农业起源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我也竭力避免孤立地看待中国农业起源问题，尽可能把它与世界其他农业起源中心尤其是近东的材料进行比较，以此寻求建立中国农业起源的基本模式。

第七，它不仅仅是一个考古学问题的研究，而是一种重建史前史的尝试，并把农业起源问题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考察。通过研究史前的“现代化”——农业起源的进程，进而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所发生变迁的重大历史意义。

第八，在结语中，有一个对考古学研究农业起源问题的理论反思，有点在建构体系的同时进行自我解构的意思，这看似自相矛盾，但我认为学者对于自己的研究应有必要的自觉。所谓“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也是一种尝试。

阅读本书还有两个细节需要注意，一是绝对年代的问题，凡是标注“公元前”“BC”或是附加“（校正年代）”都是经过树轮校正过的年代，凡是以“距今”“BP”表示的年代均为未校正的年代。 ¹⁴ C年代测定对于考古学意义非凡，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它之于考古遗存形成的准确年代的反映一直不甚理想，尤其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年代数据反复更新并不稀奇。所以，我将绝对年代数据视作参考，同时保留一点自己的看法。对于我所要研究的问题而言，绝对年代的精度要求并不是很高，同时我认为，在考古遗存的形成过程弄清楚之前，精度再高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能够代表古人生活的年代。

另一个细节是新石器时代的划分，我基本遵从最传统的划分，如把磁山文化视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而没有根据最新的发现更改划分体系，因为我们实际是做不到的，我们无法回到从前修改已经出版的材料。我的办法是添加，在从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前面添加诸如“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中石器时代”“后旧石器时代”之类的概念，我相信做增量历史比修改历史更合适一些。当然，这可能意味着我会把从前的错误认识固定化，但是谁又能保证我们今天的修改不会被将来的学人修改呢？承认前人的认识，做增量的历史，我支持这种观点。

我之治学基本上属于闭门造车类型，难以掠人之美；即便如此，由于成书的过程漫长，需要感谢的人仍可以写满一页，从相濡以沫的妻子到情同手足的同学、朋友，从砥砺相加的同行到倾力相助的师长，我得到了无数的帮助，我衷心地感谢他们！无论我多么粗疏，有一个人我不能不提，没有他，就没有这本书，他就是已归道山的路易斯·宾福德博士。我不相信天堂，也不相信黄泉，自然也无法把这本书献给他。然而，我相信思想、精神是绵延不绝的，他的教诲、理念都贯彻到本书中。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生生不息的传递，所以我相信不朽。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其中一个载体，真正不朽的是人类无穷无尽的探索真理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