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农业起源理论分析

有关农业起源的理论相当多，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理论呢？这些理论成立的基础或前提是什么？它们的推理逻辑如何？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农业起源问题呢？

首先，究竟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导致农业的起源？这也是争论的焦点。大多数理论更关注经济基础，少数理论关注上层建筑，如海登、芭芭拉·本德斯（Barbara Benders） ^[1] 。远古的狩猎采集者究竟为什么从事农业？为了直接生存，还是为了社会关系？如果再进一步分析这些理论，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基本哲学理论背景的差异，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前者强调外在约束，外在的世界是问题的出发点；后者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主观愿望是问题的出发点。哲学上二元论的对立也影响了考古学家的认识，显然，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仅凭考古学家就能够完成的。

其次，农业起源究竟是自然而然的过渡还是革命？林多斯与弗兰纳里显然认为农业起源并不像其他学者所认为的那么具有革命性。虽然我们很容易观察到人类长期的狩猎采集生计与数千年农业所形成的社会差异，但是，提出“农业革命”的柴尔德没有从机制上阐明农业作为革命性变化的意义。而过渡论者无法解释的是人类持续狩猎采集了数百万年，为什么农业要晚至1万年左右才出现在西亚、中国，甚至在新大陆地区更晚呢？强调社会经济原因的海登实际上也是过渡论者，他用人口的累积增长，以及技术知识的累积解释农业起源的特定时间 ^[2] 。相反，作为革命论者，如何看待农业数千年的起源过程仍然是一个挑战，作为一个全新的人类适应方式，农业为什么能够出现？

其三，推动农业起源的究竟是内因还是外因？早期的研究如庞佩利、柴尔德都倾向于环境气候变迁的外部因素。以后的研究者都竭力避免环境决定论的立场，而倾向于环境可能论。但是，21世纪开始，对环境因素的强调又有所复苏。理查森（P. J. Richerson）等人注意到，尽管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技术文化已经很先进，但农业并未在当时发生，而是突然出现在全新世，遂认为，其原因是更新世后期的气候完全不适合农业。新的气候资料也表明，末次冰期气候干燥，二氧化碳浓度低，且气候非常不稳定，这种环境导致古人完全不可能成功发展农业 ^[3] 。而早期农业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迅速成熟和传播与全新世大暖期的稳定气候几乎同步。与外部环境决定论对应的则是从内因出发的研究。如布莱德伍德将农业视为知识与技术累积增长的结果，宾福德等将之视为人口累积增长的反应，以及海登等将之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

其四，农业究竟是有利环境提供条件的结果，还是不利条件挑战的产物？前者如布莱德伍德认为农业起源应始于驯化物的野生种最佳生存地带，或是如海登所认为的唯有资源丰富地带狩猎采集者才可能产生生产剩余，进而形成非平均的复杂的狩猎采集者。后者则更多的是汤因比式的历史观，认为适度的挑战最有利于文化的创造与技术的发明，技术都是应对威胁而产生，如柴尔德、宾福德等认为农业是要应对人口压力，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农业究竟应该起源于驯化物的野生品种的核心区还是边缘区？另外，农业起源应该是在狩猎采集者的最佳栖居地还是在其边缘地起源，驯化物的野生物种与人类的最佳栖居地是否一致呢？

其五，关于农业起源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普遍的解释？从柴尔德到海登提供的都是一个普遍性的模式，试图揭示农业起源的机制与原因，沃森（P. J. Watson）从波普尔的概念出发将之称为统一规律（covering law） ^[4] 。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就农业起源的研究而言，是否可以找到一个如自然科学中所见的规律呢？显然研究人类社会这样的复杂现象，规律并不适用。后过程考古学家强调“阐释”，即从时代、地方、性别等角度发展出来的理解，也就是说农业起源可能没有规律等待发现，而是从现代社会角度进行阐释的问题。此外，从许多专长于一个地区考古学研究的学者来看，普遍性的理论与地区的考古材料总有些距离，能够包括各个地区考古材料的普遍理论基本不存在。农业起源的时间进程、物种差异、环境气候条件的差异都是千差万别的，普遍理论似乎无论如何都无法解释地区的特殊性。值得指出的是，强调特殊性并不一定要牺牲对普遍性的探索，否则我们无法理解史前人类文化的适应机制。

其六，解释农业起源的一个难点是如何看待不同原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庞佩利、柴尔德都将气候变迁视为根本驱动原因，理查森也将气候条件当成决定性的因素；宾福德等人则把人口因素视为最重要的原因；海登注意到社会经济等因素，但也强调单独驱动原因。林多斯等考虑到人与植物的共同演化关系。表面看来，林多斯等人考虑到了生态系统的作用，但实际上他们仍然局限在一个方面，即从生物学的角度思考农业起源问题。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系统的观念，开始综合考虑不同的因素。实际上，系统的观念早就植根在宾福德、林多斯等学者的研究中了。与此同时，系统哲学的新发展也在不断提供新的审视角度，协同论、混沌论、自组织理论等复杂系统理论的进展推动了我们对农业起源这种复杂文化现象的理解，如宾福德在新的研究中就采用了自组织理论 ^[5] 。

最后，在研究方法方面，也有不同观点。宾福德等从过程考古学的范式出发强调科学的客观性，主张明确预设前提，突出中心问题；而同样研究农业起源问题的巴尔-优素福（Bar-Yosef）则认为历史陈述的方法（historical narrative method）同样有效，详细叙述事件的经过本身就是很好的解释 ^[6] 。在考古学研究方法中，当前最大的分裂是科学与人文分裂，主要表现于过程与后过程考古学两种研究范式之上。我们究竟能不能对农业起源问题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什么是正确合理的分析？从自然科学角度出发的研究，如林多斯与植物考古学家皮尔萨，都认为人的主观意愿是一个常量，是不需要考虑的，需要研究的是驯化物种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形成的；而考古学家则更强调人类主观意愿的改变，认为只要人类开始有意种植，那么驯化迟早都会发生，重要的是人类为什么会放弃久已习惯的狩猎采集生计，转而从事食物生产。我们应该如何弥合这种考古学认识论的巨大分裂呢？

过程考古学强调考古学研究应该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就像地质学一样，逐渐从经验材料中走出来，通过对自然规律的探索认识到人类文化与社会的发展规律 ^[7] 。而近二三十年考古学的发展证明这条路行不通，发现规律成了过程考古学的笑柄。考古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现象，从考古材料的形成到被考古学家发现，再到考古学家研究考古材料，最终得出有关人类社会的认识，这个过程是一个双重阐释过程。相对而言，从自然现象到自然规律只有一个阐释过程。人类社会现象的独特性构成了现代哲学释义学的基础，人类活动自由创造的本质决定我们需要“从里面理解”或是“重新体验”，以理解过去人们的行为，就像现象学的考古学研究所主张的那样 ^[8] 。后过程考古学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强调“阅读过去” ^[9] ，将考古学材料视为“文本”，进行反复阅读与阐释，根本不认为人类历史有任何规律可言。

然而，介于寻找规律与发展理解的两极之间，还应该存在一个中间状态，那就是对文化演化机制的了解。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某种机制，从最简单的细菌分裂到最复杂的人类社会现象都是如此。就人类社会的演化而言，机制并不等于规律，因为复杂社会现象涉及强烈的背景条件，所以同一机制作用下的社会，由于不同的背景条件，最终结果可能差异悬殊。然而，我们不能因为结果的不同，就否认社会演化当中存在着机制。此种情形就像战争一样。比如《孙子兵法》揭示了战争运作的一些基本机制（当然有人可能愿意称之为规律，但它终究不同于到处都适用的自然规律），但是完全照搬常常会打败仗，而违反的人也会打败仗，打胜仗的是那些既遵循战争的机制又审时度势的人。

农业起源问题研究涉及狩猎采集者的适应机制，我们对它的分析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狩猎采集者应对人口压力、资源风险、环境变化等压力时的应对机制；

二是古代狩猎采集者适应机制的演化，发展到何种程度才可能有农业起源，它与狩猎采集者一般应对压力机制的关系如何；

三是导致农业产生机制发生的初始条件，这些条件优势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是我们需要审时度势的地方。

这三者之间的联系非常关键，即从狩猎采集者的应对机制如何转变为农业产生的机制，农业发生的初始条件又如何作用于农业产生的机制。弄清了这些，我们才能对农业产生机制有比较充分的了解。

了解了农业产生的机制，足以让我们像掌握自然规律准确预测事物的发展方向一样，预测史前文化或是我们当代文化的走向。了解这种机制就像掌握《孙子兵法》一样，使之成为我们将来行动的重要借鉴。尤其是狩猎采集者与其他生物的生态关系，对环境变迁的反应，人口压力对狩猎采集者社会的影响等，都会给我们这个工业或后工业化的社会许多警示。培根讲“读史让人明智”，那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诸多的可能性，而最终我们将走向何处，则取决于人类自身的所作所为。

[1] B. Benders, Gatherer-hunter to farmer: A social perspective. World Archaeology , 10: 204-222, 1978.

[2] B. Hayden, A new overview of domestication. In T. D. Price and A. B. Gebauer eds., Last Hunters-First Farmers , pp. 273-299.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Santa Fe, New Mexico, 1995.

[3] P. J. Richerson, R. Boyd and R. L. Bettinger, Was agriculture impossible during the Pleistocene but mandatory during the Holocene? A climate change hypothesis. American Antiquity , 66: 387-411, 2001.

[4] P. J. Watson, Explaining the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In T. D. Price and A. B. Gebauer eds., Last Hunters-First Farmers , pp. 21-38.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Santa Fe, New Mexico, 1995.

[5] L. R. Binford, Constructing Frames of Reference: An Analytical Method for Archaeological Theory Building Using Ethnographic and Environmental Data Set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2001.

[6] O. Bar-Yosef, The Natufian culture in the Levant, threshold to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 7: 159-177, 1998.

[7] L. R. Binford,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 Seminar Press, New York, 1972.

[8] C. Tilley, A Phenomenology of Landscape . Berg, Oxford, 1994.

[9] I. Hodder, Reading the Pas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6. sNdK7OWoeFwihG/MPAd5eXeaRBGxjvIkS9DwgUF4ZWKq/NQ8DMKB5VR9ThkkTI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