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典的农业起源理论

柴尔德的绿洲理论 农业起源的理论研究的源头为柴尔德的“绿洲理论”。以前，柴尔德不仅被视为最早提出农业起源理论的考古学家，还是绿洲理论的首创者。如今，考古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个理论的源头另有他人 ^[1] ，即拉斐尔·庞佩利（Rafael Pumpelly），1904年中亚多学科考古探险队的领队。1908年，庞佩利提出一种观点，认为晚更新世之末的干旱导致人们逃到绿洲地区，以利用这里残存的植物资源，进而驯化了植物 ^[2] 。庞佩利的理论要点有三：一是环境干旱（剧变、恶化）导致自然资源减少；二是人与物种的接近，这是驯化的先决条件，所以他的理论有时又被称为“接近理论”（propinquity theory）；三是由于自然资源不足，人们需要扩大自然物种的产量，而且人类有无须证明的能力实现自己的愿望。

柴尔德的绿洲理论最早见于1928年出版的著作《最古老的东方》（ The Most Ancient East ） ^[3] ，但流传则主要通过他那部广为人知的《人类创造了自身》（ Man Makes Himself ） ^[4] 。柴尔德提出，西亚晚更新世之末到全新世之初气候干旱，人与动物都只能生存于有限的水源地周围（也就是河谷与绿洲地带），最终，人们利用谷物与秸秆茬草，驯化了某些动物。柴尔德并未提及人类在这个环境中也驯化了植物，但后来的研究者将之归到柴尔德的名下。于是，后人都认为是柴尔德提出了绿洲理论，动植物驯化都开始于“绿洲”地带。从他的观点中不难看出，植物驯化要早于动物驯化。柴尔德认为植物驯化可能首先出现于尼罗河谷或巴勒斯坦，他把纳吐芬文化（Natufian）的创造者视为最早种植植物的人。

柴尔德的理论要点跟庞佩利的基本一致：环境驱动，人与物种的接近，以及人们毫无疑问有能力且愿意驯化动植物，即农业优于狩猎采集。柴尔德的著作进一步表明一旦农业形成，就会迅速传播出去，其他群体也将积极接受。

20世纪早期，当柴尔德提出他的理论的时候，农业起源还不是考古学家关注的主要问题，很少有与农业起源相关的考古材料，他的研究不过是纯粹的理论推导。柴尔德的贡献是他通过理论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可能的答案，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参考的方案。

布莱德伍德的山麓起源理论 布莱德伍德是开展多学科研究农业起源问题的第一人。他之于农业起源方面的研究始于1950—1951年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有关伊拉克耶莫（Jarmo）遗址（位于扎格罗斯山地区）发掘项目。芝加哥大学是放射性碳测年的起源地，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威拉德·利比（Willard Libby）为布莱德伍德提供了少量放射性碳测年数据。这让布莱德伍德认识到最早的农业可能不像柴尔德所认为的那样起源于河谷低地与绿洲，而是起源于水源条件较好的高地地带。他将之称为“新月形沃地的山麓地带”（the hilly flanks of Fertile Crescent）。他认为在这个地带将有可能发现小麦、大麦、豆类、绵羊、山羊以及牛的驯化证据，还有像耶莫遗址这样具有早期食物生产的村落居址 ^[5] 。

1954—1955年，布莱德伍德领导的包括动物学家、植物学家与地质学家的多学科合作研究正式启动。地质学家小赖特（Herbert E. Wright Jr.）发现末次冰期时耶莫遗址所在的扎格罗斯山一带分布有冰川，并没有早全新世干旱的证据。而且，从早期食物生产起源到现在，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气候变迁。小赖特的研究让布莱德伍德不得不寻求环境变化之外的原因。于是，文化因素成了农业起源的主要解释，即人类的知识与技术不断发展进步，最终导致人类逐渐认识到山麓地带动植物驯化的潜力，进而发明了食物生产。

布莱德伍德的理论与柴尔德的绿洲理论有个共同之处，即农业是进步，是历史的必然归宿，人类有不容置疑的能力发明这项技术。只是布莱德伍德认为农业是人类长期认识积累的飞跃，是一种涌现出来的新的文化特征；而柴尔德认为农业本质上是一项技术革新，其形成的动力是要解决食物短缺的问题。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布莱德伍德认为农业将出现在驯化物种野生祖先生存的最佳地带，而不是柴尔德所说的河谷与绿洲这样的人类与物种的避难所（refugee）。

宾福德的边缘区起源理论 1968年，宾福德发表题为《后更新世的适应》（Post-Pleistocene Adaptation）的论文，提出他的农业边缘区起源理论 ^[6] 。他认为柴尔德、布莱德伍德关于农业起源地带的认识都是错误的，农业诞生之地既非柴尔德所认为的河谷与绿洲，也非布莱德伍德所认为的山麓地区，而是一些边缘地带。基于民族学与文化生态学的认识，宾福德认为生活于山麓这类最佳地带的狩猎采集者，能够在自然资源供给与人口增长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当然，这种平衡可能会被环境恶化、人口增长所打破，比如一个群体的人侵入到另一群体的领地中。平衡被打破的狩猎采集者群体可能分裂，部分人口迁出最佳地带，移居到边缘环境中。这样，最佳地带就始终能够处于环境承载力之下；而移居边缘地带的狩猎采集群体，很容易构成对食物资源的压力，这种不平衡最终将导致人们强化利用某些具有潜力的物种，动植物驯化随之发生。

稍后，弗兰纳里进一步完善了这个理论，他提出“广谱革命”（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的概念 ^[7] 。弗兰纳里注意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早全新世阶段，考古材料中存在一个特征，即人们利用物种的种类增加了。尤为显著的是一些小动物，甚至有一些捕捉难度较大的小动物。此外，还出现了一些利用起来需要花费较多劳动的植物种子。他认为这是农业起源的预先适应。弗兰纳里赞同宾福德的边缘地区起源理论，认为植物驯化可能始于边缘区的狩猎采集者有意识的栽培活动，是这些狩猎采集者试图使这里的谷物密度达到最佳地带的分布水平。

宾福德对农业起源的理论探索无疑更进一步，进入起源机制的层面，并将人口增长作为一个主要变量进行讨论。2001年，宾福德出版《构建参考的框架》（ Constructing Frames of Reference ）一书，系统讨论了人口因素在不同性质的狩猎采集者群体中的影响 ^[8] 。而弗兰纳里侧重的是对农业起源发生过程的研究，他不再将农业起源视为一个黑箱，而是让我们看到发生的每一个步骤。他们的理论挑战农业是必然的、进步的观点，转而认为农业起源是压力的产物。

林多斯的共同进化理论 戴维·林多斯的思考与上面几位考古学家不同，他没有着意解释为什么晚更新世之末某些地区农业起源，而更注意人类与植物的共同演化机制的问题。他认为追问人类为什么与植物建立共同演化关系是一个没有真正意义的问题，就像我们问为什么某些蚂蚁与蚜虫之间，或是某些鸟类与特定的果实之间建立共同的演化关系一样。这种共同演化的关系是长期适应的结果，这样物种在既定的时空条件下可以达到最大的适合度。驯化的发生既非不可避免，亦非人类主观愿望，仅仅是发生了而已 ^[9] 。

林多斯把这种共同进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偶然驯化，人类通过收获、保护或是偶然的播撒，引起某些物种的形态改变。我们在考古遗存中将会发现某些物种多于其他物种，或是它们分布到了其原生生境之外的区域。第二阶段为特定驯化，人类成为某些植物的主要播撒媒介，人类通过焚烧、砍伐、栽培等形成人为环境（anthropogenic locale），这些物种形态进一步发生改变，如种子变大、皮壳变薄、改变播撒机制等。在考古材料中可以见到野生与驯化种并存的状况。第三阶段是农业驯化，物种的多样性大幅减少，物种形态趋于稳定。随着定居的加强，人们的聚落形态也将发生改变，最终形成农业生态系统（agricultural ecosystem）。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或遇到灾荒，农业人口又会向外扩散。

弗兰纳里部分支持林多斯的观点，他强调农业是早期广谱适应的延伸，认为并不需要寻找特定的原因来解释农业的起源 ^[10] 。植物考古学家德博拉·皮尔萨（Deborah Pearsall）也支持林多斯的共同演化理论 ^[11] 。不过批评者也不少，或是批评他对农业起源的机制缺乏探讨，质疑为什么共同演化只出现在某几个地方，为什么还会传播 ^[12] ；或是批评他忽视了人工选择，即人类有目的的培育行为，培育应该先于驯化，而不是相反 ^[13] 。

林多斯贡献了对进化机制的理解，强调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理解人与植物的生态关系，在这种互惠的机制中，植物驯化发生了。人并不能有意驯化某一作物，他们能够做的只是扶持某一作物生长。

海登的竞争宴飨理论 海登的理论无疑是最另类的，他批评所有认为农业始于人口压力或是资源紧缺地带的理论 ^[14] ，认为农业应该始于技术较发达，能够产生丰富、稳定资源的地带。在这些地区，积累起来的个人意识如个人财富观念将导致竞争性的宴飨，人们通过这一方式发展、扩大或巩固自己的权力与威望。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最早的驯化物比如狗、瓠子、辣椒、鳄梨等迅速出现并扩散 ^[15] 。后来，海登将他的理论进一步扩展到其他技术。海登认为过去3万年，如金属加工、陶器、艺术以及动植物驯化，都始于为了树立发展威望的技术，后来才转变为实用的技术 ^[16] 。这种认识似乎源于对当代社会的观察，当代许多实用技术都来源于非实用的领域，如军事；而劳动的目的并不简单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成功。

追求威望对于再生产即繁育的成功至关重要。近年来，海登进一步认为竞争宴飨不仅具有再生产上的意义，而且具有生产上的意义。在分析狩猎采集者的风险减小策略之后，他认为复杂的狩猎采集者与简单的狩猎采集者在策略运用上有很大的不同。复杂的狩猎采集者因为享有一定的生产剩余，便产生了储存的需求，否则只能任其腐烂。他们的方法之一是饲养动物，使之成为未来的肉食；方法之二是建立社会关系储存，把食物过剩转变成其他有用的东西、服务、债务或关系。海登以东南亚与波利尼西亚为例，说明宴飨可以建立“社会安全网络”（social security nets）。这样人们就可以减少生计、再生产以及社会冲突风险，从而提高整体的适合度 ^[17] 。

海登理论的前提是非平均的（non-equalitarian）狩猎采集者社会的出现，有时又称为复杂的狩猎采集者。按照萨林斯的说法，“富有的采食者”（affluent foragers）把资源都储备在大自然中 ，没有个人所有的观念，而非平均的狩猎采集者打破了这种结构。海登没有说明为什么这种持续了数百万年的社会结构会被打破。不过，他的确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为农业起源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1] P. J. Watson, Explaining the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In T. D. Price and A. B. Gebauer eds., Last Hunters-First Farmers , pp. 21-38.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Santa Fe, New Mexico, 1995.

[2] R. Pumpelly ed., Explorations in Turkestan. Expedition of 1904. Prehistoric Civilizations of Anau: Origins, Growth, and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 Publication no. 73. Carnegie Institution, Washington, 1908.

[3] V. G. Childe, The Most Ancient East .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1928.

[4] V. G. Childe, Man Makes Himself . Watts, Library of Science and Culture, London, 1936. 《人类创造了自身》，安家瑗、余敬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5] R. J. Braidwood,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 203: 130-141, 1960.

[6] L. R. Binford, Post-Pleistocene Adaptation. In S. Binford and L. Binford eds., New Perspectives in Archaeology , pp. 313-341. Aldine, Chicago, 1968.

[7] K. V. Flannery ed., Guilá Naquitz: Archaic Foraging and Early Agriculture in Oaxaca, Mexico . Academic Press, Orlando, 1986.

[8] L. R. Binford, Constructing Frames of Reference: An Analytical Method for Archaeological Theory Building Using Ethnographic and Environmental Data Set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2001.

[9] D. Rindos,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 Academic Press, Orlando, 1984.

[10] K. V. Flannery ed., Guilá Naquitz: Archaic Foraging and Early Agriculture in Oaxaca, Mexico . Academic Press, Orlando, 1986.

[11] D. M. Persall, Domestication and agriculture in the New World tropics. In T. D. Price and A. B. Gebauer eds., Last Hunters-First Farmers , pp. 157-192.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Santa Fe, New Mexico, 1995.

[12] R. W. Redding, A general explanation of subsistence change: From hunting and gathering to food productio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 7: 56-97, 1988.

[13] Blumer, A. A., and R. Byrne, The ecological genetics of domestic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Current Anthropology , 32: 23-54, 1991.

[14] B. Hayden, A new overview of domestication. In T. D. Price and A. B. Gebauer eds., Last Hunters-First Farmers , pp. 273-299.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Santa Fe, New Mexico, 1995.

[15] B. Hayden, Nimrods, piscators, pluckers, and planters: The emergence of food productio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 9: 31-69, 1990.

[16] B. Hayden, Practical and prestige technologies: The evolution of material system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 5: 1-53, 1998.

[17] B. Hayden, The proof is in the pudding: feasting and the origins of domestica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 50: 597-601, 2009. uwFEMFSoH6Eu7oBNa6IN15W2K5jMnuUfjMJKsSXVCY6XRxrhaiMTgQtvPLne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