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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已无权力之争，何应钦却是耐不住寂寞的，其“反共”热情亦是有增无减。当时，已失去历史地位的“中华民国”的“法统”给蒋介石带来极大困扰，要减轻这种压力，对外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依附美国为基础，争取日本支持及“外交”承认，成为了台湾对外关系的重点。何应钦看准了这一点，便想以“平民之身”为蒋介石缓解“外交”压力。于是，他开始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奔走于日本，开展“国民外交”，以达到“联日反共”目的。
何应钦的自身优势，便是多年来被公认的国民党中亲日派代表的身份。这不仅因为他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积极奉蒋介石之命对日妥协、消极抗日与积极反共，更因为他代表蒋介石本人在主持受降大典中“以德报怨”，给予侵华日军一系列的礼遇，使其几乎一夜之间成为国民党当权集团垄断抗战胜利果实、推进联日反共政策急速转变的主要执行者。因此，何应钦在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侵华势力的残余中，享有别人无以可比的威望，成了日本战后反共反华势力的大恩人。
日本战败后，蒋介石在逐渐以陈诚取代何应钦地位的过程中，能给予何应钦主持受降大典的殊荣，主要原因便是何本人一贯亲日反共，而同时，何应钦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是相交不错的朋友，因此何最能体会与接受蒋介石“以德报怨”的良苦用心，也最能贯彻执行蒋介石“联日反共”的主张。
事实证明，蒋介石找对了人选。何应钦主持全部受降工作，不仅未对冈村宁次加以监视或拘押，反而待之如上宾。受降以后，对冈村统率的130余万日军给予了比一般国际习惯为优的待遇。他以“恢复治安，维持秩序”为名，让日军保持建制，同时任命冈村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协助其处理接收、遣返等工作。在何应钦的庇护下，冈村不仅逃脱了远东军事法庭的审讯，并被国民政府最高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在国民党逃亡台湾之前，何应钦又设法将冈村偷偷送回了日本。
仗着这个渊源，1951年1月4日，何应钦开始了他的平民外交之旅。由于其夫人王文湘患有癌症，何一方面偕夫人前往日本求医诊治，一方面以私人资格访问日本朝野人士。而此行的真正目的，正如他自己公开宣称的，正是为了远东局势，他说：“远东的焦点，一是对日和约，一是台湾‘中国政府’的地位，一是韩战战略的争执。”他希望日本尽快与台湾签订和平条约，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并在美国的支持下把朝鲜战争变为持久战，以便拖垮新中国。
随后，何应钦拜会了他的老朋友冈村宁次。1月16日，已成为日本战友会副会长的冈村宁次设宴欢迎何应钦，冈村在宴会上致辞，说何是“对日本了解最深的人”，称赞何“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知”，尤其对蒋、何在日本战败后的“以德报怨”感激涕零，说到激动处，冈村竟涕泗滂沱，失声痛哭。何应钦也热泪盈眶，欷歔不已。
此后，由冈村宁次等人牵线搭桥，日本政界、经济界、文化界一些负责人，均将何应钦作为台湾的官方代表，纷纷举行酒会、演讲会。何应钦借着这些机会，利用战时与日本要人的交往和他本人在政界、军界中的一贯亲日形象，四处活动、游说，谋求签订“日台条约”，以达维持台湾当局代表“中国政府”的目的。
半年后，何应钦偕夫人回到台湾，向蒋介石报告了此次的访日收获与感想，以及签订“日台条约”的意向，得到蒋介石的肯定和赞赏。
1952年4月28日，日本当局与台湾政府签订了《中日双边和平条约》。何应钦作为“有功之臣”出席了签字仪式。此后，何应钦单独接见了日方首席代表河田烈，并陪同其游览观光。《中日双边和平条约》的签订，使何应钦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一步。
同年7月末，何应钦又约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群，成立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何应钦出任“常务理事”，后升任“会长”。这一组织成了他毕生推进台日关系的工具。当然，这一组织的许多非政治性经济文化活动，对于促进台日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一番访日、联日活动之后，何应钦“国民外交”的工作重点便转移到“道德重整”运动中了。何应钦致力于“道德重整”运动，是受世界道德重整联络团访台的启发。何在1947年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时，便与MRA（世界道德重整运动）的发起人弗兰克·卜克曼有所接触。但当时何应钦坚信武力“反共”的效力，对“道德重整”不屑一顾。而国民党逃到台湾后，虽然上下都在叫喊“反攻大陆”，但心里都明白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休说“反攻大陆”，如若不是朝鲜战争爆发，共产党早已解放了台湾。
何应钦正因为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当1955年MRA联络访台时，令他不由得眼前一亮：既然武力“反共”已不现实，那么“道德重整”提倡以道德来对付共产主义，正适合“改造”后的国民党现状。何应钦的如意算盘是：将这支从事“反共抗俄”的“国际友军”拉过来，既可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又可以讨好蒋介石。
于是，何应钦将MRA的情况向蒋介石夫妇做了汇报。蒋介石夫妇听了十分高兴，认为可以借MRA和美国的支持来增强台湾“反共抗俄”的信心，因此表示欢迎MRA访台，同时支持何应钦成立了MRA联谊会，以致MRA访台时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刺激MRA成员在1956年再次访问台湾，并且邀请台湾派代表团参加MRA的国际性会议。
从此，何应钦成为了MRA联谊会的负责人，无需何人任命，何应钦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台湾“道德重整”的领袖。从1956年到1961年间，何应钦曾先后10次率领台湾代表团远赴瑞士、菲律宾、美国、日本以及北欧诸国，出席世界性或区域性的“道德重整”会议，进行“反共”宣传，推进所谓“国民外交”工作。
正如何应钦所料，“道德重整”运动的开展，不仅提高了他本人在台湾乃至国际上的“政治声望”，同时也成为了维系他与蒋介石之间政治联络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