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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兴义县原名“黄草坝”，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乡僻壤，然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三个“大人物”的出现，使它声名大振，成为了“钟山川之灵秀”的“贵州一景”。这三位“大人物”便是：贵州省都督、督军刘显世，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国民党统治时期赫赫有名的第二号军事首脑何应钦。
何应钦出生在位于县城西南40余公里的泥凼村。他7岁入乡塾，13岁入县立高小，17岁考入贵州陆军小学，后被保送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1909年秋，何应钦被录取为留学生，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振武学校第十一期学习，与朱绍良、谷正伦、贺耀组等人成为同窗好友，并于第二年同时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何应钦辍学回国，参加了光复上海之役，与蒋介石同在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司令部任职。二次革命失败后再渡日本，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七期。
1915年，何应钦学成归来，即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王文华，在几乎未立什么战功的情况下，便凭借裙带关系以及政治手腕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贵。
王文华时任黔军总司令，与何应钦同为黄草坝老乡。何应钦受王之邀，又邀同窗朱绍良、谷正伦等人一同参加了黔军。此时护国战争爆发，贵州举旗响应，何应钦几人一到贵阳，即被委以重任。何应钦任黔军第一师步兵第四团团长兼讲武学校学生营营长。
然而，贵州虽小，黔军虽嫩，权力纷争却不亚于任何大省。王文华虽在黔军中握有实权，但他的舅舅贵州督军刘显世却是树大根深，舅甥二人在兴义系军阀内部形成了“旧派”与“新派”两种势力。而以二人为核心的贵州兴义系军阀集团的主要成员，不是刘、王二人的宗亲姻亲、乡邻故旧，便是其门生弟子、同窗挚友。
在舅甥二人“新”“旧”派的明争暗斗中，何应钦作为留日士官生，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以王文华的“新派”作为自己依傍与效力的对象。但他并不想得罪刘显世，对刘恭谨备至，大面上事之如父，小心谨慎地在刘、王二人之间周旋，使他在两人矛盾中得以暂时的“刀切豆腐两面光”。1916年4月30日，何应钦与王文华的胞妹王文湘缔结良缘。朱绍良与谷正伦也分别迎娶贵阳城里出身名门的小姐为妻。英雄配美人，一时轰动了整个贵阳城。
在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何应钦凭借严谨的军人作风和政治组织才干，成为“新派”的骨干，他创办的“少年贵州会”，对王文华团结省内外进步分子建立新党，最后夺取贵州政权奠定了良好基础。他本人也得以先后升任贵州讲武学校校长、省会警察厅厅长、全省警务处处长、第五混成旅旅长等要职，并晋衔为陆军上将，成为贵州新派人物中的核心人物。
1920年末，何应钦参与谋划和直接指挥了“民九事变”，与王文华一起迫使刘显世交出了贵州大权。但刘显世并不甘于失败，于1921年3月派杀手将王文华刺杀于上海，新派顿时失势，而新派内部相互倾轧，何应钦被迫逃往云南，投奔滇军总司令顾品珍。因刘显世仍不肯放过他，又收买杀手在昆明一茶楼对何应钦行刺，致何应钦胸部、腿部连中数枪，幸亏随身副官抢救及时，送入法国人办的医院使之幸免于难。随后，何应钦偕妻前往上海投奔其内兄王伯群（王文华之兄），过起了寓公生活。何应钦少年得志，第一个人生的小峰巅就此以失败落下帷幕。
1924年，何应钦经妻兄王伯群等人介绍，赴广州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后由其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王柏龄推荐，被蒋介石任命为黄埔军校少将总教官。这是何应钦一生效命于蒋家王朝的开始，何应钦也因此飞黄腾达，以至于以后十几年中长期在国民党内部居蒋介石一人之下。
蒋、何虽为东京振武学校先后期同学，又同在陈其美手下共过事，但二人并无深交。何应钦到军校后，以严格规范的军人作风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渐渐得到蒋介石的重视。而蒋在军校倚为心腹干将的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却沉溺广州城内烟花柳巷不能自拔，整天寻花问柳，抽大烟，不务正业，遇事不见踪影。如此一来，蒋介石对忠于职守的何总教官越来越信任，常把一些重要事务交给何去处理。何受此厚爱，知恩必报，带着刘峙、顾祝同、钱大钧、陈继承等一批军事教官，干得有声有色，何在蒋心目中的地位越发重要起来，蒋、何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1924年底，蒋介石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组编为两个教导团，何应钦任第一团团长，刘峙、钱大钧、顾祝同均为何手下营长。教导团是国民党创建的第一支军队，后来成为黄埔系高级将领的陈诚、胡宗南、周至柔、桂永清、杜聿明、黄维等人，当时尚为团里下级军官或普通士兵。此后在平叛商团叛乱、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叛乱，和两次东征中，何应钦率领第一团皆屡立战功。
而使何应钦一战成名，使他与蒋介石结为“生死之交”，并由此奠定他在黄埔军中“大管家”地位的，便是著名的棉湖之战。
在1925年初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期间，何应钦的第一团攻占淡水城，全歼守军一个旅，接着又击溃洪兆麟一万多兵力的增援部队。以不足2000之新兵，击败洪部精锐部队一万多人，令陈炯明大为光火。3月上旬，陈炯明集中林虎、李易标两部兵力四五万人，突袭何应钦部，并企图包抄东征军总部，在棉湖与黄埔军展开决战。而由于黄埔军第二团行动缓慢，未能按部署及时赶往敌人侧背攻击，致使第一团腹背受敌，孤军作战，战斗已进入双方肉搏混战。危急时刻，蒋介石躲在指挥所里急得直跺脚，流着眼泪对何应钦说：“你必须想法坚持，挽回败局，否则一切全完了！”
此时对何应钦和第一团来说，已是非战即死。就大局而言，此一战关系到黄埔军以及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生死存亡。就个人而言，如若战败，蒋介石、何应钦不仅将声誉扫地，丧失向上攀爬的政治资本，甚至性命难保。何应钦深知其中利害，当时也流着泪说：“既然非拼即死，那我就去了！”
何应钦亲赴第一线，督军作战，由于指挥得当，在肉搏混战中身先士卒，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与后来赶到林虎军侧背的第二团协同作战，将陈炯明所部打得狼狈逃窜，取得了棉湖战役的最后胜利，为第一次东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棉湖苦战，堪称以少胜多、使广州革命政府转危为安的关键性一战，黄埔学生军与何应钦也因此“一战成名天下知”。而1925年的3月12日，也成为了蒋、何同生死共患难的纪念日。1925年7月，革命政府正式成立，黄埔学生军编成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亲任军长，何应钦任第一师师长。第一军成为以后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的基础，也是国民党“中央军”的基本班底，是蒋介石在大陆统治20多年的嫡系力量。在第二次东征中，何应钦的第一师在惠州歼灭敌军主力，取得了惠州战役的胜利。从此，何应钦凭借显赫战功与谦逊做人的处世方法，与蒋介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广东统一后，蒋介石为全面控制第一军，建立其一党专政的军事独裁统治，蓄意制造中山舰事件，以打击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在这一事件背后，何应钦不仅完全拥护蒋介石的主张，同时积极参与制定反革命计划，并以其第一师作为坚强后盾，对蒋介石1926年3月制造的中山舰事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何应钦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潮梅警备司令。为了保存实力，蒋介石将何应钦的第一军放在东线，避开主战场两湖地区。直到10月何才率部向福建方向进攻。在松口战役中，何应钦歼敌、招降4个师，以2比5的兵力大败孙传芳的周荫人部。蒋介石为此称赞何应钦：“能从容应付，完全消灭敌军主力，因此预测到此次北伐之目的，一定可以达到。”
随后，何应钦任东路军总指挥，由福建进浙江、上海，并于1927年3月攻占杭州，大挫孙传芳的军队，何应钦声威大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