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 年 1 月《子夜》出版，它的诞生凝聚着茅盾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奠定了茅盾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此时的沈霞，十多岁了，开始阅读大量现代小说。

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和家人团圆了，多时不见，茅盾发现女儿沈霞长大了许多。

据沈霜回忆说：

姐姐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尤其在作文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夫人孔德沚常常对茅盾说，女儿继承了你的文学天赋。夫妇俩常常为女儿取得的成绩欣喜自豪。

茅盾回家后，日子依然窘迫，虽然有些作品版税，但只能勉强度日。回家后，茅盾的眼病、神经衰弱等疾病一股脑儿地袭来，茅盾只好停下手中的笔，串串门，养养病。

在这期间，茅盾仍没放下写作，他开始借养病搜集素材，准备创作《子夜》。

当时，乌镇在上海做生意的故旧亲戚不少，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化最敏感，有时甚至比政治家还敏感。茅盾经常去找同乡故旧中的企业家们。其中，去得最多的，是卢学溥表叔家，有时茅盾也带着女儿沈霞去。

在卢公馆这个小社会中，茅盾听到不少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种种内幕。卢家的很多同乡故旧，茅盾大多认识，而他们却认为茅盾是个文人，因而政界、军界、金融界、商界的内幕，并不对他避嫌，都乐意和他谈，还讲商场上发生的故事，讲政坛上的笑话。

这些同乡故旧热情地邀请茅盾去他们家中、企业中玩，于是茅盾有机会参观上海的丝厂、火柴厂、纱厂、银行、交易所、商店等。

在各种实际参观中，茅盾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日本时那种郁闷、灰暗、不稳定的情绪，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他看到了世界经济萧条的局面下，当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时，中国民族工业的衰败以及一些同行老板的艰辛；他看到了那些在证券交易所“搏斗”的场面，股票指数的上扬与下跌给那些在股市“搏斗”的人们带来的兴奋、沮丧，以及兴奋和沮丧的面孔背后内心真实的活动。

茅盾似乎感觉到这些人更关心股市之外的形势——战争的胜负、政界的风云变幻。而直接影响着股市交易的人，以及操纵这些场面的人，是从来不在交易所里露面的，他们住在豪华饭店里，带着情人或者姨太太出入交际场，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谣言、谎言，操纵着股市风云。这些操纵者，都有外国势力作后盾，实际上在充当买办的角色。

茅盾在与同乡故旧的“周旋”中，了解到不少经济与整个社会形势相联系的内容，包括企业老板的“悲欢离合”故事，世间各种人情世故。

同乡一个老板，曾告诉茅盾这样一个可耻的故事：有个小老板为了打听股市发展趋势内幕，不惜让自己的女儿去充当股市操纵者的情妇，想让女儿把情报弄到手，再决定抛还是买。结果，女儿不谙世事，失身于操纵者，“情报”又没有弄清，最终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小老板觉得无脸见人，就上吊自尽了。这个故事，让茅盾十分震撼，他没有想到金钱竟让人的灵魂堕落到这种地步！

在卢公馆，茅盾还听说做公债投机的人曾以30万元买通军阀头子，使其军队在津浦线上北退30里，以蛊惑市场，让投机人乘机活动，得利十分丰厚。

茅盾此时还看到了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茅盾认为当前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茅盾打算写一部都市、农村交响曲，他着手拟大纲和故事梗概，初步定名为《棉纱》《证券》《标金》。

茅盾读了金融方面的专业书，深入研究中国棉纱业的历史和现状，以使小说更具有坚实性。

经过一年多的搜集材料和不断调整，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等基本上在茅盾头脑里形成了，甚至这部长篇小说的题目，茅盾也拟了三个：“夕阳”“燎原”“野火”，后来定名为《子夜》。

《子夜》从1931年10月正式动笔写，到1932年12月5日脱稿，历时一年多，其间，茅盾与瞿秋白长谈以后，又改变计划，缩小写作范围，强化作品的时代性。

1933年1月《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至此，一部巨著诞生了。它的诞生，凝聚着茅盾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

《子夜》描绘了30年代中国东方都市一道风景线，在这道风景线上，映出芸芸众生，映出时代风云，映出中国社会的另一面，也映出茅盾作为一代文学大师的地位和才智。

《子夜》的出版，奠定了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茅盾在上海成为著名作家之后，依然和过去一样，每年春天，总要回乌镇一趟，携着夫人带着儿女，陪着母亲坐小火轮，沿运河回到故乡。

一·二八事变后，和茅盾住在一起的母亲陈爱珠，此时执意要回乌镇去住一段时间，那里有老屋在，还有一些亲戚，虽不大走动，但来往时仍十分热络。这也是茅盾母亲的惯例——天气暖和时，总要从上海回乡住一段时间。

5月初，太阳暖洋洋地照在大地上，徐徐的春风随意吹拂着细柳。茅盾携夫人、女儿和儿子一起陪伴母亲回乌镇。他们从上海坐火车到嘉兴，再转小火轮到乌镇。

一路上，被践踏的油菜田里，一群一群士兵，有气无力地在挖战壕。火车上，一些人在看从上海地摊上买来的“推背图”“烧饼歌”等预言书，茅盾也带了一本金圣叹手批的《中国预言七种》。车厢里议论的，不是斗志昂扬的抗战，而是预言书里那些“天意”。

掌灯时分，茅盾一家回到故乡乌镇，黑乎乎的小镇，似乎更衰败了，一些大的商店已经倒闭，几家有几十年历史的当铺也已歇业，只剩下市中心的“汇源当”了。

在乌镇的日子里，茅盾目睹了1932年故乡的衰败，也目睹了乌镇四乡农村的丰收成灾的惨痛事实，目睹了一些店铺的努力和倒闭。

清晨，还是春寒料峭，街上也相当冷清。但“汇源当”门前，却已人头攒动，等候开门。茅盾特地起个早，赶到那里观察了解，发现在这青黄不接的季节里，许多人天不亮就守候在门前，他们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身上刚刚剥下来的棉衣，或者预备秋天嫁女儿用的几丈土布，偶尔也有去年留下来嫌亏本而没卖的几斤丝，准备送进当铺。

一直等到9点钟，当铺才开门，这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四乡农民，一片混乱。当铺每天只用120元钱来营业，当完就停。因此，那些衣衫褴褛的等候当了钱去买米吃的乡下人，就不得不拼命挤上前去。

茅盾回到家里，过去常常来替沈家帮忙的老熟人——一个家在乌镇东栅的农民，茅盾称他为“丫姑老爷”，向茅盾这个“沈家少爷”诉说农村的艰辛。

他说：“少爷你看，我这个人向来不喝酒，不吸烟，连小茶馆都不上，而且种的是自家的田。这两年来，也拖了债了，在村里也不算多，百把块钱。”

茅盾一听，兴趣来了，忙问：“那你怎么还债呢？”

“打算在‘头蚕’里还呀，今年‘头蚕’养得好，还清这点债是不成问题的。”“丫姑老爷”胸有成竹地回答。

茅盾笑了笑，说：“养蚕？卖给谁？你有这点桑叶，不如卖叶，不要再去养蚕。”茅盾把养蚕的风险说了一遍。

“丫姑老爷”听着觉得有道理，但沉默了半晌，摇摇头说：“少爷，不养蚕也没有法子。卖叶呀，廿担叶有四十块卖也算顶好了，一担茧子的‘叶本’总要廿担叶，可是去年茧子价钱卖到五十块一担。只要蚕好！到新米收起来，还有半年；我们乡下人去年的米能够吃到立夏边，算是难得了，不养蚕，下半年吃什么？”

“可是今年的茧子价钱不会像去年那样好了！”茅盾说到这里，望了一眼这个“丫姑老爷”，又说，“你是自己的田，去年这里四乡收成也还好，怎么你就只能吃到立夏边呢？而且你又新背了几十块钱债？”

“有是应该还有几担，我早已当了。镇里东西样样都贵了，乡下人田里种出来的东西却贵不起来，完粮呢，去年也比前年多——一年一年加上去，零零碎碎又有许多捐，我是记不清。我们是拼命省，去年阿大的娘生了个把月病，拼着没有看郎中吃药，这么着，总算不过欠了几十元的新债。今年蚕再不好，那就——”“丫姑老爷”苦着脸，向茅盾诉苦到这里，便戛然而止。

茅盾点点头，又安慰他几句，“丫姑老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茅盾告辞。

茅盾在乌镇这些天，忽然对小镇经济有了新的认识。本来在写《子夜》时，研究上海金融经济过程中，不太清楚农村现状，现在总算有了一个大概的比较，当然也听到了许多令人心酸的故事。

茅盾在故乡的半个月时间中，所见所闻所感是一幅30年代悲惨画面，从这幅画面中，茅盾深深感到，“一·二八”事变像一颗炸弹，把压抑、沉默的人们骤然惊醒了，人情世态发生了变化，农村状况、小镇经济状况也同样发生了变化，而这变化是惊人的。

茅盾安顿好母亲、夫人及一双儿女，回到上海。但回家乡半个月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幼时在乌镇生活时的各种情景，总像放电影一般，在脑海里闪现，他总结出故乡商人勤俭、怯弱、谨慎、奉公守法、缺少决断又会做生意的个性，这是小商店老板的共性形象。茅盾开始构思，于6月18日写完一个小镇商人生活的小说。

小说写好后，茅盾题上“倒闭”两字，作为小说题目，交给马上要创刊的《申报月刊》的主编俞颂华。俞颂华一看题目叫“倒闭”，便皱起眉头，觉得发在创刊号上，恐怕老板会不开心，于是，便和茅盾商量能否将题目改一下，并建议用小说里主人公店铺的名字，虚化一下，叫“林家铺子”。茅盾一听，觉得有道理，便同意了。

《林家铺子》就这样发表了。

10月，茅盾开始短篇小说《春蚕》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茅盾调动积储在脑海里的儿时记忆。

小时茅盾随祖母养蚕，知道养蚕的艰辛，近年几次回乡的所见所闻，又如放电影似的，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呈现在脑海之中。

《春蚕》写得非常顺利，到11月1日已经杀青。这篇小说叙述了发生在江浙蚕乡的一个故事，讲述一个叫老通宝的蚕农，辛辛苦苦地养蚕，并取得了丰收，但蚕茧丰收了，茧厂却关了门，原因是茧子受日本白厂丝的倾销，不值钱了，蚕农生活更艰苦了，老通宝气得一病不起。

小说的结构灵巧又绵密，语言精巧秀丽，恰似一幅江南春蚕风俗图。

《春蚕》脱稿以后，茅盾接着又写了《冥屋》《秋的公园》《光明到来的时候》等散文。

《春蚕》后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由明星影片公司摄制成同名影片。这是茅盾的作品第一次被搬上银幕。

1933年4月，茅盾写了《秋收》，后来又写了《残冬》，内容都是描写农村经济破产和农民斗争的故事。

茅盾为营造自己家乡乌镇风景线，短篇、散文、速写诸文体一齐上，使这道真实的乡镇风景线，更加绚丽更加灿烂。

1933年，他的小说《当铺前》，以乌镇所见的真实情景为背景，记叙了人间惨剧的一幕。此后《老乡绅》《速写》《香市》《乡村杂景》《陌生人》《谈迷信之类》等，都是1933年茅盾所写乡镇风景线上多彩的一笔！

1934年，江浙遭受百年未遇的旱灾。乌镇四乡出现河流干涸的灾情，茅盾回乡，目睹旱象和灾情，又写了纪实性小说和散文《赛会》《大旱》《戽水》《桑树》《人造丝》《疯子》等，这些作品，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初，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破产的状况，揭示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是农村破产的原因，也揭示了政府的腐败及农民固执愚昧落后的一面。

此时已经十多岁的沈霞，聪慧可爱，已开始大量阅读现代小说，包括父亲茅盾的小说，她好高兴父亲成为了知名的大作家，她为父亲骄傲。那时的她也很喜欢巴金的小说。

好学的沈霞，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沈霜回忆说：

姐姐的成绩大多来自于自学，她的学习是开放式的，而且极有主见。

这“主见”指的是自信，而不是刚愎自用。

沈霞从尚公小学毕业时，茅盾想听听女儿的意见，去哪个中学继续她的学业。茅盾问：“亚男，去哪所中学好啊？”

“爸爸，你认为哪个中学好啊？”沈霞侧着头反问茅盾来了。

“中学嘛，现在也只有立达学园是全上海最好的啦。”茅盾说。

“那好啊，我就去考立达学园，爸爸你赞成吗？”

“我当然赞成，不过亚男要知道这所中学的校风很严，课程也是很紧的。”茅盾见女儿如此自信，在赞许的同时不忘提醒。

当时位于上海江湾的立达学园，是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学，以功课紧、校风严著称，学生全部住校。沈霞执意要求考这样的学校，让父母感到十分欣慰。

大概在1933年，沈霞报考江湾立达学园。沈霞不负众望，凭借她的天赋和勤奋，以高分考进了这所著名的中学，开始了她的中学生涯。

之后，沈霞先后在上海读过大同大学附中、培明女子中学、大夏大学附中等中学，一直到抗战爆发。 bx1DKWRTfa9Qq2Kk0VGqe8jxXCTJeQtMbcMHrRU9dI//P6GKCzPqGMwrQ7FkU+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