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歌》传到中国，茅盾觉得只有《国际歌》才能表达他内心的认识和感受！

《国际歌》也深深地影响着沈霞和沈霜，在茅盾家里，茅盾唱，沈霞唱，沈霜唱，孔德沚也在唱。

时间过得飞快，女儿沈霞已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了。

1924年茅盾夫妇将女儿沈霞送进商务印书馆开办的专门解决商务印书馆职工子女入托的“尚公幼稚园”，与沈霞一起进幼稚园的，还有瞿秋白和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

有一天，瞿秋白去尚公幼稚园看望女儿独伊，受到幼稚园老师和小朋友们的欢迎，满面笑容的瞿秋白站在教室的楼梯上，和小朋友们合影，沈霞和瞿独伊都在其间。

据瞿独伊回忆：“爸爸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点空就到幼儿园接送我和沈霞。”

1926年初，茅盾准备坐“醒狮号”海轮去广州参加会议。孔德沚亲自送丈夫茅盾去码头，并顺带“侦探”一下“醒狮号”。

此时孔德沚除上海外，还没有出过远门，更没有坐过海轮。茅盾也只是十多年前去北京大学念书时，坐过从上海到天津的海轮。后来茅盾回忆说：

轮船开航的前一天，德沚和我先到船上看一看。甲板上所谓大餐间的前后，各有一架起重机，其中一架正忙着把货包吊到下层的货舱里，又一架起重机正在上煤，甲板上全是煤屑。想来这船本是货轮，现在稍稍改装一下，也载客人。

我和德沚到岸上吃了点心，买了零碎应用的东西，她就回家，我仍上船。

茅盾告别家人，经过七天的海上航行到达广州。

在广州，茅盾认识了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大会于19日闭幕，茅盾暂时留在广州，后于3月24日离开广州返回上海。

1927年元旦茅盾携夫人孔德沚去了武汉，将一双儿女留在上海家里，请母亲管教抚育。由于儿女懂事，母亲管教有方，让茅盾夫妇放心在外面参加革命工作。

后来武汉陷入白色恐怖中，茅盾决定将孔德沚送回上海。茅盾将夫人送走后，自己也离开武汉去了九江。

茅盾到了九江，与接应的人见面后，准备去南昌，然而火车不通，茅盾只好先上庐山然后再借道去南昌，谁知上了庐山，才知道下山的路已经被切断了。此时茅盾真有些走投无路的感觉，走又走不了，下山又下不去。白色恐怖像庐山的雾一样笼罩着他，一路上的劳累、困乏和迷茫，让茅盾病倒在庐山上。

病了的茅盾躺在床上望着旅店的天花板，思绪奔涌，他的脑海中像回放电影片段一样，闪过在武汉火热革命的每一个细节，包括他编发的各地农运消息和进行的各项革命宣传工作，这些场景在脑海里都变成了活生生的影像。他仿佛听到了民众的呐喊声，哭泣声！革命，战斗，杀戮，迷茫……所有的一切，让茅盾苦苦地思索着。

此时的茅盾31岁。

后来令茅盾一举成名的《蚀》三部曲，与他在庐山时那些苦闷迷茫的思考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大革命失败，宁汉合流，茅盾成为蒋介石白色恐怖被通缉的“要犯”之一。茅盾从庐山回到上海后，便躲进自己的新居——上海虹口景云里的家中。

此时已在尚公小学读书的沈霞清楚地记得，母亲从武汉回来，是腆着个大肚子回来的，但为了照料同行的宋云彬叔叔，不慎跌了一跤，流产了，去了福民医院。

茅盾回家后，女儿和母亲告诉他，德沚在医院里。深夜，茅盾去医院看望妻子，孔德沚回忆这几个月来发生的变故，忍不住流下泪来。

茅盾把自己与妻子分别后上九江上庐山等情况简要说了一遍，极力安慰妻子：革命还会发展起来的。但什么时候再发展起来，茅盾也十分茫然！

从医院回到家时，女儿和儿子早已进入梦乡，而茅盾母亲在灯下看书，等候着儿子的归来。茅盾母亲虽然一直在家，但从报纸上看到了很多有关儿子茅盾的报道。晚上，街上警笛响个不停，她知道形势对儿子儿媳非常不利。

茅盾和母亲过去很少有时间说话谈天，此时机会难得，他们一直谈到东方泛出鱼肚白时才不说了，母亲去睡觉。

隐居在景云里的茅盾，天天在家足不出户，躲在三楼的书房里，写啊写，有时实在写得太累了，便轻轻地哼起《国际歌》，夫人在身边时，也会轻轻地和着丈夫的歌声哼唱着。

《国际歌》也深深地影响着女儿和儿子，女儿沈霞经常和父亲一起唱《国际歌》。

《国际歌》传到中国，并成为激励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奋斗的精神支柱，茅盾挚友瞿秋白功不可没。

茅盾曾告诉女儿和儿子：“你们知道这首《国际歌》是谁翻译过来的吗？是你们的瞿秋白叔叔啊。”

茅盾一家对《国际歌》特别有感情，茅盾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

在1923年夏，《新青年》改为季刊，6月15日出了第一期。这一期是‘国际共产号’，刊登了《国际歌》及乐谱，《国际歌》是瞿秋白翻译的。

茅盾在家里写小说，写到情深处，经常感慨！每当此时，他放下笔，脑海里回响起《国际歌》的歌声，他觉得只有这首《国际歌》才能表达自己此时内心的认识和感受——矛盾，痛苦，不甘，追求！作为第一代中共党员，共产主义信仰始终和他的生命连在一起，茅盾将这种难以言表的情感，用《国际歌》来倾诉，是最贴切的一种表达。

《国际歌》在茅盾家里回荡着，沈霞唱，沈霜唱，夫人孔德沚也在唱。儿子沈霜后来回忆说：

父亲教我和姐姐唱《国际歌》是在1927年夏季，母亲和父亲先后从武汉回到上海之后。那时，父亲突然改变了过去天天不落家的“毛病”，整天待在三楼的书房里写东西，足不出户，使我十分诧异。这段时间大约有一年，在这一年我和姐姐能与父亲经常见面甚至有了与他亲热一番的机会。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教会了我们唱《国际歌》。他和母亲都不是音乐爱好者，严格地说，他们缺乏音乐细胞，还有点五音不全，在去武汉之前，我从未听他们唱过歌，只听见父亲独自吟哦过古诗文和母亲教我们念的童谣。

起初，父亲并没有教我们唱《国际歌》，而是在房间里独自低声唱，母亲有时也和着他唱，父亲还常纠正她唱错之处。我和姐姐在一旁听多了，也就学会了。

有一天我们就当着父亲的面唱起来。父亲又惊又喜，夸我们聪明，便认真地一句一句教我们，还讲解歌词的意思。我们自然似懂非懂，只明白了一点，即全世界的奴隶们要起来打倒资本家，最后要实现“英特纳雄耐尔”，但什么是“英特纳雄耐尔”，还是不明白，只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圣，连父亲都崇拜它。

沈霜的回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茅盾精神状态的一个方面，也反映了沈霞少年时代家庭生活的一个真实场景。

当茅盾躲在家里写完《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后，国内政治形势依然一片白色恐怖，乌云依然笼罩在黄浦江上空，而此时，茅盾的身体因长期不活动，躲在家中，已有些虚弱，虽然茅盾此时只有三十多岁，但苍白的脸上没有了年轻人的血色。那时，夫人孔德沚早已放出风去，说茅盾去了日本，而这风一放就快两年，茅盾夫妇一商量，在这样的政治空气、身体状况及心绪下，让茅盾悄悄地东渡日本。

临走时，从不习惯和孩子亲热的茅盾，亲吻了女儿和儿子，叮嘱孩子在家要听奶奶和妈妈的话。

7月初的一天，茅盾提着箱子辞别母亲、妻子和儿女，悄悄地登上从上海开往神户的日本小商轮。这条商轮没有客舱，床位也没有等级，只是船顶上有一个宽敞的大房间，摆有十几个床位，每张船票25日元。此商轮只能乘载十人左右的乘客，除茅盾和同行的秦女士外，其余都是日本人。茅盾化名方保宗。

到日本后，茅盾面临着生计问题。原来想学习日文，因生计问题而作罢，他只有写作，才能解决温饱。当他提起笔来时，脑海里的人物和故事便一个个地跃出来。

茅盾到日本后写的第一篇小说是《自杀》。寄出《自杀》以后，茅盾又写了长文《从牯岭到东京》，表明自己的创作意图以及创作时的思想情绪，还有对文艺的看法。

1928年12月初，茅盾来到京都。对京都这个居所，茅盾后来回忆道：

我的寓所离杨贤江的寓所有一箭之遥，这是面临小池的四间平屋，每间约有八铺席大小。当时我与高氏兄弟为邻，各住一间，另两间空着。房东就住在附近，亦不过一箭之遥，这里，确实很安静，从屋子的后窗，看得见远处的山峰，也不是什么高山，但并排有五六个，最西的一峰上有一簇房子，晚间，这一簇房子的灯光，共三层，在苍翠的群峰中，便像钻石装成的宝冕。

小池子边有一排樱树。明年春季，坐在屋中便可欣赏有名的樱花，想到这，便觉得我的新居确实是富有诗意，对写作十分有利。

在日本旅居期间，茅盾的小说、散文创作达到一个更成熟的阶段，其作品包括1部长篇小说，7个短篇小说，12篇散文。

茅盾这一时期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大部分是精品，但在日本时创作影响最大，也最为人称道的，还是长篇小说《虹》。

1930年3月底，茅盾结束了在日本那段亡命生涯，从日本坐船，秘密回到上海，回到了熟悉的家。

从日本回来后，茅盾的家里恢复了往日的热闹，一股浓浓的书香气又重新漫溢在这五口之家中。此时的沈霞非常懂事，在读小学三四年级，她很聪慧，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平时在家，她已开始看小说了，各种名著，她也都“生吞活剥”地啃着。

有一天，沈霞突然要和父亲茅盾比赛读《红楼梦》，看谁读得快，茅盾还以为是小孩子一时兴起，闹着玩。结果沈霞非要比一下不可，茅盾同意了，但比赛结果让茅盾大吃一惊，想不到小小年纪的女儿竟有如此强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这让茅盾又惊又喜。

茅盾虽然可以背出来整部《红楼梦》，但女儿的天赋如此之高，还是让这个当了十余年父亲的茅盾第一次感受到。

从此，茅盾对女儿的文学天赋更加关注。 bx1DKWRTfa9Qq2Kk0VGqe8jxXCTJeQtMbcMHrRU9dI//P6GKCzPqGMwrQ7FkU+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