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蒋介石派到东北的最高军事长官，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
当第13军整团被歼的时候，杜聿明因肾病发作，正有气无力地躺在病床上。
战报很快送进位于锦州的国民党军保安司令长官官邸。参谋长赵家骧拿着战报，犹豫了一下，还是递到了杜聿明手中。
杜聿明看罢，惊出一身冷汗，捂着肚子坐起来，但话说出口，却很有些自我安慰的味道：
“都是第13军长官无能，整个部队战斗力差，让共军钻了空子！”
“不错。”赵家骧虽点头称是，内心却不无忧虑，“不过，整团被歼，足以说明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共军的实力，已今非昔比。”
杜聿明不得不点头承认：
“不可掉以轻心啊！”
事实正是如此，共产党虽然“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但林彪一直密切注视着敌军动态，时刻寻找着战机。此时，他的目光转向了四平街——
四平地处吉林省西南部，松辽平原中部，位于沈阳与长春之间，辽、吉、蒙交界处，中长、平（四平）齐（齐齐哈尔）、四（四平）梅（梅河口）三条铁路在此交汇，是连接东西南北满的重要交通枢纽，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要控制东北，必须控制四平。”毛泽东如是说。
“没有四平，难以得到东北。”蒋介石如是说。
早在停战令下达之前，即1946年1月8日，国民党“接收大员”刘翰东，带领百余名官员进入四平，成立了辽北省政府和四平市政府，并亲任省政府主席。
然而，四平地势平坦，一条铁路从市中心穿过，将城市分为东西两半，城东、南、北30里外为丘陵地带。也就是说，四平既无防守城垣，亦无险可据。
3月13日，驻守四平的苏军撤离。此时，四平守军为刘翰东临时收编的伪“铁石部队”残余，以及自外地逃至四平的土匪武装，总兵力3000余人。
林彪看准时机，当机立断：攻占四平！
3月15日，民主联军占领四平西郊机场。
3月16日夜，民主联军包围了四平。
3月17日凌晨2时，攻城战斗打响。民主联军第7纵队一个团、新四军第3师第10旅一个团和保安一旅等部队，自东、西、北三个方向，同时向四平发起攻击。
一时间，激烈的枪弹声响成一片，黑暗的夜幕中火光四起。
战斗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除200余名守军溃逃外，3000余名守军全部被歼灭，辽北省政府主席刘翰东、保安司令张凯、匪首王大化和王耀东等人均被生擒。
此次战斗，缴获轻重机枪69挺，大小炮32门，步枪2000多支，汽车20辆，军马700匹，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顺利攻占四平，为中共在国共两党谈判中争取到一定主动权。
蒋介石在得知四平被民主联军占领后，立即下令，重新夺回四平。
当时杜聿明并没有在东北，他已于2月18日飞抵北平，秘密入住白塔寺中和医院，并于民主联军攻占四平的前一天，即3月16日做了左肾切除手术，这个时候，正处在术后观察治疗的关键时期。
于是，国民党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盛披挂上阵，指挥国民党王牌新1军、第71军向四平方向大举进攻。
4月7日，新1军由昌图沿公路向四平外围兴隆一带进击。
4月10日，国民党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赶赴开原前线，命令部队继续向四平外围进击。
就在新1军沿中长路向四平以南进攻的时候，第71军第87师、第91师绕道八面城向四平迂回。
林彪料到蒋介石会重夺四平，占领四平后，即调整部队，集中优势兵力，部署四平外围战斗。遂令梁兴初的1师、罗华生的2师万毅纵队、黄克诚的第3师第8旅、第10旅共12个团，迅速到达昌图西北地区集结。
4月15日，国共双方在四平外围的战斗打响。
在八面城以南的金山堡、大洼，民主联军以14个团的兵力，向国民党第87师展开猛烈进攻。一夜激战，第87师大部被歼，前来增援的第91师一部被击溃。战斗结束，民主联军共歼敌4400余人，缴获汽车30多辆，大炮31门，机枪136挺，步枪1200多支，以及大量军用物资。
这是东北民主联军进入东北初期，在运动中集中局部优势兵力歼敌的一个范例，此战有力挫伤了国民党军的锐气。
4月17日，国民党新1军新30师占领了四平以南的山地；新38师攻占了老四平，并很快占领泉眼车站，71军在金山堡、大洼遭受重创之后，放弃从左翼迂回四平的计划，向右翼新1军靠拢，对四平城区形成弧形包围态势。
4月18日，四平城区争夺战正式打响！
此次战役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4月18日至26日，国民党军锐气旺盛，尤其素有“天下第一军”之称的国民党新1军，在印缅战场上战功赫赫，军长孙立人享有“东方隆美尔”之誉，战斗一开始便摆出一副锐不可当之势，借助猛烈的炮火掩护，向四平近郊民主联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
为了迎击国民党军，林彪在百里防线上部署6个师的兵力，顽强抵抗。虽暂时守住一些阵地，但伤亡惨重。
随着双方增援部队陆续开至四平，25日的战斗打得异常惨烈。
国民党方，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郑洞国亲率新1军向三道林子和北山阵地发起猛烈攻击，飞机投掷炮弹的密度，平均每分钟400余枚！
在如此猛烈的炮火下，民主联军阵地被炮火包围。这一天，国民党军向北山阵地连续发起9次冲锋，皆被民主联军7旅特务营一连击退。
人在阵地在，一连死守阵地，三分之二的战士在炮火中伤亡。至夜，阵地上只剩下3人！
而7旅趁夜色袭击国民党军，使之彻夜难眠，第二天难以组织新的进攻。
到26日，双方激战9天，均伤亡惨重。
4月27日到5月14日，为此战第二阶段。国民党军因对四平久攻不下，只得转攻为守，开始构筑工事，郑洞国因此请求杜聿明增援四平。在这个阶段，双方陷入对峙、僵持局面。
而此时，杜聿明手术后，经过一个月的观察治疗，不等完全恢复，便于4月16日返回沈阳。经过近10天侦查，杜聿明发现，民主联军在四平与本溪两个战场部署兵力10万，而四平的兵力远远优于本溪，林彪又坐镇四平，正好是取本溪之机。
这一发现，让杜聿明兴奋不已。本溪乃沈阳的门户，拿下本溪，自然是对林彪的沉重一击，然后集中兵力攻打四平，必然事半功倍。
于是，杜聿明电令郑洞国，坚守四平，守而不攻，以此拖住林彪；同时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称他已开赴四平前线，以此迷惑林彪。
林彪对此毫无怀疑。
非但如此，林彪断定杜聿明会增援四平，还将本溪守军三纵调到四平右翼昌图、开原一带，修筑工事，阻止国民党增援部队。
却不料此举正中杜聿明下怀，杜聿明令新6军廖耀湘、52军赵公武，率10万精锐部队，兵分两路，向本溪包抄而去。
5月3日，本溪战斗打响。由于本溪守军兵力薄弱，杜聿明轻取本溪。
紧接着，国民党新6军、第52军、第71军88师开赴四平，四平的国民党军陡增一倍！
林彪棋错一招，形势急转直下。此时林彪已携总部从四平撤出，移驻四平近郊梨树县。在该县一个小村庄的普通民宅里，林彪像往常一样，时而盯着墙上的地图，一动不动；时而在屋里久久踱步，一言不发。
“下令359旅，火速南下，增援三纵，阻拦新6军北进。”
林彪对着墙上的地图，头也没回，发出一道指令。
这道指令令很多人困惑不解。当时359旅位于梨树县以北，即四平大北方的公主岭，要跨越梨树、四平，南下到三纵所在的昌图、开原一带，能否阻止国民党主力新6军北上暂且不说，绕开四平周围的国民党军也并非易事。
当时东北的形势，对民主联军极为不利——没有根据地，没有群众基础，连战斗结束后的伤兵都无人照顾，如此形势下，面对国民党主力部队源源北上，因何要死守四平？
事实上，林彪并没有计划打这场四平保卫战，在开战之初，他便极力避开国民党优势兵力，在“且战且退”中保存实力，阻击和延缓国民党军的进攻，为后方争取时间，以便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
但如今，面对国民党主力倾巢出动，林彪却一反常态，这是为什么？
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在四平激战之时，曾给林彪发来电报，对死守四平提出质疑：
“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它一下子，以挫敌锐气，这是可以的。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倾巢而出，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决战的一切条件。因此应该把大城市让出来，让敌人进来，我们则应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等到敌人背上的包袱沉重到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去消灭它，那时候我们就主动了。”
林彪对此不予回复。
黄克诚又给中央去电，中央亦没有理睬。
黄克诚疑惑不已。直到14年后庐山会议时，毛泽东与黄克诚闲聊，黄克诚提到四平保卫战林彪的失误，毛泽东说，“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黄克诚这才解开心中疑团。
事实正是如此，早在4月6日，中共中央便给东北局发来指示，称：
“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
“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
8日再次来电：坚决保卫四平。中央已经明确，要打一场四平保卫战。
22日，民主联军伤亡惨重之时，毛泽东于当天夜里致电林彪：
“望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
27日，当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形成对峙之时，毛泽东再次致电林彪：
一、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奖励；
二、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1至两个团），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著名的马德里保卫战，发生在1936年至1937年西班牙内战期间，以弗朗哥为首的叛军曾先后三次进攻首都马德里，为此，西班牙人民浴血奋战，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首都保卫战。
因此，固守四平，并非林彪本意。
5月15日，四平保卫战进入第三阶段。杜聿明将所有军队分为3个兵团，向四平展开全面进攻。
国民党新6军在军长廖耀湘的率领下，在成功突破三纵防线后，于17日抵达四平东部，在塔子山与民主联军发生激战。
塔子山位于四平东20里的地方，也是四平以东群山之首。虽主峰海拔不足400米，只是一个小山头，但扼四平防守之咽喉，既可俯视四梅铁路、集锡公路，又可俯瞰四平东北全部阵地，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得失立关四平之安危。
18日，新6军在飞机、坦克和大炮配合下，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塔子山发起猛烈攻击。
这一天，塔子山守军——民主联军西满第3师第7旅19团连续6次击退敌人进攻，但由于力量悬殊，19团伤亡惨重，周围阵地也几乎全部被国民党军占领。
林彪知道，塔子山阵地即将落入敌手，届时，廖耀湘只需迂回到北面，即可封死民主联军的退路，十数万大军将陷入被围歼的危险境地！
面对墙壁上的军用地图，林彪不顾中央电令，下达四平保卫战中最后一道指令：
“撤退！”
18日半夜，民主联军悄悄撤离四平，历时32天的四平保卫战悄然结束。
19日，中央批准林彪的撤退报告。
19日清晨，从美国参加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会议刚刚归来的新1军军长孙立人，亲自驾驶坦克，冲向民主联军阵地。奇怪的是，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望着空荡荡的战壕，孙立人才知共军已悄然撤退，四平已是空城一座。
而此时，林彪在不远处的公主岭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千里大撤退！
此后15日内，林彪果断放弃长春，率20万民主联军越过松花江，撤至江北，直至哈尔滨，终于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
四平保卫战的失利，令林彪耿耿于怀；同样对四平街会战感到耿耿于怀的，还有一人，这个人就是国民党政府首任国防部长白崇禧。
当蒋介石调动其精锐部队新1军、新6军与第71军围攻四平、久攻不下的时候，立调被日本人称为“战神”的白崇禧，前往东北前线督战。
国民党占领四平街后，相继占领长春、吉林，按白崇禧之意，将乘胜追至佳木斯和满洲里，将林彪所部歼灭或逐出境外。然而，当白崇禧下令继续追击时，却遭到杜聿明的反对。
原来，长春有6000名着便衣的苏联红军，蒋介石担心引起冲突。经白崇禧力陈利弊，蒋介石未置可否。然而，当蒋介石到达长春后，却以6月1日国防部成立为由，差白崇禧回南京接事，并表示追击共军之事由杜聿明去做。
白崇禧在其回忆录中称：
“此后，马歇尔八上庐山，压迫政府下停战命令。杜聿明于哈尔滨停顿攻势整编部队，予共军以喘息与反攻机会，大局遂逐渐与我不利，当时若长驱北进，直下东北，消灭林彪之大患，而后抽兵入关，如此于戡乱或稍可改观。”
白先勇在《父亲的憾恨》中称：
“时国军孙立人所率之新一军，已追过松花江北岸，抵达双城，离哈尔滨不足一百公里，中共中央大为震动，毛泽东下令林彪，准备弃守哈尔滨。此次停战，遂予林彪部队喘息机会，整军反扑，东北形势，自此逆转，后东北沦失，乃影响整体国共内战。”
无论如何，两位斗志正酣的将军都将遗憾埋藏在心里，似乎都对未来战争结局有所预见。
撤离四平，放弃长春后，林彪担心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可能失守，因此留在五常，指挥部队向后方运动。
中共中央鉴于形势严峻，为了统一领导，于6月16日任命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由该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
7月，全面内战爆发。
9月，杜聿明制定出新的战略方针：南攻北守，先南后北。
其内容为：由全线进攻转变为重点进攻，首先消灭南满的民主联军，将东北民主联军压迫到长白山及松花江以北，以便沿长白山及松花江布置防线，然后集中主力，移师北上，夺取北满，从而占领东北全部。
蒋介石当即批准杜聿明的战略方针。
10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宣布：5个月内打垮共军。
在停战4个月后，东北战场随即拉开新一轮战争序幕，从10月上旬开始，国民党军主力向东北民主联军南满根据地发起连续进攻，先后占领安东、通化、柳河、宽甸、桓仁、普兰店等广大地区，企图将南满民主联军消灭在长白山下，或压缩到北满，然后消灭。
这一阶段，从蒋介石到杜聿明以至以下诸将领，均气焰嚣张，仿佛东北唾手可得。此时可谓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鼎盛时期”，占领东北（含热河）土地面积达30%，控制人口约53%，在东北的进攻可谓达到了顶峰。
然而，4个月的停战，使东北民主联军得到充分地休养生息之机，使新一届东北局有了充分时间，做出调整部署，开展剿匪、建立和巩固后方的工作。
林彪在成为东北党政军一把手后，急需一位得力的参谋长，经过挑选，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有过跟随苏军在东北工作经验的刘亚楼被选中。当刘亚楼从大连后方赶赴哈尔滨上任时，林彪打破惯例，亲自“屈驾”出迎。
林彪一向不苟言笑，但见到刘亚楼，竟然有了一脸的笑意，而且说了一句足以让刘亚楼树敌的话：
“你来了就好，你一个刘亚楼顶我三个参谋长。”
根据杜聿明“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决策，东北局做出针锋相对的战略方针：
“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南北满密切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打击敌人。”
为了便于指挥，从10月开始，林彪将他的指挥部搬到哈尔滨以南的双城小镇，在一个青砖瓦舍的大宅院里，林彪住在东院，参谋长住在西院，到辽沈战役前夕离开，在这里一住就是两年。
林彪的习惯，每到一个新的地点，首先就是选择合适房间，张挂军用地图。到双城后，林彪又多了一项必做之事：测量温度。那是一支特制的温度计，约两尺多长，挂在窗外屋檐下。林彪除了每天“面壁”——面对军用地图，便是到屋外查看气温。
林彪查看气温，是为了根据气候变化预测松花江结冰时间，以便做出军事部署。
12月17日，杜聿明集新1军、新6军、第52军、第60军、第71军等优势兵力各一部，共6个师，以郑洞国为统帅，向东北民主联军南满根据地——临江地区发起猛烈进攻，企图打通通化、集安线，而后消灭或将临江一带民主联军困死在长白山中。
为此，林彪沉着应战，布置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发动“一保临江”之战，采取内外线配合的战略战术，由3纵在临江地区进行运动防御，4纵深入国民党军后方本溪抚顺等地区，进攻国民党军据点，迫使临江地区国民党军回师救援。
为配合南满部队作战，在一保临江战役打响之后，林彪又调动北满主力，发动“一下江南”攻势。
1947年1月2日，气温零下40度，松花江“天堑变通途”，北满主力1纵、2纵、6纵共12个师又3个炮兵团，穿越松花江江面，向长春、吉林以北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
一下江南作战，历时15天，不仅歼灭吉林以北其塔木国民党守军，攻克伏龙泉等地，而且在张麻子沟、焦家岭全歼自九台、德惠驰援的国民党新1军两个团和保安团队一部，迫使国民党军停止对临江的进攻，从南满调兵北上增援。
当孙立人得知他的王牌第1军在几天之内，连续两个团全军覆没时，气得暴跳如雷，大骂杜聿明将他的军队化整为零，被共军分别吃掉。
1月19日，北满民主联军凯旋回到江北，一下江南、一保临江作战宣告结束。
北满主力撤回松花江后，杜聿明又腾出手来，于1月30日，调集新6军、第52军、第60军各一部共4个师兵力，向临江地区发动第二次进攻。
南满部队沉着应战，于2月6日发起反击，激战9日，歼敌2000多人，取得“二保临江”的胜利。
杜聿明十分震惊，他完全想不通，国民党军队在处处占优势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处处挨打。他把败因归咎于现场指挥官无能，决定亲自出马。
2月13日，杜聿明亲率5个师，兵分三路向临江地区发起第三次进攻。
令杜聿明出乎意料的是，他比手下将领败得更惨，他的主力部队还在运动之中，其第60军暂21师的一个团便在通沟被全歼。而第71军第91师、第52军第195师更是处处挨打，伤亡惨重，第195师少将副师长何世雄被击毙。
杜聿明终于饱尝了民主联军运动战的厉害，民主联军的四处运动，使国民党军难以捕捉战机；而对于国民党军，民主联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旦国民党军露出破绽，民主联军会旋即蜂拥而至，局部兵力、火力占绝对优势，国民党军岂能不败！
在临江战场一败涂地之时，杜聿明又惊闻“噩耗”：林彪已率15万大军二下江南！
杜聿明霎时方寸大乱，再也顾不得南满战场，赶紧调集兵力北上，增援孙立人的新1军，结果可想而知……
从1946年12月17日开始，到1947年4月3日结束，杜聿明先后4次进攻南满民主联军根据地，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北满紧密配合，东满、西满部队主动出击，实施“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取得了歼敌5万余人、收复城镇11座和广大农村的巨大胜利。
杜聿明“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被彻底粉碎。
国民党军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民主联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
东北局势骤然大变。
5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拉开夏季攻势的序幕。
林彪集中26个师，自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和热河、冀东六个方向，向东北国民党占领区发起猛烈进攻。
民主联军以南北满部队为主力，在吉林、长春、四平之间，对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据点，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在运动战中给国民党军以重创。
这个时候，杜聿明正躺在沈阳官邸的病榻上，一边打着点滴，一边指挥部队作战。
在四犯临江失败后，杜聿明便旧病复发，如今面对民主联军的凌厉攻势，在不断传来战败消息的打击下，病情骤然加重。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亲自打电话给杜聿明，表示慰问，并关照他速回内地治疗。
杜聿明感动万分，也愈发觉得愧对总裁栽培，因此在电话中称：
“东北战事正在紧要关头，此时离开，就是临阵脱逃，是对总裁的不忠不义，这绝不是黄埔军人之所为。”
然而，杜聿明不顾个人安危的敬业精神，换来的却是东北战场上的连连败北。
听到四面八方传来的败绩，病榻上的杜聿明心痛万分，他习惯性地打开收音机，调到中共控制的哈尔滨台，播音员清脆悦耳的声音随即传来：
“去年的昨日我们退出四平，今年的昨日我们消灭敌人两个师……一年来东北人民自卫战争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从国民党军进攻东北到我军主动撤出四平……”
“又是四平……”
杜聿明念叨着，猛然一惊，大声叫道：
“林彪下一个目标是四平！”
杜聿明立刻命令参谋长赵家骧，由于着急，声音都有些颤抖：
“共军下一个目标是四平，马上通知陈明仁，加强防御工事，死守四平。”
赵家骧被杜聿明肯定的口气惊得目瞪口呆，赶紧电话通知陈明仁。
陈明仁是第71军军长，此刻正率部驻守四平。
早在进驻四平时，陈明仁便亲自视察四平全城地形、地势和建筑布局，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秘密”：
四平的建筑，主要是沙俄时代的哥特式建筑，和日占时期的东洋式建筑，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建筑竟是遵循现代战争防御体系设计和建造的，更为可喜的是建筑材料的坚不可摧。
这种建筑材料是盖房建屋必不可少的——砖。
这里的砖是用当地特有的黑土烧制的，而这种黑土烧出的砖不仅颜色红艳，且具有超强的抗击力，四平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用这种砖砌成。
陈明仁用六0炮对着红砖建造的墙壁射击，结果墙面上只留下一些小坑和小麻点。
陈明仁仰天大笑：
“哈哈哈，天助我也！去年共军竟然没有发现这个天大的秘密！”
在此基础上，陈明仁开始大兴土木，构筑坚不可摧的“陈明仁防线”。
最后竣工的陈明仁防线，在全城范围内，几乎做到楼皆工事，房皆碉堡，以沟代路，沟壑相连。一旦外围工事被突破，内部仍是一个整体的防御系统。
“共军一无飞机，二缺大炮，对这铜墙铁壁的四平，看他们如何攻得下！”
面对“陈明仁防线”，陈明仁如是说。
然而，东北民主联军选择绝佳的时间，却不声不响攻进了四平城！
这一天，是6月14日，天降大雨。
晚8时，民主联军突然向四平发起进攻，杀得国民党军措手不及。西南城角被突破。
陈明仁没有料到民主联军会冒雨攻城！但他没有因此惊慌，而是有条不紊，迅速调集兵力，向突进城内的共军进行反击。
令陈明仁大出意外的是，尽管凭借优势防线与武器装备，却无法击退进城共军。不但如此，共军在城内占领地区越来越大。到20日，四平城区一半以上面积被民主联军所占。
万分危急之中，蒋介石修书一封，空投至四平：
“四平一仗，关系党国命运，这正是汝等效忠党国的好时机……”
蒋介石的话，让陈明仁坚定死守四平之决心，但他已毫无胜算，只得固守待援。
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调集第53军、第93军、第52军195师、新6军以及重炮、战车等部队，由郑洞国指挥，驰援四平。
于是，四平战场局势发生逆转。
天上，飞机不断投掷炸弹、燃烧弹、火箭炮；地上，火焰自四面八方喷射出来。民主联军的阵地上，洒满战士们的鲜血。
林彪原计划三五日攻下四平，如今近10日，战争仍在激烈进行中。尤其国民党军援军已到，火力强盛，若继续战斗，怕是攻不下四平，反而陷入被动。
林彪定定地看着眼前的地图，头也不回地挤出一个字：
“撤！”
于是，6月30日，民主联军分批撤离四平战场，夏季攻势就此落下帷幕。
四平，又一次让林彪留下遗恨。眼见6000多名伤员从前线运往后方，林彪痛心疾首，此后他几次检讨攻打四平，是他对敌情估计有误，急躁轻敌所致。
尽管林彪再次错失四平，但为期50天的夏季攻势仍取得了预期胜利，共歼敌8.3万余人，收复城市42座，扩大解放区16万平方公里，将东、西、南、北满连成一片。
此时，民主联军已完全获得东北战场的主动权。
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结束之后，杜聿明受战败打击，病情加重。7月8日，杜聿明返回上海，准备赴美治病。
时逢杜聿明母亲生日，宋美龄突然从南京前来上海拜寿，令杜聿明既感动又感激。
寿宴结束后，宋美龄与杜聿明亲切交谈，言辞恳切，希望杜聿明留下辅佐蒋介石，杜聿明遂取消赴美计划，入住上海医院。
7月12日，南京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抵达沈阳，召开军事会议。由于此前曾传陈诚将赴东北，接替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之职，此时熊式辉见状，非常识趣地主动让位，上书蒋介石请辞。
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熊式辉连发七封信，蒋介石都予以挽留，并一再表示，东北人事绝不变更。熊式辉信以为真，于是安下心来，积极整军经武，主持局面。
不料，8月初，南京突然降旨，免去熊式辉东北行辕主任之职，由陈诚接替。
蒋介石的出尔反尔，令熊式辉十分气愤。后来熊式辉见到杜聿明，曾发牢骚说：
“我历来知道老蒋擅玩权术，但未料到会这样整我，以后谁再为他卖命？陈诚想到东北出风头，等着瞧吧，有这个小鬼的好戏瞧！”
然而，陈诚却是雄心勃勃。8月3日，陈诚到达沈阳，一下飞机，便发表就职演说：
“总裁曾讲，北伐时那样落后的装备，我们都能成功，如今美械武器，加上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岂有不成功之理！”
陈诚高调就职，到处扬言：
“要在6个月之内消灭共军，建立三民主义新东北。不收复东北一切失地，本人绝不回南京！”
陈诚到任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取消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军事作战由东北行辕直接指挥。也就是说，杜聿明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职务被陈诚解除了。
赶走了熊式辉，拿掉了杜聿明，陈诚独揽了东北党政军大权。
而陈诚是否比杜聿明更高明，可以说没有人看好。所谓“陈诚出马，一个顶俩”，不过是一些人对陈诚的戏谑与讥讽。
此前，陈诚在关内指挥作战，败绩连连，一年损失百万大军，颜面尽失。此番前往东北，并非真要争个“东北王”当下去，不过想打几场漂亮仗，挽回面子，回南京继续做参谋总长。
上任伊始，陈诚重新划分战区，大量补充兵员，又向蒋介石请求，将王铁汉的第49军从苏北调到东北战场，这样，东北战场共达10个军，总兵力50万以上，与当时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兵力已大致相等。
扩军之后，陈诚大力整肃军纪，惩办党政军贪污人员，在国民党军队中争取到一定人心。
与此同时，陈诚在美国军事顾问团的策划下，制定出“确保北宁，打通锦承，维护中长，保护海口”的战略计划，采取“依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机动防御方针，将主力部队以军为单位，部署在长春、沈阳与沈阳、锦州之间，同时在沈阳地区集结重兵，以随时准备援助北宁线与中长线，保证两线畅通，待关内援军到达，即转入全面进攻，扭转东北战场被动局面。
就在陈诚加强重点城市工事构筑，和对交通线控制的时候，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已做出决定：发动秋季攻势，打击陈诚的嚣张气焰。
在夏季攻势之后，民主联军已发展为9个纵队、39个师，连同地方武装，总兵力达51万余人。
9月14日，民主联军拉开秋季攻势的序幕。当天，国民党军暂编50师主力被民主联军击溃。
9月15日，国民党军暂22师大部被歼。
出师不利，令陈诚十分沮丧。
9月19日，王铁汉的第49军被包围。
陈诚闻讯，顿时慌了手脚，急令第93军驰援。
而第93军对此并不热心，这支来自云南的部队，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哪里危险被派到哪里，几乎每次进攻、冲锋都是打头阵，使这些非嫡系部队官兵牢骚满腹，厌战情绪日益滋长。
于是，第93的“驰援”变成了老牛拉破车，慢慢腾腾，在遭遇民主联军阻击后，立刻停滞不前，驻足观望。
第49军苦撑两天之后，见救援无望，只得自己突围。结果除军长王铁汉率200人侥幸逃脱外，这支由陈诚特地从关内调来的部队，1.17万人全部被歼！
消息传来，陈诚惊得呆若木鸡。
令陈诚更为震惊的是，共军竟发动2.6万民工，在两天之内，将北宁线锦榆段（锦州至山海关）的铁路全部拆毁！与此同时，锦榆段10多个据点，全部被共军拔掉，1000多名守军，非死即伤。
北宁线的瘫痪，使沈阳火车站变得死气沉沉。沈阳市民用一句顺口溜讽刺陈诚：
“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
陈诚真正体验到共产党的厉害：在几千里战线上，东北民主联军频繁出击；国军战败的消息，雪片般飞来，令陈诚应接不暇，胆战心惊。
从9月14日开始，在历时50天的秋季攻势中，民主联军共歼灭国民党军6.9万多人，攻克县以上城市17座，缴获各种口径火炮1051门，各类枪械7.7万余支，战马5000余匹。
11月5日，东北民主联军鸣金收兵，凯旋。
陈诚终于重重地舒了一口气。
此时，国民党军在东北只剩下北宁路、中长路沿线34座孤立的城镇，掌控面积仅6万平方公里，占东北总面积不足14%。
但看着停靠在沈阳火车站死蛇一般的火车，陈诚想到了“冬眠”，在零下20至40度的严寒冬季，陈诚有理由认为，共军不会发动进攻，因而抓紧时机休整部队，加强工事，做好重点防御，以待援军。
参谋长赵家骧却没有陈诚那样乐观，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忧心忡忡地说：
“别以为大雪能挡得住共军，杜司令长官马失前蹄，就是在去年冬季。冬天是共军最活跃的时候，而我军却要冬眠！”
事实正如赵家骧所言，对民主联军来说，天气严寒，江河结冰，正是便于大部队行动的有利时机。在双城那座普通的民宅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做出决定：
趁国民党军创伤未复、求援不得之际，发动冬季攻势！
12月15日，东北民主联军几十万大军顶风冒雪，向沈阳外围悄然进发。
法库被围，第一封告急电飞进沈阳陈诚的总部。
陈诚一时摸不着头脑，弄不清共军怎么会从天而降。参谋长赵家骧说：
“应尽快命新6军、新3军驰援法库，晚了就来不及了！”
陈诚一时六神无主，赶紧给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及新6军军长李涛打电话，赵家骧又提醒说：
“围城打援是林彪的惯用战术，让他们一定当心，千万别赔了夫人又折兵。”
赵家骧一语成谶，驰援法库的新3军暂59师主力果然被全歼。
紧接着，民主联军势如破竹，一路风扫残云，从四面八方扑向沈阳四周的小据点。
看着雪片般飞来的告急电，陈诚后悔莫及。悔不该放着参谋总长的清福不享，到这里来冒险。
为了扩大战果，林彪有意“分散”主力，以达引蛇出洞的目的。
陈诚果然上钩，根据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于1948年1月1日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种种行动迹象，判断解放军主力已经分散，遂于1948年1月1日，从沈阳、新民、铁岭地区调集5个军15个师，兵分三路，呈扇形向沈阳西北出击。
“引蛇出洞”成功，林彪采取参谋长刘亚楼的建议，根据陈诚的部署，迅速集中主力部队，阻击国民党军战斗力较强的中、右两路，围歼其孤立且力量较弱的左路，即新5军。在解放军6纵节节阻击、诱敌深入至公主屯地区的同时，2纵、7纵迅速运动至公主屯以北、以西，待命歼敌；3纵迅速迂回至公主屯以南，切断新5军向新民的退路。
与此同时，1纵、3纵、10纵共同切断中、右两路与新5军的联系，阻其增援。
1月4日，当诱敌深入的6纵突然停下还击，解放军各路纵队纷纷向新5军冲杀过来时，新5军军长陈林达方知情况不妙，急电陈诚，要求撤退。
但陈诚接到电报后却犹豫不决，时而命新5军固守待援，时而又想命新5军撤退。
由于中、右两路部队被解放军切断，陈林达在固守中迟迟不见援军，告急电报频频飞进陈诚的总部，等陈诚终于大笔一挥，命新5军退回沈阳时，已经到了1月6日，新5军已被四面包围。
新5军刚从新民以北的公主屯撤出，即被解放军切为数段。
作为蒋军精锐部队，新5军在东北国民党军各部中，其武器装备与战斗力均属上乘；军长陈林达称得上国民党军中一员悍将，穷途末路之中，不仅率部拼死抵抗，且竟然下令用士兵的尸体构筑工事，在前沿阵地筑起一道“肉墙”；并组织“军官大队”突围，企图打开一道缺口逃生。
1月7日上午，解放军向新5军发起总攻。当天下午，新5军2.02万人被全歼，军长陈林达、第195师师长谢代蒸、第43师师长留光天被俘。
东北人民解放军不仅取得了对左路新5军歼灭战的胜利，对中、右两路国民党军的阻击战，也取得了歼敌4000的战果。
新5军全军覆没消息传到沈阳，陈诚吓得浑身发抖，手足无措，连夜向蒋介石飞电告急。
1月10日，蒋介石飞抵沈阳。
陈诚及东北行辕副主任罗卓英早已等候在机场，蒋介石一下飞机，陈诚、罗卓英便率先向蒋介石汇报，将责任一股脑地推到第9兵团廖耀湘与新6军军长李涛身上，说他们拒不执行总部命令，拒不增援，致使新5军全军覆没。
蒋介石听后，火冒三丈，即宣布召开师长以上高级将领会议，追查责任。
第二天，会议在东北“剿总”司令部的会议厅召开。蒋介石一入座，即对廖耀湘、李涛一通严词指责，并宣布将对两人予以严惩，以儆效尤。
不料，廖耀湘与李涛根本不服，当即起身争辩。廖耀湘说：
“报告总裁，我并没有接到救援新5军的命令！”
“是的，我也没有接到命令！”李涛紧跟着说。
“陈林达曾向我部求援，我部也曾突击救援，但被共军阻击，切断了联系。”
“我军也是如此。”
廖耀湘与李涛一人一句，说得蒋介石哑口无言。蒋介石回过头看看陈诚，陈诚说：
“我部署完毕后，由罗卓英下达的作战命令。”
罗卓英是陈诚的亲信，自然要替陈诚说话，他支支吾吾地说：
“我是电话通知廖司令官和李军长的。”
“我没有接到电话！”廖耀湘和李涛异口同声地反驳。
“指挥作战为什么没有书面命令？”蒋介石再一次看着陈诚。
陈诚只好嗫嚅着说是总部参谋业务上的疏忽。
陈诚如此搪塞，使会议陷入僵局，也使蒋介石的彻查问责无以收场。在一片尴尬气氛中，陈诚只好站起来，无可奈何地说：
“新5军被歼，完全是我指挥无方所致，与众将领无关，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
蒋介石见陈诚隐瞒了实情，心里虽然不满，但也不愿惩罚这位嫡系爱将，只好说：
“现在撤掉总司令，会影响军心士气，待战争结束，再评功过！”
说完，拂袖而去。
陈诚指挥无方打了败仗，又在众将领面前如此丢脸，心情无比愤懑。尤其感到东北前途暗淡，自己已无法脱身，回到官邸后，竟与妻子谭祥抱头痛哭。
不久前蒋介石派专机将谭祥送到沈阳时，陈诚与妻子一见面，两人也是抱头痛哭，陈诚甚至哀怨地说：
“总裁派我来东北送死也就罢了，而今又送你来赔死！”
事实上，凭着陈成夫妇与蒋介石夫妇的特殊关系，陈诚夫妇无论如何是死不了的。
由于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又是在宋美龄撮合下与陈诚结婚，于是，陈诚走了“夫人路线”，让谭祥回“娘家”，向宋美龄求情。
这一招果然奏效。
经谭祥如此这般一说，宋美龄心疼干女儿，自然也就爱屋及乌，即对蒋介石说：
“辞修（陈诚的字）已经病得无法起床，怎能应付东北如此混乱的局面，还是换个人吧。”
蒋介石原本也没打算让陈诚在东北久待，如今夫人求情，便当即应允，决定由卫立煌到东北接替陈诚。
1月22日，卫立煌飞抵东北。
2月5日，陈诚在入主东北5个月后，灰溜溜地告别了这片给他带来惨痛教训的黑土地，登机返回南京。
1948年1月17日，南京政府宣布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卫立煌为总司令，执掌东北军务，任命东北行辕副主任郑洞国、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为副总司令；为顾全陈诚的面子，东北行辕主任名义上仍由陈诚兼任，任命卫立煌为副主任、代主任。
陈诚逃离东北后，几乎国民党所有高级将领都明白，东北已成为火坑，跳进去在劫难逃。卫立煌何许人也，因何要替陈诚收拾这个烂摊子，因何要跳这个火坑？
卫立煌发迹于北伐战争，抗战中表现不凡，尤其是1944年率中国远征军赴中缅边境，击溃日军，收复滇西，打通滇缅公路，立下赫赫战功，战后被美国《名人辞典》和《时代》周刊称为“常胜将军”。
尽管卫立煌战功卓著，又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但由于既非江浙籍，又非黄埔出身，尤其在抗战中与共产党八路军过从甚密，因而非但不被蒋介石重视，反而备受猜忌。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决定以中国远征军司令部为基础，组建陆军总司令部，照理，时为远征军司令的卫立煌理所当然改任陆军总司令，但蒋介石却任命何应钦为陆军总司令，任命卫立煌为陆军副总司令。
剥夺了卫立煌的兵权，蒋介石又逼迫卫立煌携夫人出国考察，一走便是一年，直到东北战局吃紧，蒋介石才想起这位“常胜将军”。
作为一名军人，卫立煌自然不愿失去兵权赋闲在家，但又不愿去东北收拾陈诚丢下的烂摊子，代陈诚受过。当时卫立煌住在南京上海路五号的私人寓所，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刻前往总统府，当面拒绝蒋介石的任命。
卫立煌拒赴东北的消息立刻传到谭祥那里，谭祥焦急万分，只得亲自登门拜访，请求卫立煌说：
“辞修（陈诚字）胃病犯了，实在支撑不住了。东北共军不好对付，只有卫先生出马才有办法。”
卫立煌夫人韩权华毫不客气地反驳说：
“什么好对付不好对付，有权有利的时候你们抢，弄得不可收拾了就叫我们去收摊儿么？”
谭祥碰了个软钉子，蒋介石又派张群、顾祝同登门，希望能说服卫立煌。张群对卫立煌诚恳地说：
“以私人关系，我也不赞成你去东北；但从国家前途着想，要想挽回东北局势，大概只有你出马了。”
卫立煌心里明白，张群的话绝不是给他戴高帽。他不敢说自己是最好的军事统帅，但主持东北军事，他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即对部队与将领的熟悉，当年的远征军如今是东北战场的主力；东北战场的许多将领都曾是他的老部下，像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这些人，也都在远征军中接受过他的指挥。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对共产党军队的好感、抗战中与共军达成的默契。也就是说，做最坏的打算，即使最后东北守不住，他还可以随机应变，与共军合作；而出掌东北成功，他就是封疆大吏！
冒险，但值得一试。
听说卫立煌态度有所改变，蒋介石立刻召见卫立煌，当面保证，万一东北战局失利，一切责任与卫立煌无关；并答应从关内调5个军充实东北兵力。
在这样的条件下，卫立煌飞赴沈阳，走马上任。
到东北之后卫立煌才知道，形势比他想象的糟糕得多，此时解放军冬季攻势仍在进行，连连攻城略地，卫立煌吸取陈诚的教训，采取集结固守的办法，将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不管解放军打到哪里，不管各地守军如何告急，也不管蒋介石如何再三电令出兵，他只抱定一条：按兵不动。
他说：“共军的目的和战术是围城打援，我们不能上共军的圈套。”
为了固守沈阳，保存实力，以观战局发展，卫立煌将吉林守军撤往长春，将四平守军调往新民。
3月9日，解放军占领永吉（吉林）和号称电都的小丰满，13日解放四平街，直到15日冬季攻势结束，卫立煌始终作壁上观。
在为期3个月的冬季攻势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军部，8个整师，计15万余人；攻占城市18座，将国民党军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地区。
在此3个地区中，国民党军只剩下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几个孤立据点。由于交通被切断，沈阳、长春军民补给，全部依靠飞机运输。
蒋介石对卫立煌大失所望。
早在卫立煌赴任之前，蒋介石就向他郑重提出作战计划：
“北宁路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交通干线，战略意义极其重要。你到东北第一件事，就是打通北宁线，先从沈阳打到锦州。只要这条路打通，其他事情就好办了。”
而卫立煌赴沈就职后，蒋介石更是一次次致电，急令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将主力部队从沈阳撤往锦州，甚至派员前往沈阳说服，卫立煌却针锋相对，派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前往南京，据理力争。
与此同时，卫立煌坚守沈阳，岿然不动。
事实上，蒋介石对东北的态度一直处于矛盾之中，早在抗战胜利之初，美国为了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不断对蒋介石施加政治、经济压力，要求国民党占领整个东北。蒋介石何尝不知道东北是块肥肉，但慑于苏联的力量，对接收东北一直有所顾虑，后来总算打到长春。如今若是丢失东北，南京政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受到的打击不堪设想。
毫无疑问，失去东北，便等于失去美国人的信任，等于失去美援，这无异于置蒋介石于死地。
然而，面对东北解放军的咄咄攻势，不撤军，结果会怎样，令蒋介石不敢想象。
而此时，中原、华东解放军已勒兵江北，江对岸的都城已缺乏强悍部队做屏藩，而东北的几十万大军，大部分是美国人精心装备起来的精锐部队，蒋介石巴不得将这几十万大军撤人关内，护卫京都。
因此，蒋介石既想让卫立煌全力打通沈锦线，将主力部队从沈阳撤往锦州，与华北集团连成一片，又不忍放弃沈阳、长春等大城市。
在犹豫不决之中，他对东北的态度变来变去，当关内形势吃紧，他便催卫立煌撤退；当卫立煌据理力争，他又觉得有道理，同意暂时固守，甚至寄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3月31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卫立煌。卫立煌抵达南京的当晚，蒋介石便约卫立煌谈话，以沈阳、长春交通断绝，单凭空运补给无法维持为由，坚持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他唉声叹气地对卫立煌说：
“我们运输机和汽油都很紧张，无法维持东北这样庞大部队的补给，情势所迫，只得将东北主力撤到锦州。”
卫立煌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如此沮丧，如此无可奈何，他想了一下说：
“运输请美国顾问团帮助解决，应该不成问题，只要你同意主力部队留在沈阳，东北部队的补给我个人负责。”
“既然这样，就按你说的办。但是一俟补充整训完成，仍要尽快打通沈锦线。”
卫立煌当即应允。
回到住处，卫立煌找来他的补给司司长刘耀汉。刘耀汉是留美学生，曾在外事局做翻译，与美国顾问关系甚好。通过刘耀汉联系，卫立煌很快与美国顾问团团长巴大维达成一致：由美军负责东北部队补给的空中运输。
卫立煌此次返京，可谓收获颇丰，不仅说服了蒋介石，而且得到美顾问团的大力支持，回到东北后，兵员、装备、给养源源而来，卫立煌喜上眉梢，积极整军经武，加紧训练，东北国民党将领皆为之精神大振。
然而，整训一个月之后，5月初，蒋介石再次下令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到锦州。
蒋介石的变卦，仍然与关内形势变化紧密相关。当时山东兖州被解放军攻克，济南被围，令蒋介石焦急万分；而胡宗南在陕北连吃败仗，被解放军歼灭数万人，蒋介石消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计划彻底破产，蒋介石急红了眼。
但东北战场的形势并非蒋介石所想象，说撤军就可以撤军。
东北解放军主力位于辽北与辽西地区，严密监视着沈阳、长春国民党军的一举一动。一旦沈阳主力单独撤退，背辽河、新开河、绕阳河三大水系侧敌，向锦州行动，极有可能被解放军包围、切断、分别吃掉。
卫立煌特地将廖耀湘找来，对他言明利害：
“撤退沈阳主力，首先应从关内派几个军到锦州，向东打通锦沈线；沈阳部队则西进与其会师，然后一同北上，将长春被围困的部队拉出来，到那时才可能稳妥撤退。”
廖耀湘对此表示赞同。卫立煌又说：
“如果按总裁的指示行动，沈阳主力即使撤退成功，长春守军10万，沈阳留守部队5万，这15万人如何自保？”
廖耀湘连连点头。卫立煌接着分析：
“一旦沈阳主力撤退的消息传出，长春守军即刻会斗志全无，共军吃掉长春就会易如反掌。等不到沈阳主力行动，长春已经陷入共军之手。共军吃掉长春，北方主力即可全力南下西进，你以为沈阳主力会走得了么？”
卫立煌讲这番话的目的，是想让廖耀湘做说客，去做蒋介石的工作，以避免他再与蒋介石当面顶牛使矛盾升级。其结果，不仅令卫立煌大失所望，而且大出意料。
蒋介石完全无视东北国民党现状，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当廖耀湘与参谋长赵家骧、第6军军长罗又伦到达南京后，蒋介石首先在私邸召见廖耀湘，第二天即在会议上宣布。：
“除周福成的第53军留守沈阳外，其他部队改组成机动兵团，由廖耀湘统一指挥，随时准备打通锦沈路，撤退锦州。”
蒋介石话音一落，在座几人不禁面面相觑。大家心里都明白，蒋介石此举，是要拉拢廖耀湘，架空卫立煌。而这种对沈阳部队的大规模改组，又如何能保得住密？一旦泄露，势必引起周福成部及其他地方部队的惶惶不安，机动兵团又如何能顺利撤退？
会后，蒋介石单独对廖耀湘说：
“你是黄埔学生，我不信任你还能信任谁呢？你把主力拉到锦州，以后东北的军政就由你来主持！”
廖耀湘受个人利益驱使，返回沈阳后，一改对卫立煌的支持，急于组建机动兵团，以达成功撤退、主政东北的目的。
而卫立煌作为“剿总”司令，岂能坐视廖耀湘将沈阳主力拉走，毕竟官大一级压死人，廖耀湘的机动兵团不仅未能成立，而且将他本人置于与卫立煌的对立位置，两人矛盾迅速激化。
蒋介石又先后调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沈阳防守司令官梁华盛、第七兵团司令官刘安琪，赴京述职，要求他们将主力拉到锦州。但这两人都知道主力拉出去会被吃，不敢接受这一任务。
蒋介石见东北将领上至卫立煌，下至兵团司令官、防守司令、军长，都不同意他的方案，又将刚成立不久的冀热辽边区司令部由秦皇岛迁往锦州，让冀热辽边区司令、同时兼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范汉杰坐镇锦州，准备由范汉杰打通锦沈线，将沈阳主力拉到锦州，由范汉杰统一指挥。
由于范汉杰的边区司令部是归华北“剿总”与东北“剿总”双重指挥的机构，卫立煌担心华北吃紧时范汉杰的部队会被调走，使沈阳更加孤立，与蒋介石几度争执，终于将冀热辽边区司令部改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由范汉杰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任锦州指挥所主任。
但冲突并没有结束，由于卫立煌主张巩固沈阳、锦西、葫芦岛防务，范汉杰怀揣“尚方宝剑”，对卫立煌的命令置之不理，集中精力经营锦州。
于是，卫、范争端骤起，转瞬升级。
蒋介石用人，不仅以黄埔系与江浙籍为嫡系，且更是重用“奴才”。为了物色一位“听话”的将领，不惜将原本还算和谐的将领间关系搅乱，致使将领们各怀鬼胎，各据一部分实力，个个直接听命于蒋介石，谁也无法统一指挥，包括蒋介石本人。
就在国民党内部矛盾愈演愈烈之际，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悄然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与东北国民党军展开最后的战略大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