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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大哲学家培根曾指出：“一个人从另一个人的诤言中所得到的光明比他自己的理解力判断力中所得出的光明更干净纯粹。”是的，在生活中，常有人批评自己，给自己提个醒，使自己少走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人有时在自己的棋局中迷失方向时，有人在旁边指点一下，可能就会恍然大悟，不愿接受指点的人或者不能正确对待批评的人，必然不能够更快地进步。因此，我们应该宽心面对批评。
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建立，当时社会上的很多文化名流都纷纷云集昆明，昆明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文化盛宴。在来昆的众多宾客中，有一位宾客不被云南人所欢迎，他就是被作家施蛰存称之为“被云南人驱逐出境”的李长之。为何被驱逐出境呢？就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些可贵但逆耳的意见。
李长之是山东利津人，毕业于清华大学，1936年留清华大学任教，第二年秋天来到云南大学任教。李长之是个才子，他一天可写出一万五千字左右的长文，外加两篇随笔，其专著有获学术界高度评价的《中国文学史略稿》、《批判精神》等。年少气盛的李长之在来昆明不到半年的时间写了一篇短文《昆明杂记》，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至于被云南人驱逐出境。为什么如此有才华的人却落得如此的下场呢？原来，在这篇杂文中，昆明人根本找不到恭维、夸耀昆明人如何如何热情好客和云南民族文化如何如何丰富多彩的字眼，也找不到赞美昆明的气候如何如何好的文字，相反看到的统统是对昆明提出的指责和严厉批评，惹得云南人大为恼火，当时昆明大大小小的报社都发表文章对李长之群起而攻之，李长之自知呆不下去，只好卷了铺盖走人。
时隔数年，著有《西南联大·昆明记忆》的余斌先生在《西南联大在蒙自》中对李长之事件的看法是：“李长之尽管恃才傲物，话说得偏激一些，虽有以偏概全之嫌，倒也非凭空捏造，昆明人那时不知为什么竟有点儿反应过度”。
曾在“李长之事件”期间担任云南大学校长的楚光南先生后来也针对“李长之事件”说道：“来到云南的学者名流，对于云南的印象总是冠冕堂皇的一套恭维，如云南天时气候如何、人民性质如何、社会秩序如何之类，照他们说来云南真好得像天堂一样，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云南固有得天独厚之处，但也有许多不足。真有自尊与自信者，就不应讳疾忌医，害怕批评，哪怕批评很严厉，有些过火”。
针对当时云南人喜欢恭维和赞美，不喜欢批评的现状，楚图南先生还在其论著中写道：“那只是反映了云南社会落后、幼稚、无知，才有着这种需要，需要表面的恭维，无论真心也好，假意也好，至少反映了云南还不能容纳真实的批评，无论是在极细微的地方。也就是云南还没有对人尊重和对学术宽容的雅量”。
对当时云南人爱听恭维，余斌先生也很有感触地说：“你爱夸耀云南是什么什么王国，人家就送你一顶又一顶‘王国’的金冠，你说云南民族文化丰富多彩，人家就说确实丰富多彩。但你能听懂此话背后的意思吗？这王国那王国，不就是些资源吗？所谓丰富多彩，不就是色彩斑斓下面的落后吗？”许多学者虽然已经透过恭维这一表面现象看到了恭维后面所暗藏的是侮辱和欺骗，但令人遗憾的是李长之已“被云南人驱逐出境”了，而且再也不会回头。
这件事虽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后人提了个醒：一定要正确对待批评，如果提出批评的人的出发点是好的，即便他们的批评有些过头，也不要对其怀恨在心。要学会宽容大度地去包容，然后去反思自己不对的地方。要容得下“李长之”式的人在自己的身边。
批评通常也意味着进步的机会。乐于接受建设性的批评并且遵照执行，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你的朋友、同事或者家人，就像是一面镜子，他们能随时反射出你的缺点，随时给予你必要的批评和指正，从而给你前进的动力，因此不要太过于相信自己的眼睛，毕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朋友及同事的批评，虽然有时听起来有些尖刻和刺耳，甚至还让你下不了台，但是如果你坐下来冷静地想想，仔细地分析，一定会发现他们并没有说错。
所以，宽心面对批评吧，把它看作改进自己工作、完善个性、克制情绪、提高心理承受能力以及激发斗志的机会，这样一来，你就化批评为动力，加倍鼓舞自己前进了。
冲出固有的思维去思考，宽心面对批评，对批评的人充满感激，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那么你将成为一匹驰骋于人生坦途的千里马，成长的路上必然有一番飞跃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