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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既非自传，亦非回忆录。我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将生命历程中发生的种种写入我的作品。有时一段经历可作主题，我就虚构一系列的事件来表现这个主题；更为常见的是，我会把浅交或近友作为自己作品中人物塑造的原型。事实和虚构在我的书里相互交织，以至于现在回过头去看，我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即使能记起那些事实，我也没有兴趣把它们记录下来，因为我已经将它们派作更好的用途了；再加上那些事实看起来也相当乏味。我这一生丰富多彩，常常还充满趣味，但它称不上是冒险的一生。我记性很差，一个精彩的故事如果不再听一遍就再也想不起来；但即使再听上一遍，还来不及把故事讲给别人听，我就又把它忘得精光。就算是自己讲过的笑话我也从来都记不住，于是我只好继续编新的笑话。如果没有这一缺陷，我很清楚，人们与我的交往大概会更加惬意吧。
我从来不写日记。现在我多希望自己在作为剧作家初尝成功后的那一年，留下过日记，因为那段时间我结识了很多举足轻重的人物，那我的日记就会是一份有趣的文字记录。那时贵族和地主在南非造成了混乱局面，人们对他们的信心也因此瓦解，但贵族和地主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旧保持着过去的自信。在我经常造访的几个政客的宅邸，他们谈话的口吻不改旧调，就好像经营大英帝国是他们的私事。大选尚未举行，他们就在讨论汤姆是否应当执掌内政部，狄克对去爱尔兰是否满意，这样的讨论给我一种奇特的感觉。我想今天不会有人去读汉弗莱·沃德太太
的小说了，它们尽管也许无趣，但我记得有几本小说还是很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统治阶层的生活。当时的小说家对此还是相当关注，即使是连一个贵族都不认识的作家们，也觉得有必要对有地位的人多施笔墨。现在如果有人拿起当时的戏单，看戏里有多少人物是有贵族头衔的，任谁都会觉得惊讶。那时的戏院经理认为这样的人物才能招徕观众，而演员也乐于出演。不过，随着贵族政治影响力日衰，公众对此的兴趣也日减。戏剧观众们开始乐于看到表现其同阶层人物的情节，要么是成功的商人，要么是处理国家事务的专业人士。一条不成文的法则开始流行：如果对于主题而言并非必要，作家就不该在作品中引入有“衔”人物。在当时，让公众对下层阶级产生兴趣还不大可能。与这一阶级有关的小说和戏剧通常被认为是肮脏污秽的。如果这一阶级取得了政治权力，普罗大众们是否会像曾经长久地对待贵族生活，以及一时对富裕的中产阶级生活那样，对下层阶级生活产生同样的兴趣呢？这一问题饶有趣味。
在这一阶段，我结识了一些人，这些人因其阶层、名望或地位，很可能认为自己注定名垂青史。我发现他们并不如我想象中那样杰出。英国人热衷政治，我经常受邀前往一些人的宅邸，在那儿，政治是居主导地位的兴趣所在。从在那儿认识的一些著名政要身上，我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出的才具。我于是断定——或许太轻率——统治一个国家并不需要非凡的智慧。自那以后，我在不同的国家认识了相当多身居高位的政客，他们在我面前表现出的思想的平庸，使我一如既往地感到疑惑。我发现他们对生活中的平常事所知不多，也很少在他们身上发现精妙的思维或是生动的想象。我曾一度倾向认为，他们之所以身居要津，只是因为他们天赋演说之才，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抓不住公众的耳朵，那你就几乎不可能爬上权力的宝座；而我们知道，演说之才未必常与思想力相伴。但我见过在我看来并不怎么聪明的政客，处理公共事务相当成功，我只能认为自己错了：事实一定是这样的，治理一个国家需要特别的才能，即使不具备一般才能，这一特别才能也能很好地存在。同样，我认识一些事务型人才，他们获财万贯，事业兴隆；但在和他们的事业无关的方面，他们就显得甚至连常识都至为缺乏。
我在那时听到的谈话也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聪明，其中鲜有引人思考之处。谈话通常轻松（尽管并不一直如此）、活泼、友好而肤浅。严肃话题不会被提及，因为人们觉得大庭广众之下讨论这些话题令人尴尬，害怕显得太过专业似乎也使得他们不去谈论自己最感兴趣的主题。就我的判断，那些谈话基本上止于高雅的打趣，听到值得再被提及的妙语的机会并不多。有人会以为教养的唯一用途就是让人堂而皇之地说废话。总的来说，我所知的最有趣且予人以持续愉悦的谈话者是埃德蒙·戈斯
。他读书虽然看上去不精，却博览群书；他的谈话尤其充满智慧。他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强烈的幽默感，以及辛辣的辩舌。他是斯温伯恩
的近交，他谈起这位诗人来让人入迷；他虽然不可能认识雪莱，但他说起雪莱就好像他们曾为至交。他已和名流们熟识多年。我觉得他是个虚荣的人，心满意得地观察着那些名流荒谬的举止。我也确信经他之口，那些人要比实际上有趣得多。
